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非昔比的“虚空”
发起人:天花板  回复数:0   浏览数:1532   最后更新:2016/10/31 11:04:04 by 天花板
[楼主] clclcl 2016-10-31 11:04:04

来源:artnet


展览现场,2016。图片:致谢作者


日前,中国艺术家丁乙与委内瑞拉艺术家EliasCrespin应邀在北京Hadriende Montferrand画廊合作呈现双个展“对话”,他们都有着极富个人特点的艺术语言:丁乙在数十年的艺术探索中形成了以“+”和“×”为代表元素的抽象语言体系,内蕴着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凝视和观察;而Elias Crespin的移动装置则结合了科学和艺术的结合,呈现出极富韵律的美感。artnet新闻团队与二位艺术家进行了深入对话,他们分享了自己多年来的艺术探索、近期的新感悟及对本次双人展的愿景。


artnet ×丁乙:

艺术家丁乙,2016。图片:致谢作者


你多年来的创作为何叫做《十示》?数十年间,《十示》系列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1988年最初开始创作时,我并没有想到用“十示”这样的标题,但随着创作逐步深入,新的东西不断涌现,就很难放弃这种探索。即使到现在,我还不断有新的想法,所以“十示”不管作为内在架构还是外在标题,都是我最真实的状态。


而变化又是一直都有的。比如,1999年到2011年是我创作中的“荧光时期”,当时主要影射整个中国的城市发展,用抽象语言表述时代。后来又把空间拉的更广,在高处俯瞰我们生存的空间。这种变化也体现在情感上:我年轻时没有戒备,作品可以非常观念。但今天,我已过不惑之年,进行《十示》系列的创作也已28年,觉得自己的感性成分越来越多了。我近期的作品中,对角线经过了必要的计算,但笔触带有情感,是一种更抒情的描述。以前我很在意外界的评价,但现在都无所谓了,因为所有的评价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我。一个艺术家的面貌应该要是复杂的,多年的创作中风格也一定会不断转变。但最根本的还是要画“好画”,吸引人的画。


展览现场,2016。图片:致谢Hadrien de Montferrand


确定抽象符号“+”和“×”的过程是?


最初没有“×”,只有“+”。这个“+”是工作中来的,我在上大学之前已经读了中专,当时学的是设计,也在玩具厂工作。我们所有的稿子都要自己画,包装的尺寸要用十字线来精确标示,切割到什么位置才能一目了然。有四个十字就可以框定一个空间,就像现在印刷里面的“出血”。(注:“出血”即“初削”,指印刷时为保留画面有效内容预留出的方便裁切的部分。)


我当时也看到吴冠中等人开始画抽象,不过他们的抽象偏风景,我想要的则是纯粹的、理性的、结构性的抽象。实际上,吴冠中等人的艺术精髓来源于中国画,中国文化里总是要有原型,看一个东西就能联想到经验里已有的东西。但我要追求的是艺术本身,它不基于任何经验,是构建一个新的世界。


上世纪80年代,西方当代艺术传入中国,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的艺术家群体对此做出了热烈的回应。在大多数人选择情感表达强烈的“政治波普”风格进行创作时,你为何选择了相对“冷门”的抽象艺术?


首先,85、86新潮时我虽然是学生,但也参与了其中。那两年我有抽象作品产生,86、87年还做过行为艺术。参与之后就会看清潮流的本质,自然也会逐步审视自己,所以我开始思考创作定位的问题,决定要做一位形式主义画家。当时的社会充斥着各种风起云涌的运动和宣言,所以《十示》的第一件也可以看做一件宣言:红黄蓝三原色是最简单的,象征着我要回到绘画的原点,从最基本的色彩开始。这种行为在现在看来经过了思考和策划,但当时却是不完全自知的选择。


