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技术哲学论坛 文：陆兴华

贝尔纳·斯蒂格勒是目前最热门的一个新学科“数码研究”［digital studies］的领军人物。他于2015年3月1日至5日在中国美术学院所做的“数码研究与当代艺术”的讨论班，将会深远地影响到这个将要在中国开展的全新学科。作为这个讨论班的邀请人和现场翻译，本人在课堂内、外与斯蒂格勒作了很多交流，可以说是受到了颠覆性的影响。结合我最近一年多对他的著作的阅读，下面的文本是对他在数码研究领域中的基本范畴、方法论和理论脉络的基本介绍，意在帮助这个讨论班译文的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他在数码研究和当代艺术方面的思想。

   技术，是生命每次想要走出自身、开始进化时所用的那一支架。最早，它是在沙地或岩石上画圈的那根树枝，后来，就是那根笔，或机器，今天，就是电脑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技术是人：人的进化过程就是技术的进化过程。技术将我们带到今天的进化程度，我们是被动地被它拖着走的。人是技术：人是技术进化到今天的后果本身。

人直立，能平视后，不再全部依赖嗅觉，去了解环境，于是，视觉更发达，大脑就更多地朝着看的方向上进化了。大约三百万年前，人开始用树枝在岩石和沙地上划记号。这种书写，就是今天所说的技术的开端。人一直被技术－书写拖着进化的。是技术-书写将人拖进了今天的数码困境。数妈困境是人的技术－书写困境，是一直纠缠着人类的进化过程的。人仍在被这种技术－书写拖着往前进化，像擀面皮一样，不断地被摊薄，更脆弱、更敏感，但也更鲜艳、更非同寻常。

生命过程被技术化，才能进化。这是法国科学哲学家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的看法。法国古人类学家勒鲁瓦－古尔汉［Leroi- Gourhan］在对远古人类的研究中得出结论：生命在它内部，是寻找不到进化的新路的，只能外化。人直立和开始用树枝在沙地上划线，就是生命走出自己，依赖于一个外在的技术支架，要以更高的形式，回到自己之中。就像豆苗的藤沿着支架来生长一样。生命外化后，才能更高地内化，才能继续向前进化。

技术－书写拖着人进化时，在第一步上，人就中了毒。人类从这毒性中恢复过来的努力过程中，才生产出了新知识。所以，技术－书写是药：人中了它的毒，又用它的毒来治愈自己。我们的生命一走到自身之外，第一记，就被这一技术一书写带来的毒性打昏。我们在今天使用社交媒体时，人际关系被消费化了，行踪被“滴滴打车”捕捉住了一样。但是，慢慢地，我们会反应过来，去克服技术－书写本身的毒性，用更高版本的技术－书写，去对付目前的有毒的技术－书写。这第二反应，就是我们的新“知识”。斯蒂格勒认为，这一事后的反应，就是新知识对于生命的重新“加持”。

一路上，人就是这样克服着技术－书写的毒性，不断生产出新知识，去对付失控的环境，让自己一次次度过技术带来的危机，走到今天的。但是，今天的数码运算的速度，已远超出人脑的计算速度，接近光速了，我们须与数码性作殊死的战斗，才能重新跟上它，将它钳制在我们的理性之内。这样的战斗，我们人类已进行了三百万年，这一次，我们仍能安度难关？斯蒂格勒这一关于技术－书写拖着人类进化的看法，已远离海德格尔关于人的技术命运的看法，是独树一帜的，我认为，将是我们未来的关于技术的进一步思考时必须参考的最重要的坐标。他目前是公认的数码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

我们的大脑，从来都是被我们的社会－技术器官不断重新书写的。这个器官，曾被黑格尔称作“精神”，有无尽的可塑性。我们原有的那种“阅读之脑”并不正常，必须被不断地重新书写。我们今天的首要任务，是使我们的阅读之脑，转变成“数码之脑”。但今天的社交媒体，正在将我们的日常行为书写化到一个文本空间之中，将语流空间化了，活水一样的语言，也被当作了空间对象来传递，并用新的算法来配置它们，甚至使它们自动交互和连续繁殖。我们能不能逆转这个过程？我们的大脑能否诱敌深入，暗渡陈仓，再一次逆转局势，走进新局面？

数码化只是更细、更碎、更死板的书写化。比数码更细的，是纳米。今天，在纳米技术平台上，形式与材料已不可分。许多形式在宏观上已不再存在。新技术和新媒体对我们的影响，远远大出传统上新技术和新媒体通过文化工业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我们必须跳出我们原有的理解框架。我们现有的知识，我们的大学系统，是根本无力来对付这种新情境的。情况可以说是很危急了。

