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小说 文：陆兴华

主导型知识分子集团本身是一架制造受害者的机器。而这架机器最后也将主导型知识分子自己制造成了受害者。

--拉怀勒，《知识分子的最高荣耀》，2003：150。

[引] 小时见到，蚕快要上草山筑茧时，仿佛受到某种引领，会神圣地独立完成最后使命，留下一个洁白的东西。在《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在描述了人避死的各种招术之后，这样来讨论死：死得好，“不带否定地来面对死”，是要使自己的尸体倒地得像一个标准的祭祀动作，使身边的一切壮严，留下神庙一样的壮严现场。最让死者难堪的，自然是尸体突然倒下，使旁人愕然，所以，农屋里的平静的死就属上乘了。死，对于海德格尔而言，是人最后使出的压倒此前一切的大伎俩，能终极地将身前的一切拔乱返正。哪怕一个民工、一个被迫害的女巫或一个精神病人，也都能一死就给自己完全平反。在《诗言思》里，他又说，我们现代人不能“读到死这个字而不带否定”，这是因为我们中了形而上学这个木马，于是就将死“这一躲避着我们的生命的另一面”，想象成完全“否定的”和“空洞的”。所以，他信任里尔克，将诗人当作是描述生命的“那一看不见的另一面（也就是死）”的蜜蜂，“不停地在生命的看得见的那一面里采到蜜，储存到那一看不见的面这一甜蜜的金色蜂巢中（认真准备着死）”。好的死，像开始筑茧的蚕一样，一定是准备就绪了的，一定也是完备地到了那一真正该到的位置上的。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普遍地有死得不好、死得不像话的感受呢？就是因为我们到不了那一勇毅赴死的位置上。我们哀叹别人死得可惜，是在担心我们自己将死得莫名其妙吗？海德格尔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大气地去住下，没能像蚕一样安然地住到自己的茧之中。因为，这种住，能将人根扎到这个世界之外，脚踏超验，在死那一刻惊险地跃到那一边：死时是像终于赶上一趟以为要开走的班车那样惊险和刺激的。理解了自己身上本已存在的超验，人到那一刻就踩到了那一无条件的安全地块，才知道不论发生什么，都不能取消其本质自我。住下，这才将人引入他们自己的本性中，这样，他们才能指望自己“得到一种好的死”。这是一种终极的献祭，把握死，也就将本来是充满的那一虚无（我们的一生）摆上祭坛，让存在之神秘最终现身。人应该死得像留下了一座庙那样地壮严，才值其所是。

住下，人才能找到它自己的好的死。那句著名的诗里，荷尔德林原是这样说的：“尽管已有很多优点，但人还得诗性地住下”。解释：人的确有了伟大的成就，但若要达到那一无条件的大安宁，那仍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儿。必须住下。在“住”中才能找到这种大安宁。不可以通过保护、实用算计和措施的采取来获得安宁，必须“在所有的操持之外”来获得它。“诗性地”这一姿态，不是练出来的，而是被赠予人的。住下，是要将人身上被赠予的那一神性力量用出来，不能硬搞出来的。在《什么是哲学？》中，德勒兹表扬了英国人：他们的住下的能力最强，只要给他们一顶帐篷，他们就能搞出一个国家来。而住下，也才能找到自己的死的正路。

也许是无法住下，现代汉语里，尤其是在新世纪的当代汉语里，知识分子的死，成了听上去很山寨的一件事。我们乱说它，乱给它编剧本，借机影射，指桑骂槐！我们不知道如何来说别人的死了，更不要说去说自己的死了！死，就成了一种财务处的发票报销结果，平衡来平衡去，缅怀和纪念最后就成了结账时讨论的得失了。如果照海德格尔说，每一个人死后都是一样荣耀的，每一个人的死都是百分百给死者平了反的，那么，在当代汉语里，极其邪恶地，在纪念时，我们总在算计：有些人死得太可惜了！仿佛有些人死得就不可惜似的！实际是：说我们所爱的人死得可惜，也是不敬的。我们只能、必须假设他们是死得完满的。他们慷慨赴死，我们鼓励但怀念。我们是谁，可以随便对别人的死指手划脚?也许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也许只有知识分子才敢这样唐突他们所关怀的受害者和他们所依附的迫害者的死！

对于我们所爱的人的死，我们必须庆祝才对。惋惜他们怀才不遇或没有得到更多的地位和影响，这是抹煞他们的死的能力了！他们直面自己的死，使自己的行动不断带给他们勇气，越来越准备好了。而你竟然说他们不该这样就死，仿佛你检查了他们的准备工作，认为还没过关就干了，所以要通报批评。这样，就不大好了。可是看看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的死，哪一次不是这样的呢！