其次,我当时也是逆反的。1988年时我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此前已经画油画多年,主要学习的是巴黎画派中的莫里斯·郁特里罗(Maurice Utrillo),他终生画巴黎阴天的街景,我实际生活环境中看到的街景和他画中的非常相似,而且又被其中忧郁的气氛打动,所以当时就在用他的方法画上海。但巴黎画派不是当时油画系教学中的主流,所以我选择进入了国画系,但我对国画完全不懂,80年代末,很多艺术家在热情地探索国画发展的新方向,主张中西融合,我本来也想试试这条路,后来觉得没有大的前景就中止了,开始回到个人化和国际化的路径。当时我写有一些札记,其中就说到要把先前习得的西方现代主义风格和中国的传统因素都去掉,回到艺术本源。


展览现场,2016。图片:致谢Hadrien de Montferrand


28年的《十示》系列创作中,你已经尝试了许多创新性的绘画媒介和手法,随着这一过程的逐步深化,你会不会担心遇到创作瓶颈?


实际上确实不可能不担心。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有危机感是正常的。我的危机感不在于主题的突破,而在于是否沉浸在工作中,因为工作状态和对艺术的态度决定了我能否继续突破。现在只要我在上海,每天差不多保持超过12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所以我觉得自己不可能找不到灵感,一件作品到了快要收尾的时候,下一个作品的想法就出现了,它是连续的。或者说每件作品里总会有未完成的问题,我可以在下一件里面接着完成,不满意的地方也可以接着调整。


比如,我最近的的变化就是木板的使用,这也来自于工作和展览。当时决定在龙美术馆做个展,因为它的大厅是坚硬高大的水泥面,我就想做能打败和消解这种环境的作品。媒介上,我没有选用雕塑之类和环境有关的东西,全用绘画去抗衡。但画布又不够坚挺,于是我慢慢把目光转移到了木板。一提到木板,可能大家会觉得过于传统,有中世纪的感觉,所以又开始考虑木刻。想法成型后我立即去买各种材料尝试,最终确定的创作方法是用颜料铺几层基底,通过刻的深浅来呈现颜色的变化。如此,也给观者留下了想象空间,他可以从中国的漆器或碑刻等各角度产生共鸣。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在理解上是多元的,“十示”作为一个标题就是不想给观众预设主题,因为我的作品实际上也是“无题”,完全是开放的。


你曾经说过“抽象艺术在未来不会成为主流”,为何产生这种观点?


主要有两个层面的理解。一是抽象艺术作为主流的时间是上世纪60年代,现在它已经过了,不可能再回来了。二和中国的具体情况有关,现在无论是画廊还是拍卖行都喜欢集合部分抽象艺术家来推出一些概念,但我不认为这种做法可以完整呈现抽象艺术的样貌,或是促使抽象艺术成为一种有压倒性影响的流派。我说“抽象艺术在未来不会成为主流”,实际上否定的是这些。


在艺术史中的抽象艺术有着“冷抽象”和“热抽象”的不同路径,也构成了抽象艺术发展的清晰脉络。在这个语境中,你认为自己能否与其产生连接?又有哪些艺术家对你产生了影响?


我觉得这个脉络已经断了,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整个国际艺术就没有了流派这种概念,所以你无法去延续这种流派。现在整个的艺术世界发展非常多元,有伦敦、纽约、柏林等许多中心点,很多西方画廊开始关注中国当代艺术,这种情况在之前都是没法预料的。在这样的动态中我也有自己的判断,不论是画廊、艺术家还是作品本身,能不能打动人才是最本真的东西,有的东西固然观感“很好”,但你会觉得它没有力量,不足以俘获人心。所以我想要创作的绘画就是能够挂在墙上,始终与观众产生共鸣的,让人每天都能有新的发现。


而说到艺术家,我其实有很多崇拜的对象,但以现在的年龄已经不会去专门醉心于某一位艺术家,我始终将自己的思维开放给历史的陈列中给我灵感和教诲的东西。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他的营养应当是丰富而非单一的。


是什么样的机缘促成了本次与Elias Crespin的双人展?对于这个展览,你又有什么样的感觉?