技术，是对记忆的辅助。记忆技术，尤其是网状阅读和机器学习这样的技术推进，正在瓦解和动摇大学栖息地，破坏其地形，扰乱大学知识空间的组织方式，使我们不再清楚大学场域分布、其学科前沿之走向和坐落，不再知道其理论战场到底放在哪里。连它的校园的共同体处所及其社会联系，也正在被脸书、微博和微信这样的社交网络，彻底架空和撕碎。

大学正在蒸发。老知识在新环境里都是全体地对我们有毒的了。新知识只能是这样长出来的，才对我们无毒：新知识只开始于我们努力在其中解毒的过程之中。这时积累起来的众人生产出来的自我文本和作品，才能算作新知识！新知识，是像大洪水后，由我们在新季节里整批地重新栽种出来的。

今天，整个知识体系都被打散，整体地都不能用了。大学是无法改革的！必须创造另外的研究机构，必须创造另外的教育机构和另外的教学方法！只有我们每人自己每天的二个小时以上的冥思处，在斯蒂格勒看来，才是安全的了。我们应该像他那样，每天深夜离家，一个人苏醒于某个小房间，将早上四、五个小时绑架给自己的写和读，否则，任凭我们怎么化妆，我们的自我实践都将是漏洞百出的。他对我说，只有这样的半军事化的自我实践，才能保证福柯要倡导的像花朵的一次次开放那样的“生命实践”了。

数码算法正以光速在全球实时运行，我们现在不能躲在大学这样的救生圏里，继续感叹“逝者如斯夫”了！我们不能比它更快，所以，应以自己的超慢，来与之对冲，然后争取收复它。阿多诺们已在感叹理性正在被理论化吞没，那么，在今天，这理性化速度是加快了Ｎ倍，我们的理性应该如何作出反应，来反手占得上风？

大数据处理已使我们的全部旧知识失效。新知识就是我们对于新技术书写也就是这个技术药的全新应对的经验的渐渐积累。不作出积极的应对，我们就会死在老习惯的毒性里。我们只能用新实践来替换旧机构，对大学，对我们存身的其它机构，都应如此。只有基于可靠的理论知识，才能开始我们的新实践。我们不应该就这样呆在机构里，而应改造它到底，甚至重新发明它！大学只是我们发明另一种大学的根据地了。

早前，康德说，启蒙，是人靠着自己，将自己从被照看的未成年人状态中走出来。今天，不是宗教，而是数码性和社交媒体，横插进来，使年青人无法成年，使他们婴儿化，无法从他们的被管理的状态中走出来。今天的新启蒙，就是成年人主动做出榜样，让年青人通过与成年人的跨个人交往循环，去成年……

斯蒂格勒正在倡导的“数码研究”，在我看来，就是对于我们的大学里的老文科的替代。它是一种大书写研究，包括了技术、艺术、文学、生态等等，既是新的批判理论，也是新器官学，远远走出了现有的“文化研究”的眼界和方法论，可作为我们今天的大学里的一个替代式新文科，在那个新文科正式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今天在大学文科中所做的，首先是：数码研究。

柏拉图的《斐多篇》结尾：有学生告诉苏格拉底，诡辩派开始用笔写了，而我们仍在用嘴对话，怎么办？苏格拉底回答：书写，只是pharmakon，是药。用书写，就会带来书写本身的毒性，而我们只能也用书写去克服书写本身的毒性，没有别的办法了。他们开始用，我们也得用，但得克服使用过程中感染的毒性。在20世纪，数码的毒性，正从电影式药，向电视式药转移，今天已全面向社交媒体转移，通过新算法和大数据收集，与营销和消费过程结合，正普遍地导致观众或消费者的无产阶级化。

正如马克思在他的时代里向我们指出的那样，机器代替了工人的劳动知识后，造成了工人无产阶级化，彻底剥夺了他们的动手制作的知识和生活的知识。今天则是，社会交媒体正在使我们无产阶级化。

药，是人工制品，也是人变成人的条件。人成为人，是人工器官和组织的源发于器官的过程。但这一人通过人工制品或药来变成人的过程，总是既生产出熵，也生产出逆熵，因而它本身总也是对人变成人的过程的严重威胁。

一旦你自己不善于用pharmakon来作出心理－集体跨个人化循环，别人就会来替你用，替换和覆盖掉你的使用。这就像吸毒一样，明明是我们的器官自己会生产的兴奋，结果需要一个中间物，来向我们提供兴奋了，这种提供，短路掉了我们的跨个人化过程，结果只能是毁灭。如此说，今天的数码毒性一点都不亚于海洛因。

关注，是由个人的投注和保留编织而成。微博和微信里的“关注”，本来也应该是这样。“好友”是肯主动作出关注的那些人。但来自生活中的好友的关注，现在已被社交媒体里的记忆技术短路掉。