看来，在当代汉语里，知识分子讨论别人的死和自己的死时，是越来越没辙了。他们成了找不到自己的死的人。他们咚地一声倒地后，无法用自己身上被赋予的能力，去给身边的一切加冕了。他们死得咬牙切齿。这，我们是一定要努力避免的，你说，犯得着这样吗？

我自己从社会最底层走出来，当初正是被这一看上去充满荣耀的行当吸引，一路几十年学做知识分子，在今天却发现被彻底甩了！在其言论经常被我攻击的钱理群身上，在陆谷孙老师的晚年的悽惨景象中，我绝望地发现，自己这几十年一直在往这个没法继续做下去的噩梦里钻。前面没有路了！我下面是带着这样的兔死狐悲而狼疼的心情，来讨论陆谷孙老师的死对我个人的沉重打击的。写下来，是希望在几代人之间可能会达到的那一点稀薄的共情或同识里，去找到一点点慰藉，更希望通过这样的沉痛的警告，令他们不去重复我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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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改《陆犯焉识》的评论时，作为小说原型的复旦大学陆谷孙教授去世了。在阅读了大家对他的追忆文章后，我又进一步思考了小说《陆》所意会的那种知识分子人生，体察了大家押在陆谷孙那一其实极其简单的学者生涯上的那些相当意淫的寄托，也反思了作为后一代的我自己正在反复涂抹、试图修改和不断掂量的那一所谓知识分子生涯之后，心里沉痛至极。我想到的是自己和自己这一代的前路！我们奔什么而来？我们想要、愿意像陆谷孙这样倒下吗？用得着倒下得这样子吗？倒下得这样，是时代的错，还是我们自己的错？

冥冥中我感到有十分大的机率将是这样的：这一引我追求了大半辈子的知识分子生涯，将对我成为噩梦，或早已是，像陆谷孙那样，由热烈的向往始，以全力躲避却最终落入自筑的监狱而终。我学着做知识分子，走了那么长的路了，到今天越走越心凉，越走越找不到榜样了！陆谷孙是榜样吗？我深呼吸着思想的，不是如何才能与陆谷孙这一代人这样，而是如何才能不再像他们这样，如果我们还不得不接着玩弄这一套知识分子话语-权力装置的话。而要与这一话语-权力位置划清界线，不光需要齐泽克式的心理分析加黑-马的意识形态批判，还需程序杀毒般地克服自己身上木马一样潜伏着的在场形而上学，这将是巨大的工作，还不一定有胜算。而且这是要到我这里就必须坚决刹车的架势，好吓人的任务！我顶得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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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谷孙代表的是那一代至今仍在下一代面前语重心长的老知识分子！那么，难道语重心长也不好么？语重心长，就表示表达者在形而上学地自我重复，有的人就这样几句话重复了一生，或至少从1978年重复到了今天没变过，如秦晖！他们无视自己的生命的天天的技术进化，无视自己身上的细胞组织每天的质变，无视光速算法对于我们的釜底抽薪式的全新统治所造成的所有知识分子身上的快速的无产阶级化，就在那里坚持和抵抗，并使这种抵抗最后成了无理取闹还不回头。陆谷孙在抵抗专制和媚俗，但他同时也在顽固地抵抗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今天必须经受的技术进化，拒绝了与下二代人一起集体地超个人化，拒绝做下面这件事：不是一个人变形，而是托命于变形的众人身上继续自我变形，像一条天天必须蜕皮的蛇一样地让自己每天都“新”。不要小看这任务：它叫解构！你不做这个，再是抵抗好了，也就是最后落得像陆谷孙老师那样的下场！许多悼念文章却这么写：只有陆老师仍在那里替我们清高地坚守，几十年如一日。这句话我读着怎么都觉得残忍！他替你守着！所以你尽管八卦到天涯海角好了！也愚蠢，在今天的这个数码-量子-纳米的全息变形的时代，你在要求一个大活人做石像到底。