首先是Hadrien de Montferrand画廊的安排,他们觉得我和Elias Crespin这两个不同地域的艺术家形成了抽象探索的交接。不过在这之前,我也见过他的作品。双人展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做法,可以是像我们这样形成对话的关系,也可以将完全不同的作品放在一起“对撞”。而就我们的展览而言,以这种方式、在这个空间呈现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本次的作品有着黑白的气质,同时是纸质的,有更多的细节,粉笔和木炭的摩擦产生了一些粒子,和Elis Crespin这种轻巧飘逸的感觉在气质上比较契合。


艺术家Elias Crespin,2016。图片:致谢作者


artnet × Elias Crespin:


你是第一次来中国吗?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及现在所处的798艺术区有哪些认识?


是的,我专门为这次展览而来。中国很有趣,是一个“奇幻之地”。在西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来到中国,或与中国建立联系,但人人都知道它。中国像是一头遥远的、沉睡的雄狮,有着很深厚的文化。就好比我和丁乙,我们在地域、文化背景上都有着很大差异,但有一点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处在同样时空中的人。所以这次的遇见对我来说是很有意思的,我现在身处于一个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


我了解了798艺术区的一些历史,也很喜欢这些样貌质朴原始的建筑。其实很多国家都有着相似的情况,纽约和柏林几十年前就有这样的工业区,但因为中国的一切都很大,规模都要翻倍,所以影响力也是很可观的,总体来说是一个逐步苏醒的文化。而在当代艺术圈方面,有着很新鲜的环境,我之前只了解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名字,这次来又看到了一些有着深刻意涵的作品。中国人不畏惧艰辛的工作,这一点我很喜欢。

这些精妙的装置作品多被认为是在三维空间内探讨形与结构的问题,你是怎样从构思转化到实践的?


我的作品确实与空间有关,每一件作品除其本身外,投下的阴影也是值得注意的部分。因为三维透视关系是由脑子构建的,而影子却是我们视网膜得到的东西。而且技术也是很大的挑战,为了达到理想效果,我尝试了很多方法。比如我的第一件作品就经历了两年的发展过程。


我的出发点就是定义它们的“几何身份”,探讨三维各平面间的关系。首先需要思考使用什么样的的元素,这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自由过程。当然也会遇到一些实际问题,比如作品规模。那就促使我从一些不同的角度和路径去解决。


以这次展出的两件作品为例,由方块构成的《Gran 16cubos 8×2》与环状的《32 segmentos en ronda》间肯定有联系。在《Gran 16 cubos 8×2》中,每一个构成元素(方块)都由四根尼龙线控制,随着角度变化产生有趣的形状;而《32 segmentos en ronda》中每一个元素(金属段)都是独立的,由两根尼龙线控制,相比前者就自由很多,前者结构更复杂。所有的这些东西构成了作品的完整意涵。我总是先决定作品的规模,后进入搭建。


搭建方面,为了这些几何形,我需要很大的平台,发动机被安装在顶部,电脑对发动机的控制由电子接口(electronical interface)实现,这些接口是可变的,所以能够反复使用。几何形一旦变化,发动机和尼龙线都要跟着变化,但是软件和电子接口可以针对它们进行调整,产生不同的解决方法。


接下来就是材料的问题了,这和搭建的部分完全不同。我会同时构想很多,然后根据形状选择不同的材料,切割方式也不同,有时是镭射切割,有时是高压水柱(waterjet)切割。有一个新的工作室允许我使用它们的设备,所以我用切割后的金属元素做了一系相同的方块,这件作品会在今年的上海ART021展出。


展览现场,2016。图片:致谢Hadrien de Montferrand


你觉得自己是一位“观念艺术家”吗?