人都是要做梦和欲望，才能往前走的。技术手段，比如电影，给我们提供了做梦和欲望的空间，是我们的探路轨道。我们应该使我们自己的这种经验成为正能量，不要在创伤和挫折之后，去依赖某种上瘾的东西。而今天的数码性，就成了让我们上瘾的迷药，使我们不再自己冒险往前探路。它逼我们交出自己的关注和信念，杀死了爱。社交网络使感情饱和。我们越在社交媒体上滥情，就越会在真实的人际关系里冷漠和无助。社交网络也造成我们的认知饱和：使用新媒体和社交媒体时，轰向我们的信息越多，我们就越茫然；如果一点点地放出信息给我们，用阴谋论来向我们汇报真相，我们反而感到巨大的享受和鼓舞，像看《福尔摩斯》系列剧那样地过瘾。

但是，生活有两半：关照他人和过自己的日子。关照他人时，是要从自己的孩子扩及旁人，这事就像向传统学习一样地重要。关照的反面，就是欲望。付出的关照越多，自己身上生出的欲望，就更有力，力比多经济之循环，也才更流畅。

心理学家温尼科特划分了人的冲动的两种类型：与母亲的液态、渗流式交换，是非冲动的。与母亲分享后的交换，才是冲动。这是两种不同的能量。很不幸地，弗洛伊德很片面，很暴力，只向我们强调了后面这种冲动。他的关于驱力和力比多的理论，在斯蒂格勒看来，都有严重的缺陷。力比多经济的重建，就是要用前一种非冲动能量，去置换后一种冲动。个人身上深埋的那个远古文化池，通过在婴儿期与母亲的眼神的交流，而被激活，而成为跨个人化循环，直至接通整个传统，和人类的整个过去的疆场。个人的成长，只是对这个古老的

文化池的应对和回流的结果。任何一个生命都有可能在将个人文化池接通到人类远古以来的文明后，成为滔滔江河。

如果我们的记忆短了，我们的关注，也就不会长。而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被消费和营销组织的控制型社会中，各种社交媒体在对我们的关注力加以大规模的工业开发。这个开发你也不能说它全是不好的，但它正在阻断、扼杀我们的内生记忆、身体记忆、物种记忆、代际记忆。我们不得不在新的数码环境下更艰难、更命悬一线地与之战斗。

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向我们指出，人的生活的配方之核心，是有毒的。他说他不再爱这个世界，希望我们跟着他去巴西的亚马逊流域另寻。他的人类学，是一种热力学：人正在走向耗散。斯蒂格勒认为，这种人类学，是虚无主义，是悲观和绝望的。他认为，我们必须迎接新技术对我们的挑战，用配得上我们的手里的新技术的新实践，去逆转这一熵。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反对斯特劳斯的逆人类学。我们必须拿着逆熵性这样一把尺子，去衡量我们当前的每一种实践，看它们能否帮助我们克服那种熵：这种负熵，像尼采说，应该成为价值总体批判中衡量一切价值的那一价值。

在日常层面，我们的那些与消费行为相反的行动，叫做贡献［con-tribution］。它在今天的互联网上正大规模地出现：贡献式翻译，如字幕组；众筹；开源共享，等等。我们应该如何去组织和利用它们呢？

这种逆熵式实践，也是数码技术在向我们带来了毒性之后，同时带给我们的新可能性。在普遍地被无产阶级化之后，我们居然惊奇地发现：大量的业余爱好者聚集在网上，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大的信念，来相信和爱了。比如，在我们的书法爱好者“群”里，书写通过社交媒体，重新被广泛地展示，这种广泛性，是我们原来能想象的雅集所根本无法比拟的。一个艺术学院的书法系教授在这样的“群”里，怎么能幸存下来？不进入这样的新的业余爱好者群中，他们还能称得上“书法系教授”吗？在今天，职业艺术家能轮得到做职业的业余爱好者这一机会了。

在今天，斯蒂格勒说，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伊斯兰主义，不是主权扩张，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种由数码性和社交媒体构架所造成的脱－崇高［desublimation］过程！最大的危险，是我们不会欲望，不会赋予我们面前的东西一致性，不再敢对还不存在的东西抱信念了。也就是说，我们不会爱了。爱一消失，就露出了使原先的爱水乳交融的那一技术装置的可怕的日常性和人工性，就像爱人们分手后不得不面对他们的爱巢的残酷时一样。崇高：就是用技术手段，将我们自己引导到那个还不存在、但我们想要和想要相信的东西之上，当它存在，赋予它一致性，使它脱颖而出，异乎寻常。这是在制造新神秘。这一新神秘，他认为，不是利奥塔所说的“非物质”，而是只在于德勒兹所说的“一致性平面”上的超物质。