这些语重心长的知识分子自己也摸不清方向了，只是想要清高和批判，自己做了，也坚持了，很决绝，像陆谷孙老师这样，一硬到底，也不多讲理由，不与辩解。但他们不论怎么苦苦地坚守，都仍深深陷于那个尼采说的复仇逻辑：都错了，前面的一切都错了，当官的错了，年青人也错了，整个文化都错了，文革错了，现在这个时代也错了，他们自己可能也是错的，只有他们自己眼里的、他们父亲和老师所生活的“民国”，才可能是对的！我的天！纪念陆谷孙的文章一定要提一下他父亲的民国风范对他的影响，这其中就浓浓地流淌着症状！陆老师的高风亮节，是从民国传下来的！有哪个作者躲过了这段黄瓜逻辑？？最后却随便找了一种仰慕的民国标准就罢休了。他们像祥林嫂那样陷于一种追悼的劳作里了，像老红军回忆过雪山和草地，添油加醋，肉麻至极了，能做的，只是重复那几句话了！这正是陆谷孙最后的岁月发的那些看似在关心这个时代、青年和文化之未来的牢骚，会让我听了全心悲凉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指出的那些苦难和不正义有多么惊人，而是：他自己只能永远留在那一条像寿司店的传送带那样的归咎逻辑上不能自拔了！他没办法走出来了！而归咎得不清楚，再清高也就没用的！他没法获得共鸣！他的反抗姿势像他在校园里留下的孤独身形，空洞得有点让我看得于心不忍！

他这一代人将自己的身体当温度计，去测量了这么多时代甚至革命年月，最后都宣布它们不合格。那，最后，如果要不回民国，他们自己将准备怎么打发自己，如果后一代不来怀疑他们这一支支温度计自己是有毛病的、自己就是毛病本身？

钱理群、陆谷孙这一代人这样集体患着向下一代人语重心长的毛病，也许是因为五四以后的读书人的言行的启蒙调子在作怪。也许是他们在革命时代习获的知识分子的那种号召格式，到了今天听上去已越来越生硬的原因。也许知识分子也就只是一些想要甚至只会语重心长的人。这些老知识分子，除了语重心长，他们还会用另外的调子说话吗？正如我们要纳闷：戴串的中年人，他们除了教人养生和做人，他们还会像一个人那样亲切地说别的事吗？他们自己是某种意识形态和形而上学的受害者。他们自己的哲学、科学和美学话语，就是关押他们自己的牢笼！这就是做知识分子的风险！自己把自己给关押了！

精确点说应该是，钱理群和陆谷孙们一旦操起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位置时，听上去就语重心长了。他们也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做知识分子。的确，“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些被专门训练而成的人，而是一种话语-权力位置而已。我们一读哲学，马上就感到自己是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了：读哲学能快速地将我们带到那个话语-权力位置上。康德早说过，我们总是一读哲学，就进入形而上学式的沉睡—讲自由了，我们就引用萨特，要号召道德自律了，就搬出康德，像发放劳保用具；知识分子在民众面前的理直气壮，就基于他们自己身上这种其实毒性巨大的形而上学之沉睡状态。大家应该都知道如何训练传销的吧！把自己本来不想念的话训练到能深情地说出口。这就是是康德说的因形而上学而导致的个人身上的理性的昏睡。可以说，我们的读哲学，本来也许就是奔着这个做知识分子的梦去的：深刻一下，以便从此可以语重心长地去过完一生。我们总觉得这种形而上学太可靠、也太壮阳，让我们太感到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威风了，所以哲学就越读越来劲了。可悲的却是：是哲学需要知识分子这一传声筒先。横行于中国的批判型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一种启蒙哲学的产物或走卒，在这一身体需要时时作出技术进化、我们的器官需要天天生出不同的假肢的时代里，哲学却将他们带进了死胡同，而我们还只能用这种哲学去对付这种哲学凝结于他们身上的形而上学，你说让人绝望不绝望！我们都是因为想这样地做知识分子，于是就轻易地上了哲学的当：以为哲学能帮我们听上去更有知识分子的权威感！唉！

我们在钱理群、陆谷孙们的言论中听到得最多、显得最明显的用民国去反对文革的归咎逻辑，就是批判型知识分子这一拿着哲学就想去改造世界的唐.吉诃德式悲壮举动中的最险恶的症状。我们想批判，但不知道批判本身早已被某种木马占据，一批判就替敌人去数了钱。用民国去批判文革，可以说是这种虚无主义在中国的最极端的表现了，钱理群和陆谷孙身上那一代人身上浓重地表现出了这一点，在中国的文革后小说里更是满地都是。他们找不到更高的向度了啊！这是他们的话语的要求：反思文革迫害最后成了用民国去迫害文革，要扳一局回来，成了复仇。到了民国那里，他们就以为是珠峰，想用它来辗压一切了！这可悲至极，还怪不了别人，尤其怪不得下一代的！批判型知识分子在今天的走投无路，就像我手里拿着苹果手机，却到处追着本科班同学给我装APP，是一个道理啊！让我们快去救救这些批判型知识分子吧！也让我们快救救拿这些批判型知识分子当武器的媒体如《南方周末》吧，后者估计又要拿陆谷孙的去世大做文章了，而它目前自身也都难保了！

