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 Katz:现实即现在,风格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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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毛边本 2016-11-03 16:02:27

来源:艺术界LEAP 文:陈侗


亨利·米修,《无题》,1960年,日本薄棉纸上水墨,32 × 45 厘米


水写字与书法之本

THE ORIGIN OF WATER WRITING

AND CALLIGRAPHY

迄今为止,在中国,只有两种全民可参与的艺术:摄影和书法。当然,在最最“全民”的意义上,摄影就是留影和合影,书法就是墙上挂的“厚德载物”四个字。

拍照谁不会?只要按快门不按错地方就行了。由于有了数码相机和手机,大可以说:不会拍照的简直就不是人。但是,如果说:“写字谁不会?”则需要深究—人们经常会说“我字写得不好”,意思是没有专门练习,但人不会说“我照片拍得不好”,只会说“我‘这张照片’拍得不好”。这便出现了第一个根本性的差别:书法的标准比摄影更明确。书法是纯粹的输出,摄影先有对图像信息的输入。一个字写不好,尽管书写者会怪自己,但也有可能会怨某个字本身就不容易写得漂亮,例如“田”字,字的结构太对称,很难在视觉上写出节奏感。但一张照片如果拍得不好,拍摄者往往会责怪被拍的对象,说:“你的姿式太呆板了”或者“你眨眼睛了”……倘若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一项艺术门类,书法的普及性还是不如摄影——以摄影谋生的人估计也是大大的多于以书法谋生的人。在旅游景点我们通常会遇到的情况是,尽管每个人都有手机可以自拍了,但还是会有照相摊贩走上前来问你要不要照张像;相较而言,书法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旅游区没有书法者的身影,除非是在“书法之乡”;而在一个城镇,最多有两三个为其他人写春联,过去为招牌题字的机会现在都让给了电脑的字体设计和打印。在此大环境下,香港出现了曾灶财这样的户外书写者,就显得极为珍贵,无论他是不是会被人视为精神不正常——他写,故他存在。

陈侗的速写

数码相机其实有点像水写字,两者都很省钱。真正把拍下的照片都打印出来的人似乎没有,这也有点像水写字,瞬间化去,最终留不下什么。

是不是因为摄影工具和材料的技术化、标准化以及更新换代的程度较高,就必然比书法更容易普及?在并非人人都有照相机的年代,书法的普及程度显然高于摄影,那时候,只要是小学毕业,写字的关基本上都是过了的。所谓“不好”,只是审美趣味的差别问题。那时候,摄影在大家看来还是少数人才有钱玩得起的、很特别的事,属不属于艺术则另当别论。与摄影相比,书法的成本几乎等于零,特别是发明了水写字帖后,连纸和墨都省了。所以,书法所要花的主要是时间成本,一种集中的、可以计数的时间成本。能够花得起这个成本的只有两类人:讲求生活规律的人和退休人员。这两类人其实也可以说就是一类人:进入退休状态的人。他们每天出现在公园里,坐在同样的位置,与之打交道的,同样是处在退休状态的人。

广州的人民公园几乎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景象,只有季节和天气在变化。这里,除了参与者人数较多的粤剧“私伙局”、交谊舞和大合唱,还有三三两两在地上练水写字的业余书法家,他们无一例外都是退休者,男性居多,偶尔也见到女性的身影。他们的表演通常只会吸引不超过三个以上的观众—粤剧那样的曲艺表演,或者像交谊舞那样的音量很大、身体的运动幅度又大的艺术,才更具有吸引观众的能力。

在2016年策展人郑宏彬策划的兴庆宫公园计划中,艺术家黄周妥组织了一场水写字的书法大赛。

我想,那些练习水写字的业余书法家们,应该没有思考过吸引力的问题,而是循着某种本能的指引自觉地来到公园里练习水写字。当然,第一个人这样做的人很重要,他可能已经死了,或者,他也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水写字帖谁是第一个发明者?对我而言,寻找水写字帖之父,没有“谁是公园水写字的首倡者”这样的提问来得紧要。我不是想去问这个人为什么要开始用水写字,我只是想知道:一个人如何能够就这样将一个纯属内在修炼的行为,变成了带有表演意味的事情。水写字帖对于书法练习来说,似乎已经足够了,把它搬到公园加以放大,其行为的意义已经大大超出了书法练习本身,而是真正触及到了群众文化活动的本质,即能够像病毒那样迅速传开的、易于模仿的事情,才是属于群众文化活动。