当代艺术就是这样一种制秘术。制秘，也是电影导演戈达尔的蒙太奇变术的第二种：将不相关的东西放进同一个时空里，使它们形成一种新的神秘。毒药的另一面，不是毒药。我们也应该像学习驯服野牛那样，去利用全球资本主义力量的另一面，将其当成“药”。在这个方面说，当代艺术是一种药的使用术，是一种示范。

为此，斯蒂格勒说，我们需要给康德的第三批判动手术，找到我们自己时代的审美上的“新批判”。这个世界已经不“爱”它自己啦。不是新的资本主义精神不好，而是资本主义根本没有了精神：它不生产欲望了。它是一头将要撕碎自己的恶兽了。我们的新批判，不应该仍是康德的那一种，只会说：你能，因为你应当。我们得搭出新的工业艺术模式，在三个层面上作出技术批判：分析、综合、更高地把握。我们必须拿出比康德更高的批判版本才行。斯蒂格勒的艺术观，是与他的技术哲学打通的。在他看来，艺术就是技术，就是书写，就是写本身。古希腊语里，graphein不光有“写”的意思，也同时指“绘”。

这种叫做graphein的能力，允许个人既形成其判断，在心理上使自己个人化，又使这一判断循环：使它公开、公共，因而通过对跨个人化过程的循环之书写作出贡献，帮助我们加入集体的个人化过程。“写”，拖着人往前走。艺术，是这种“写”本身，是这种大

写的“写”。它是一种更有力的写。

任何物都可以由平常之物而成为不同寻常之物，在我们注视、相信和爱之前，成为艺术作品。“一个作品只有在我们相信它时，才起作用。更精确地说，一个作品只有当它在感性上影响我们时，才发生作用，在它突然跳出自身，来到我们面前这一意义上说。只有当它将我们拖入一种神秘，这一跳到我们面前，才能将我们深深地吸引住，才能在感性上影响我们。它这才除了首先向我们揭示它自己的存在，除了也揭示其作者和它的观众的存在之外，还向我们揭示出存在平面之外的某些东西—如果我们相信它的话。对艺术的经验，是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向另外一个平面打开、以如此方式显现，来揭示这另外一个平面的作品的经验。”我们提升它，使它对我显得是作品，于是，作品也才“自我提升”。“这种提升只有作为信念，才能到来。这一信念是欲望，在这种欲望之中，判断才形成。判断一个作品是决定爱或不爱它。而这就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判断必须是业余爱好者作才行的原因：正是业余爱好者创造了艺术史，以最最多样的方式。”这是非常让我们难办的一个结论：艺术爱好者每一次对一个作品深情，都启动了一次艺术史。所以，艺术史不是只有一部，而是像一筐筐的豆芽菜那样地数量浩繁的。艺术，总有待重新开始，在我们人人手上。可能根本就没有艺术史，如果真有，也只是由像这样的一次次开放来构成。

斯蒂格勒对当代艺术的操作实践的判决，是严厉的：“艺术的神秘总是穿越它所动用的工具，正如在膜拜中，我们也要用到工具。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特殊问题，是这些工具在艺术家们手里越来越过时了。这样说时，我不光想到了艺术家正在采用的那些技巧，而且也想到了其加入的各种组织（就它们也是我所说的一般器官学的一部分言），也就是各种机构，它们往往也已过时太久了。”方法论太古旧，甚至当代艺术的这种组织和机构的类型，也早就该被淘汰。当代艺术也许落进了一些很愚蠢的人手里：“在这个有的人将当代艺术当成像宗教那样的封建迷信，有的人则将它当作了死硬派、狂热分子、诺斯替派和不可知论者的借口的时代里”，“关于可一般地称作信念的这一感－知性行动（艺术行动）的工具和技术条件问题，还未被提出”。

在当代艺术家手中的工具和身处的机构越来越被架空的时代里，在网上结集的广大“业余爱好者”，在斯蒂格勒看来，则带给了我们全新的希望。在讨论班上回答同学的提问时，他急中生智地向我们指出：在未来，艺术家只是职业的业余爱好者，是要将业余爱好者已经在做的事，做得更职业一些，是真正业余的业余爱好者。作者死了，人人都是作者或艺术家了！你想做职业作家和艺术家，就必须比业余更业余，比爱好更爱好，才行。必须更业余地去职业，才行了。在现有的社会劳动分工体系下，这一说法听上去是很矛盾的。未来的艺术家们，是那些已在网上对职业艺术家们吹毛求疵的业余爱好者。他们是新的艺术家，也是自己的全新的公众。他们的信念里，我们的爱之中，才会产生我们所说的那种“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