不,我不是一位观念艺术家,只是一位几何抽象主义者。其实我不喜欢空间、时间这样的术语,因为它们被使用得太多了。如果你实际看我的作品,可能更愿意将我称为一个“关注运动的艺术家”(movement artist)。此外,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我又是在改写我祖母Gego的作品。


因为我的自我意识没有那么强,所以关于什么是我、什么是我的作品之类的问题,可以完全开放给批评家、写手们去定义。我和丁乙的相似之处就在于,我们不会给作品某种特定的意义,每个观察者都有自己的想象,我希望为自己的作品保留开放的语境,欢迎任何形式的解释,推动新的意义的产生。


你对于女艺术家及她们作品的认识是?


这就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当你观察生活中的事物时,是从“女性视角”还是“人的视角”出发?在我的祖国委内瑞拉,女性有着强大的社会力量,我成长于这样的环境,所以一切都是自然的。而在法国,女性需要为自己的权利奋斗,于是我才意识到社会对于男女资源的分配是不均等的。确实,有人对女艺术家们不那么友好,但我觉得这不是男人或女人的问题,我看到的是艺术,这是不需要区分的。


最近我经历了一件事,一位观众被朋友邀请过来看我的作品,见到我之后非常震惊,她说如果不是看到了我的话,还以为这个作品是一个女艺术家做的。这种反馈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不过现在有一些女性运动又太过于“抵制”男性,这样其实又将她们自己推到了一直想要避免的极端对立面。人和人之间一定要按性别来划分所有事情吗?不是的,我们完全可以在一起做任何事情,比如我这次在中国的合作团队中就有很多既职业又高效的女性。女性的权利应当是人类的权利(woman right should be human right)。


展览现场,2016。图片:致谢Hadrien de Montferrand


在你的创作生涯中,有哪些人给你以启迪?


首先,我本人虽然不是一个哲学家,但我喜欢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英国哲学家)。另外,我还喜欢Ray Kurzweil(现任Google工程技术总监),他是一位“有关未来的哲学家”(philosopher of the future),总是基于半科学性(semi-scientific)的方式和超前的技术来预测未来会,比如他始终认为科学技术终有一天会超越人类的能力极限。虽然这些预言我并不完全相信,但他说的确实非常有趣。


而我最喜欢的艺术家是达·芬奇。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不仅是几何学大师,还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另外,我还喜欢詹尼·科伦坡(Gianni Colombo,意大利艺术家)。他的代表作《Spazio Elastico(Elastic Space)》是一个布满弹性线条的房间,观众可以游走其间,当装置启动后,你会感觉整个空间都开始倾斜,非常挑战感官。我做第一个方块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其实那时候他已经在做了,只不过他的技术更基础,虽然也用发动机,但不由电脑控制。


Alexander Calder也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我的母校是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大学城( Ciudad Universitaria de Caracas,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央大学(CentralUniversity of Venezuela)。当时委内瑞拉的艺术家邀请了二三十位欧美艺术家参与环境艺术作品的创作并陈列在校园中。我们被授予学位的曼格纳礼堂(Aula Magna)顶部就放置着Alexander Calder的作品《Clouds》,这就是我最初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原因。


展览现场,2016。图片:致谢Hadrien de Montferrand


是什么样的机缘促成了本次与丁乙的双人展?对于这个展览,你又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是通过Hadrien de Montferrand画廊的介绍认识了艺术家丁乙。说到感觉主要是两个层面。第一,我和丁乙的作品并置在一起是形成一种新的融合,像是产生了一个切口,从一个梦境连接到另一个梦境。第二,这场“对话”是又是有差别的,他的作品很抽象、是几何的、成体系化的,我们放在一起像是“手工和机械的结合”。我把这次展览看作是一次探讨人性的美好隐喻,很有幸参与其中进行一场跨文化的思考和交流,然后又把这个信号发散开去,形成一个和谐的新世界。我们是“异中有同的”(we are the same in our differences)。


文:薛丹青、余雨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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