3-

那为什么我的“学做知识分子”之路其实早就不通了？

知识分子与哲学家一起开始同一类工作。而哲学家是在某个系统里完成了这一工作。他们做的是不同的职业。瓦雷里说，哲学家是发动了他们的革命然后建立了他们的帝国，而知识分子是不断发动革命，却从未能建立帝国。或者说，“如果知识分子也企图去建立帝国，他们是在媒体里建立他们的帝国的（拉怀勒，《知识分子的终极荣耀》，32）”。知识分子以自己通过媒体而达到的影响力来测量自己的话语的权威。知识分子将媒体搞成了哲学（同上，70）。

知识分子的地盘是介于宗教思想家、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之间。他们总只是区域性的思想家。而抽象知识分子整天围着绝对、划分、批判走；拉怀勒说，“他们只在媒体里加以综合（同上，36）”。文革迫害民国，或“奥斯维辛之后”这样的说法，是知识分子的杀手锏！他们靠这样的上纲上线来要求听众臣服！在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气候里，这总使他们的说话理直气壮。其实，更大规模的苦难正在这世界中孕育，而他们就盯着过去或过去留下来的那一种了！“漠视这么多层出不穷地新冒出来的苦难，是他们的反人类罪（同上，39）”。这反映出了知识分子身上的“三大地狱般的力量：傲慢、谎言和凯旋式力量（40）”。齐泽克最近说，正是知识分子在将人民引向层出不穷的假冲突和伪冲突，甚至假战争和假战争之中。英国脱欧了，然并卵，但知识分子马上出题叫你来作出许多似是而非的选择，你就在一个个伪选择中上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的当！有时就为这样的莫名其妙的伪选择，而稀里糊涂地去打了一场战争，各方到最后都懊悔莫及。

他们咬住文革对民国的迫害不放，还因为是，复仇是主导型知识分子的使命，不这样做，他们就不是他们了。不这样，他们的哲学和他们的口气听上去就不值钱了。尼采和海德格尔都试图将哲学和复仇的关系说清楚。在评论这两位对于基督教和哲学中夹带的这一复仇倾向时，拉怀勒指出，

哲学是对实在界的复仇。因为哲学怀疑自己就是实在界，所以它就要对它自己复仇，想要压住这一实在界。但实在界是既不能被压下，也无法被遗忘的，只好事先压抑它。哲学与这一直达虚无主义的自我毁灭式关系从来不可分，这从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就开始了，直至康德的先验辩证，都如此。康德自己就被这一点困惑一生：哲学可能真的就只是先验的表象和幻觉。黑格尔和尼采重新整理这些问题，终于直指关键问题：虚无主义（46）。

在虚无主义时代，人类要对时间复仇！用民国来向文革复仇，就在这个格式里。章诒和们是用尽办法要代表那个时代来向这个时代复仇。表面看只有正义才能打断复仇的恶性循环了。但也正是这一正义带来了新的恶性循环：才造成了周扬和丁玲之间的受害者和迫害者位置的轮换，造成了今天的受害者与迫害者之间的倒转。在现实中，正义只是对于复仇的阻止。正义问题，正如尼采指出，只是要在罪和罚之间对等，是要将复仇的权力交给受害者：因此就造成了中国文革后的这种反思文革迫害的人自己就成了对于今天的群众的迫害者这样的悲惨局面（整天说群众素质不够，配不上精英们）。这一作为中介的正义只是加剧了那一恶性循环。哲学于是在新时期又重构了自我批评的循环，又是各种秦晖式的新启蒙，没完没了。尼采说，这种后来的正义，这种拔乱反正，这种“决不让文革重演”，是思想之中的最高等级的以牙还牙，更深地走入了那种恶性循环。钱理群和陆谷孙那一代知识分子以为走出了这一循环，但事实是，哪怕是他们看似清高的牢骚，也仍在重申、落入这一曾要了他们自己的命的归咎逻辑，仍在重复已将他们自己也吞进去的那一复仇逻辑！而在此同时，

哲学做了它做的那些事之后，仍在它自己所犯下的恶之中继续与自己搏斗。它只是将复仇的恶性循环扩展了。知识分子操纵了这一循环，通过批判来向现实复仇，于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复制了这一搏斗（46-7）。

