来源：TANC艺术新闻中文版 Pac Pobric

在健康、自由、乐观的气氛之中，首届惠特尼双年展（Whitney Biennial）于1932年11月22日在纽约开幕。就在那之前的两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以压倒性的胜利击败了在任总统共和党人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罗斯福在胜选之后的一次电台广播中说，这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全国性胜利”，并且承诺将“有秩序地重振”依然深陷大萧条当中的美国。

▲ 时任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馆长朱莉安娜·福斯（Juliana Force）与“第一届美国当代绘画双年展”（First Biennial Exhibition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Painting），即惠特尼双年展的雏形，1932年，图片来源：Whitney.org

当时的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馆长朱莉安娜·福斯（Juliana Force）通过举办首次美国艺术综合展响应了罗斯福的激情。“日益进步的自由精神开拓了视角”，她对《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说，“因此，对于艺术家和公众来说，最近这些展览更加重要。”

压力下的模式

放在右翼政客占据上风的今天，那样的理想主义颇有些令人难以想象。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胜利可以说是英国脱欧影响的延续，并且为即将到来的法国总统大选（2017年4月23日）中的自由主义派别带来了压力，更广泛地说，也为表达广泛和多样化理念的现代双年展带来了压力。在一个越来越不自由的世界里，双年展的作用是什么？

弗雷德·比德韦尔（Fred Bidwell）是即将在克利夫兰举办的“国际前沿”三年展（FRONT International）的首席执行官，他倒是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适合做新的双年展。“国际前沿”是未来几年里将在美国推出的4个新双年展之一。在迈阿密海滩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人们专门讨论了这一趋势。“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的两天，我见到了我们的艺术总监延斯·霍夫曼（Jens Hof fmann）”，比德韦尔说。“从他嘴里冒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这么做’。”

▲ “国际前沿”三年展（FRONT International）将于2018年7月7日至9月30日在克利夫兰举办，首届双年展名为“一座美国城市”（An American City），图片来源：Biennial Foundation

但是从本质上说，双年展与自由主义并没有什么关联。1895年在威尼斯开幕的第一个双年展是为了庆祝国王翁贝托一世和萨伏伊玛格丽特王后的结婚纪念日。这位国王远非进步人士，而是一位右翼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者。3年之后，他嘉奖了他的将军，因为将军屠杀了80名罢工工人，成功地镇压了由面包价格飙升而引起的动乱。

▲ 1895年在威尼斯开幕的第一届双年展海报、举办地点及展览现场，图片来源：The Venice Biennale

1930年，墨索里尼把双年展的举办权从地方部门转到了中央政府。接下来的几届双年展就变成了炫耀法西斯民粹主义的庆祝活动，并且成为了墨索里尼鼓吹的“为了人民”的运动的一部分。电影、音乐和装饰艺术都被提升到颇为重要的位置，力图吸引普通人而不是精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和自由主义的胜利，双年展才算改弦易辙。1955年在德国，阿诺德·博德（Arnold Bode）创立了文献展，把它当作对德国政治史的鲜明批判。首届文献展集中展示了被希特勒标记为“堕落”（degenerate）的多种形式的现代主义作品，囊括了将近150名艺术家的约570件野兽派、立体主义和表现主义绘画、雕塑等作品。艺术家的国籍几乎完全不被考虑，从而强调了现代主义横扫世界的态势。

▲ 文献展创始人阿诺德·博德，1955年，图片来源：squarecylinder.com

▲ 由阿诺德·博德策划的首届卡塞尔文献展于1955年举行，图片来源：Archiv Stadt Kassel

然而，这种全球性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大多数美国双年展的范本。“在大型展览方面，美国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国际主义的特别视角”，2012年文献展和2015年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策展人卡罗琳·克里斯托夫-巴卡吉夫（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说。其中部分原因要归于美国的辽阔：文化和传统横跨了380万平方英里的广袤疆域，以本国为中心也不无道理。

地方的骄傲

对于美国的最新双年展来说，这一点依然成立。这些最新的双年展往往源自当地、专注于当地。2017年的第一届檀香山双年展（Honolulu Biennial）就专注于探讨夏威夷的环境是如何催生了地区文化。

“我们在这里端详，尝试去了解它是如何塑造了我们”，展览的策展人侬加希雷卡·梅森（Ngahiraka Mason）说。“创造源自于地理的影响，地理塑造了你。”

▲ 为即将于2017年春季举行的檀香山双年展预热，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于2016年3月在当地 IBM 大楼前创作了一组多件雕塑《Footprints of Life》，图片来源：AJ Feducia

文化反过来也改变了它周围的环境。在1960年代，美国艺术家开始进行大尺度的地景环境创作。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的《螺旋防波堤》（Spiral Jetty，1970）和迈克尔·海泽（Michael Heizer）的《双重否定》（1969）等项目把艺术带到了荒凉的地方——棕榈泉（Palm Springs）“沙漠 X”的艺术总监内维尔·韦克菲尔德（Neville Wakefield）希望通过一系列委托创作重新唤醒此种表现方式。“作品应该以某种方式根据现场的条件而产生，而不必像公共雕塑那样千篇一律，”他说。

▲ 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在犹他州盐湖城创作的《螺旋防波堤》（Spiral Jetty，1970），图片来源：Dia Foundation

双年展到底能做些什么？

艺术家的作品如何是一方面，双年展采取什么样的组织模式处理真正的政治问题是另一方面。将于2017年举办的第四届“展望新奥尔良”双年展会利用新奥尔良市内的多个场馆。此类涉及多个场馆的展览甚至比最雄心勃勃的单场馆展览还要复杂得多。然而，方式决定了目标。

▲ 第三届“展望新奥尔良”双年展上，艺术家塔瓦雷斯·斯特拉坎（Tavares Strachan）的作品《你属于这里》（2014），图片来源：Huffington Post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依赖于深厚的信任关系”，“展望”双年展的执行总监布鲁克·戴维斯·安德森（Brooke Davis Anderson）说。“我们深入到了每一个社区，充分利用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上一届2014年的双年展在18个场馆展出了58位艺术家的作品。这是一种自由的多元化模式：尽管艺术总监只有一位——迈阿密佩雷斯艺术博物馆的现任馆长弗兰克林·西尔曼斯（Franklin Sirmans）——然而，像所有双年展一样，它的规模之大不可能只有一种视角。

这种模式也带来了风险。不断扩张的双年展往往纠结于如何找到明确的策展线索。任何同时包括极简主义雕塑家拉里·贝尔（Larry Bell）和政治团体“占领博物馆”（Occupy Museums）的双年展（即将到来的2017年惠特尼双年展就是如此）都将会发现保持明确的立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现如今自由主义正在受到攻击，大胆、清晰的思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这不仅仅是策展人的责任，而且是越来越狭隘的世界中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撰文／Pac Pobric 译／盛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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