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forum
“永远的抽象”展览现场，2016-2017.
“永远的抽象：消逝的整体与一种现代形式的显现”在叙述上以两个中国抽象艺术历史叙事中无法回避的“尴尬”作为激发点：其一，抽象在中国现代艺术中的叙事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边缘化，难以形成具有自身历史能动性的线索。其二，被文化冷战抽空了历史动因的西方抽象艺术于全球化的当下，其遗产究竟为何也变得越发模糊。抽象不再具备面对并回应当代社会境况的力量，甚至通过二维码、卫星地图和政治修辞等变体全面占领当下的生命体验。
“断裂”与“间隙”因此构成了“永远的抽象”一种积极的空间与叙述策略。空间策略体现在两个展厅中断、迂回且不对称的反复关系中：从一号到二号展厅，需穿过红砖大厅的下沉区，右转，走上楼梯并转身后方能继续参观。更重要的是贯穿全展的旁白对一种历史能动性的寻回。散布于展签中对“抽象”的纷繁指认将美术馆体制赋予展签的附加注解属性转化为一处处小着力点，并在叙述串联中构建起平行且作用于视觉体验的阐释思辩空间。词语在反复（即便偶尔失焦）的打磨、迁移与转化中不断调整着参观者对抽象的语义与视觉认知，却无法时刻被展览预设的中英对照体系精准捕捉。其在历史语境与陈述语种中必要转化与时时错位，恰指向一种不再能被轻易厘定的“抽象”观念。
旁白大致分为两个“声部”。一是对二十世纪至今不同主体性实践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通过对具体历史时刻的描述，作品和个体从意识形态与国家意志的抽象布景中剥离，它们在特定语境下勾勒出一道道不定的行径路线：吴大羽对自身艺术身份与创作信息的回撤与隐匿；庄言在延安的前线展览所打开的相异的叙述立场；来自东欧的博巴与马克西莫夫分别来到浙江与北京的教学。同时，不同历史时刻的呼应与交叠（例如丁乙和李津几组时间跨度较大的作品）也将创作实践的历史动向从纵向的单线发展转化为对多种隐含于同一技法或范式中的可能性的横向激发，其发散、共时、多点深化的结构展现着另一种“创作生涯”的面貌。
历史切片与既定叙述的砥砺与摩擦在劳申伯格的目光中得以聚焦。劳申伯格在中国的象征化叙事能轻易统辖我们对照片的辨认，但当描述文字重新贴近图像的细节，个体的交错与目光的间隙在视觉“内证”的闪烁其辞间瓦解了影响与接受截然的因果对应，随之折射出的是更暧昧不定的个体经验与局部视角的拼贴。展厅设置为这场瓦解提供了空间句法：图像的扑面和贴在墙侧面A4展签之间（尺寸、与观者身体关系、沟通媒介的）的反差与介入关系，以及参观时出其不意的90度拐角，策动着历史视角的一次视差(parallax)和调焦。此处展签描述中的“偶得”与历史再访者在空间遭遇中的偶然情境不谋而合，与其它几处展签文字一同构成对历史重访本身之脆弱根基的坦白。被叙述者与叙述者在一种有效档案策略中的共同基点恰来源于此：创作个体在历史中留下的参差交织的生命轨迹时刻都可能与策展人作为轨迹的捕捉与勾勒者得以潜入历史的契机交汇或错位。
另一个声部则对创作与日常中的抽象之专制做出批判性指认与发问，也令叙事阵地转向当下与历史间的辩证关系。展览中最有力的拷问或可通过《耕海》（1974）与《第五系统》（2003）两件作品的对比凸显。一种个体实践与整体结构的分层与对峙直接构成了这两组作品的展示方式。倘若《人民日报》中抽取的俯摄图像样本与《耕海》景象间的堆叠、重影旨在从视觉信息中阅读出政治结构的渗透与内化，那颜磊的《第五系统》则通过艺术实践揭示并激化意识形态的抽象与虚无。《耕海》中的再现机制将意识形态转化为可见的象征形式——这种共谋导致了两种图像互为描述的关系；而《第五系统》则揭示着再现在任何捕捉、放大意识形态之虚无的努力中的缺陷，也即“等价”描述的不可企及。
这种艰难源自作品“临时介入”的在地特质。它深层次揭示着再现机制与创作能动性之间的不相容，并逐步体现为视觉语言在三种不同的作品呈现形态中的踟蹰。从第一张被放大的现场照片到一系列拍摄写着“第五系统”的墙面的小型照片，以及最终清晰标出作品地点却抽离了场所感的地图（这是为参观者设定的路线），正叙或倒叙的解读演绎着特写与远景之间的迂回和不同视角的冲突叙述。一端抽离了具体的空间体验，但信息与线条的趋于明朗令整体结构与微观介入之间的张力与关系得以体现；另一端乍看之下无法产出任何有效信息的碎片化与局部感威胁着任何对这场对峙的视觉化可能。飘浮于两个端点之间，几张现场记录中的“第五系统”四个大字反复出现。这之中的矛盾立刻显现：“字”在宣告作品在场的同时，也以宣告本身趋于空洞的手势指向作品与其企图揭示的结构本身对视觉机制的逃逸。
此时，“第五系统”四个大字指向两种背道而驰、但又平行存在的读解：文字的自我宣告在有意无意间造成的危险近似于吴印咸镜头下政治手势的虚无与抽象（记录手段的局限与无奈？还是无意间落入可见性的机制中？），或也通过墙面和其上符号的物质感对视觉机制的整体性发起抵抗（这种抵抗的能动性与手势出自艺术家还是作品本身？）。
这场抽象与抽象的多向度对峙既有抗争性的撕扯，也存在历史叙事的主动迂回，艺术实践的能动性或许恰是在这两（多）种读解与两（多）种抽象之可能的夹缝间栖息、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