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艺术 文：姜俊

2016年9月21日和10月8日，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Public Art Cooperation Center ，简称PACC)举办了两场关于“明斯特雕塑项目展”的讲座。这两场讲座分别由青年学者Thorster Schneider和明斯特艺术学院艺术史教授Gerd Blum教授主讲，从属于2016PACC年度公共艺术系列讲座《日常生活中的公共性》之明斯特专辑。“凤凰艺术”特约撰稿人，青年艺术家及评论家姜俊为我们回顾并梳理明斯特雕塑项目展及明斯特的历史与艺术。

▲ Thorster Schneider讲座《明斯特公共雕塑计划展——书写当代艺术口述史1977-2017》

▲ Gerd Blum教授的讲座《“雕塑项目”——本源、国际成就、隐藏的规则、明显的隐患1977-2017》

十年一届的明斯特雕塑项目展将于2017年6月再次拉开帷幕。虽然它从诞生以来有将近40年的历史了，但跟卡塞尔文献展与威尼斯双年展相比，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说，明斯特雕塑项目展还非常陌生的。明年夏天同时也是欧洲当代艺术的大年，如果要进行一次艺术旅行，从威尼斯开始，到巴塞尔，再到卡塞尔，然后是明斯特，将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最后还有闲钱千万不能忘记雅典。以上就是明年夏季欧洲艺术旅行套餐的全部菜点。

▲  纪念册《出于身体》

为了推销这一届雕塑项目展，并纪念其成立40周年，明斯特策展研究团队还前所未有地和艺术杂志《Frieze》合作在伦敦发行了以“Out of”为前缀的三个研究纪念册，并将成为2017年明斯特雕塑项目展的历史文献理论的一部分。他们分别是《Out of Body》（出于身体）、《Out of Time》（出于时间）、《Out of Place》（出于场所）。每一本都由一个对于雕塑和室外项目来说至关重要的概念引导：身体、时间、场所。在今天数字化和全球化，以及新经济的语境下，这些概念似乎越来越模糊了，我们如何以一种跨媒介的角度在公共空间中重新理解以及整合身体、时间与场所呢？

▲ 纪念册《出于时间》

在2017年重回明斯特前我们最好可以看一看它诞生的那一刻。在全球双年展泛滥的今天，在展会经济所带动下蓬勃发展的艺术旅游，当代艺术展览，特别是城市空间的艺术节都以激发城市旅游、酒店、餐饮经济为目的。当代艺术无疑成为消费社会总体性中的小子集。反观1977年开始的明斯特雕塑项目展，它是一个城市内部的美学启蒙计划。它强调本土性和在地性，以及和市民日常生活的交流互动。它完全不同于1895年成立的威尼斯双年展，旅游业和国际影响力从来不是它开始的动因。1977年明斯特威斯特法伦州立美术馆策展人Klaus Bussmann和当时还非常年轻的Kasper König一起筹划了一个大型雕塑展览的公共空间部分。

▲ 正在给政客们讲解的Klaus Bussmann）

▲ 1969年参加Harald Szeemann 展览的Kasper König, 当今德国最资深和重要的策展人之一，同时也是当时明斯特的富X代

1977年是德国摆脱纳粹后的第32个年头，当波伊斯在杜塞尔多夫活跃的时候，离它不到2小时车程的明斯特却笼罩在保守的艺术气氛中。Münster一词在德文中就是教堂的一种型制，这个城市因其众多的教堂得名。今天的明斯特因为自行车和大学城而享誉欧洲，同时也在2004年被评选为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城市。它12世纪建城，曾属于汉萨同盟的成员。明斯特还是一个非常天主教的城市，在城市中心屹立着一座建于805年宏伟的明斯特教区的主教堂——圣保罗大教堂（St.Paulus Dom）。因此这个城市有着一条非常清晰的分界线，它区别了神圣的宗教区域和日常世俗区域。一条中世纪的购物大道贯穿城市，充满了浓厚的穿越气息。17世纪惨烈的三十年战争就是在这条街上的旧市政厅中拉上帷幕，1648年欧洲各国在这里签订明斯特和约，这是威斯特伐利亚合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的一部分。和约构成了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它直到今天仍然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二战其间的明斯特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有别于其他追求现代建筑风格的德国城市，明斯特在二战后坚定不移地彻底恢复了这座昔日散发着荣光的中世纪古城。