群众文化的特征需要强调一些什么?是人数还是每个人的身份?都不是。或许只有“表演性”才是所有群众文化活动的共同的意识基础。不光水写字,像粤曲、交谊舞、下棋和太极拳,这些公园里的常见项目都是可以在室内充分展开的——尽管群众艺术馆可以提供空间并且进一步纳入可供总结的项目来作为本机构的工作成绩。但满足了表演者的表演欲,群众艺术馆馆却不能保证每一次活动都有足够数量的观众的在场。观众之于表演者的重要意义而言,可以类比KTV里的朋友聚会时的卡拉OK演唱。若没有三人以上的人数,人们不大会去KTV唱歌,而如果这样的聚会多于三十个人,其中大部分本可唱歌的人就只能在其中充当观众,当然,这对于那些对自我歌唱水平感觉良好的演唱者来说是一件快乐至极的事情。

在2016年策展人郑宏彬策划的兴庆宫公园计划中,艺术家黄周妥组织了一场水写字的书法大赛。

水写字的观众属于标准的游手好闲者,他们静静地待在“书法家”的旁边,根据一开始的笔画猜想终究会写出一个什么字来。而水写字“书法家”似乎又很懂得吊观众的胃口,他们往往不会去写类似“白日依山尽”这样的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诗句,以防观众在刚开始写出第一个字的时候,就念出了他还没有写出的诗句里剩下的文字。下面的这个对话场景,颇能说明在书写者与观众之间交流中时常逸出的书法,是如何成为了各种话语表达路径的交汇点:

一个较胖的老人正在用正楷写下“葳蕤繁祉”四个字,他问旁边另一位一同写字的高个子老人:“知不知道下一句是什么?”高个子老人便用行书写了“龟图凤纪”四个字。在一旁的老太婆看了之后就问,“这是什么意思?”胖老头答道:“‘葳蕤’就是花朵下垂了的样子,古人觉得这很像那些‘宾州仔’(男性生殖器),而‘繁祉’就是‘多’的意思,这就是在形容男丁很多,古时候的有钱人家都很喜欢挂这几个字。”这位老太婆既是观众,也是初来乍到的书写者,她在家用报纸写,也写硬笔书法,她认为练书法需要有值得书写的东西(用老头的话来说就是“肚子里要有墨”),于是她就抄了点古诗来公园练习,她把公园当成了学习的平台,所以会向那些比她书写经验丰富的老头请教。而老头们也的确不愿意把那些知道的东西憋在肚子里,如果有人问他在家写字和在公园写字有什么不同,他则会把他知道的关于水写字的一切一股脑地倒出来告诉你:毛笔是散毫的,运笔复杂,墨分五色……所以水写的字只能是练字的结体……

陈侗的速写

所有的书写者都不会主动谈及“表演”的问题,因为似乎书法的本意里并没有这一项。业余书法家几乎每一个人都表示自己没有参加过比赛或者展览——公园这个场所已经足够满足他们的表演欲了。在公园里用水写字,空间开放,在地面上写字,字的尺幅也可以写得很大。既然是写大字就需要调动全身的气力,也因此,练习水写书法对于身体锻炼的意义丝毫不亚于打太极拳。

如果是一个器材齐全的业余摄影家,他除了会对风景感兴趣,还会争取参加哪怕最不正规的展览,例如随便将作品挂在某个小区的走道里或者区文化馆斑驳的展墙上;而水写字的实践者则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他们每天都准时来到公园,明知自己的作品在一刻钟之内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也绝不轻易放弃这个表演的战场。他们甚至不会想到要把某一次书写的得意之作拍摄下来留作纪念。也就是说,他们就像那些德行极不一般的人,只重过程不问结果。那么少的观众,近乎无声的动作,还要一直低着头——此番景象与周围的热闹喧嚣形成强烈对比。可以说,这就是书法自身的力量,它比留下痕迹的墨宝更能显示书法在当前时代的作用,同时也展现了化解书法与社会生活之间矛盾的生动方法——保留书法的动作与精神最佳的方式就是让字消失。既然字注定是要消失的,它的好坏就变得没那么重要,最最重要的反而就只剩下跟地面接触时给书写者带来的那种特殊的感受。而且,这种感受是由每一天的重复书写带来的,不仅仅是熟能生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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