▲ google地图中的明斯特

▲ 圣保罗大教堂（St.Paulus Dom）

▲ 原则市场，Prinzipalmarkt

▲Kolb, Joseph Maximilian，1850，铜板蚀刻，手工上色，德国，按照Julius Lange的素描制成

▲ 历史市政厅(Münsters Rathaus)是一栋建于14世纪中叶的哥特式建筑

▲ 二战后明斯特原则市场周围的城市废墟

1955年是卡塞尔文献展第一次开幕，它既被认为是对于纳粹艺术风格的反省，恢复和接续了前纳粹时期的欧洲现代主义，也被称为第二波现代主义浪潮。同时它处于东西德交界，在冷战的政治格局下定义了什么是自由的艺术风格，勾勒出了一条冷战的文化分野。现代派抽象艺术在西方阵营中被大力提倡，它貌似和政治绝缘，不描绘任何政治图像，但其背后存在着类似的动机——“敌人反对的就是我们赞成的”。当苏联和其东方联盟确立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艺术成为了维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那么资本主义阵营的西方则希望通过抽象绘画来和“邪恶专制”的铁幕政权拉开距离。抽象貌似避免了任何具象和再现的因素，体现了艺术的自由和自律。它是看不见的审美政治，自由构成了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话语。

▲ 非形式绘画代表画家K.O Götz

二战之后和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并行的是以杜塞尔多夫为中心的非形式绘画（dieinformelle Malerei），它们的不同主要在于，美国致力于文化霸权的建立——一种国际现代艺术的典范，而德国却是在淘洗本身的纳粹遗留。在联邦德国，抽象风格代表了对于阿道夫·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反思和故意反叛。当时的纳粹把现代主义艺术称为退化的艺术（Entartete Kunst）予以禁止，具象成为了政治宣传的有力工具，因而现代主义艺术反而成了国际文化的英雄。希特勒当政时清洗了一切现代主义艺术风格，现在它们“变本加厉”的回归了。包括被纳粹关闭的包豪斯学院，他们的风格反而成了二战后建筑复兴时期的主力军。

▲ 1937年在慕尼黑举办的蜕化艺术展

当时现代主义的二次潮流已经发生在杜塞尔多夫、科隆、法兰克福，但并没有进入德国大部分城市的日常生活，就如同当下的中国。文革结束的30年后，当代艺术虽然在上海和北京蓬勃发展，但还没有完全成为全国都市日常生活的主流。明斯特这座战后彻底恢复的“伪古城”有着自己对于传统的执着，纳粹的理想主义美学依然是市民心中艺术的圭臬。这时年轻的LWL明斯特州立美术馆策展人Klaus Bussmann给远在纽约同样年轻且名不见经传的Kasper König打了个电话，试图在明斯特筹备一场大型的现代雕塑展，其中包括了室内部分和室外部分两个区块。而Bussmann希望König可以调动他的美国资源，引入一批当时流行的美国艺术家来明斯特完成室外部分的在地性创作。

二战后的德国进入了一种重新学习现代主义的尴尬局面，其实包括非形式绘画的先驱K.O. Götz在回忆他艺术生涯时都提及了二战后作为青年的他在法兰克福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在雕塑创作上，纳粹打断的现代主义现在也需要通过美国再次被引入城市的日常生活。

▲ 明斯特老动物园大门

▲ 现在在Aasee湖边的LBS银行大楼

1969年位于明斯特人工湖Aasee边上的动物园被关闭了, 一座西德州立银行（LBS银行）的总部大楼将在这里拔地而起。市民的动物园被搬到了几公里外的地方，今天要坐14路车出城才可以抵达。银行老板Ludwig Poullain当时威胁明斯特市长，如果他不把动物园搬走，腾出地来给他们做总部，他们将选址多特蒙德，这样对于明斯特来说，在工作岗位和税收上显然是个巨大的损失。经过反复考量，动物园还是被搬走了，作为对于市民的补偿，银行赠送了一个非常抽象的现代雕塑作品给城市的公共空间。当时美国著名雕塑家James Reineking的运动雕塑《三个旋转的四方形》，至今还矗立在漆器博物馆对面的绿地上。这个善意的补偿性举动反而引发了一系列抗议，银行既夺走了市民的动物园，又以一个如此荒诞的雕塑来搪塞。地方性媒体铺天盖地的展示了市民和大学生的愤怒。

▲ James Reineking的运动雕塑《三个旋转的四方形》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策展人Bussmann希望以一种市民美学启蒙的方式举办一个大型的现代雕塑展。以此获得一种在地性的美学教育，从而扫清三十年来根深蒂固的纳粹审美。理想型的纳粹美学是等级性的，它的目的在于塑造一种单一的人民。它否定一切不符合这一方向的倾向，如同汉娜·阿伦特所言，纳粹极权主义的特征是：从政治到日常，即使连审美都获得了绝对的统合。艺术和政治的切割分离也是二战后德国文化圈长期致力于祛纳粹主义的表现。其中以戏剧为文化改造的急先锋，二战后德国的首批文化设施重建开始于公共剧院。于明斯特旧址重建的剧院“明斯特城市剧院”（Städtische Bühnen Münster）正是对于这种纳粹美学的背离，通透的玻璃幕墙、锯齿形的外立面，并配合杜塞尔多夫的新锐雕塑家Norbert Kricke的现代雕塑作品，它在风格上展现出一种非统一性，甚至是分裂的现代主义风格。1955年4月在达姆施塔特展开的建筑设计讨论，确定了战后德国新建筑的风格，特别是公共性建筑，如第一批复兴的剧院建筑。它们大多一反战前的宫殿式集权审美，相反呈现出现代主义简约风格，配合巨大的玻璃幕墙，通过玻璃幕墙往往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堂中悬挂的抽象绘画或雕塑作品。剧院不只是一个文化展示的空间，更是一个市民活动的场所，一个公共性政治再现的地方。巨大的玻璃幕墙象征着二战后民主化的西德社会，透明（die Transparenz）不只是成为建筑物理光学的特征，还表示出了城市生活的透明，公民社会决策的民主。夜晚透过透明的大幕墙，看到的是灯火通明的前厅和人群，以及高悬在他们头顶的巨型抽象艺术。它们一起成为了建筑和绘画的合唱，在最隐秘处述说着民主和自由的神话。

▲ “明斯特城市剧院”（Städtische Bühnen Münster）

▲ Raum-Zeit-Plastik，空间-时间-构造

▲ 法兰克福剧院战前和战后对比

正如上所述，现代艺术中的多元性、透明性是后纳粹时期民主改造的美学媒介。就如同席勒的美育理论所言，对于一个失序社会的重构正是要通过美育教育开始。席勒认为，通过审美教育可以培养出新的生活主体，通过这些新主体的联合可以形成一种新的国家及新的社会性规范。他的名著《人类的美育书简》发表于法国大革命6年后的1795年，席勒是所谓的后革命时代的思想家，这一时代的迫切任务就是重建新的规范。灾难性的法国大革命导致了地狱般的修罗场，席勒对此展开反思，他认为启蒙的先驱们虽然在理念上已经准备好了，但社会大众却在感性层面上没有任何准备。这导致了在理念的落实上出现了断裂，即没有相适应的日常生活的感性形式配合。旧的社会规范已经崩溃，而新的又无法建立，因此混乱和杀戮弥漫整个社会。因此他认为在讨论严肃的后革命时代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前，应该先讨论审美问题。席勒是一个渐进改革者，他推崇一种有教养的阶层，他们处于理性和感性的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如何才能造就这样的人呢？那就要通过他所言的审美教育来达成。审美教育可以让由感性、物质层面主导的人离道德和理性更近一点；使得精神和理想层面主导的人离物质层面近一些。审美教育可以通过反复地游戏和排演、互动和模仿去逐渐改变和影响一个人的生存心态。教育是一种浸染和熏陶，它要达到的最高目的就是让假象代替真象——艺术的假象要胜过机械碎片的真实。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个新的市民阶层才能冉冉升起。

对于今天来说，郎西耶再度援引了席勒的贡献，艺术风格的多元性被和政治生活中的多元性对应起来。专制制度已然结束，但社会中依然会遗留着那一时期的生存心态，依然以一种惯性的力量支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时一种长期的、艰巨的淘洗工作，一种所谓的大众参与的、多元的“审美游戏”就变得非常重要。它可以慢慢地重新培育一种共同的生存心态，即所谓的新的政治生活。这一思想同样符合Bussmann和König对于雕塑计划展的预期。除此之外，他们还亲力亲为的向公众、政客、市民宣传现代艺术，甚至在大学开了一个关于现代雕塑的讨论课，在广播中做对谈……——这一切的整体计划构成了对于市民展开的审美启蒙教育。

▲ Bussmann给市民介绍现代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