奥斯维辛幸存的受害者Primo Levi正是因为看出了这一点才自杀的。哲学像木马一样在后台控制了这些自称要为受害者复仇的知识分子的归咎和批判逻辑。

在最近的三十年里，一生愤愤地以为是文革迫害了民国，要为民国复仇的钱理群这一代知识分子，最后如果不滑向新自由主义传统，也就滑向了新儒家式的全包论（这些儒家拍拍胸板，什么都说包在他们身上好了，一帖药能吃好所有的病！）。在滑向这两个方向时，知识分子都轻松地做到了厚颜无耻：承认现存剥削系统的合理性，默认自己的话语-权力位置的合法性，然后再来鞠躬尽瘁地狠狠关心底层民众，自己再郁郁寡欢而终，留得一个像梁漱溟那样的清高而崇高的精神形象。当初我就是被这些形象骗到这条道上的。现在看起来，那样一个“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位置，完全是我们臆想出来的，是自我欺骗，是死装到底。知识分子通过关怀受害者来进一步迫害受害者让自己看上去很像一个鞠躬尽瘁的烈士，尼玛，这不光是肉麻啊！可悲的是，钱理群和陆谷孙们自己其实也是这种迫害者通过关怀受害者使受害者也成为迫害者的逻辑的受害者。被骗到了这条道上后，他们最后也就像一个可怜的迷路者一样地离开这个世界。这一点才是真正值得哀叹的！

而这说到的正是我自己的前路！最值得同情的是已在这条道上走了大半程的可怜的我啊！“做知识分子”这条路正越来越对我成为噩梦！你说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4-

陆谷孙最后的道义上的孤单是值得我们同情的。他成功于这个体制，但并不欣赏它。他研究西洋遗产，但在妻女到美国定居后，却不愿到美国真的去体验它。他晚年像幽灵一样回荡其中的复旦，真是值得他寄托的家园？我们分明知道，这所公办学校只是一座国家权力被当权者承包后吃骗俸禄的学术官僚机构，里面的人的嘴脸他怎会喜欢！他会恨里面的腐败的每一寸，不亚于恨这个国家的腐败的总体的！所以叫他如何不孤单！可他走不出来。但我们知道他又是一个来自浙东的刚直男人，从未被真正收买…。所以，看到他的身后，我们就感觉他就像是一个屈死的人一样，需要我们后代去打捞和解救。只有我们才能给他带去正义和安宁了。

每一个人都应该死得一样地全面和总体。一个口袋鼓鼓、儿孙满堂者尸体倒地前的一刹那里感到了人生的圆满，这是错觉？陆谷孙在他的厚厚的大词典边上倒下，却带走了缺憾？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下一代如何来摆平这事儿呢？首先是，我们如何来说这件事呢？

光是感叹陆谷孙晚年的孤单，是不够的！必须解救钱理群陆谷孙这一代只是半死的知识分子，我们活着的下三代人不能不管，必须主动负起责任！在大学里，具体地说，也就是我这一代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和大学生之间必须重新集合，拿出些集体动作了。在今天的大学课堂里，巨大的悲剧是，我们几乎不可能三代人一起来认同一些共同的东西了，上一代人一不小心就语重心长，下一代人一撞到冰冷的现实，就躲到八卦和甜食中。而我们的任务恰恰是应该三代人一起集体地来重新学习过新的生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当今飞速的技术进化过程中。每天都重新学习！在这种集体的重新学习开始前，我们必须坚决与我们习惯的那种哲学和那些知识分子话语-权力位置彻底划清界线。如果陆谷孙偷偷地依恋的那个大学还有必要存在，还需要有个集体使命的话，那么，三代人清新地重新开始集体学习，就是。

但要三代人一起集体地重新学习，首先就要求我们每一代人在第一时间里终止这种“语重心长”。而在对陆谷孙老师的缅怀中，大家一致地认为，只有陆教师这样清高的人在为我们立牌坊了，他在替我们撑场面，所以我们就可以乱来了。是我们要他这样语重心长的，将他当一本挂历放在客厅，我们就可以各干各的！这是太残酷的姿态！

三代人一起集体地重新学习，这不是一种空洞的号召，而是为了迎接一种正在到来的新现实！像现在这种样子的大学，是早该倒灶了！反正它不倒也是早被谷歌扫描掉了！它被架空了！只是我们三代人偶尔用一下的仪式现场了！陆谷孙这样清高地为它维护个什么呢？这种不明就里的维护，实际上会是很反动的！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大学在“别处”了。陆谷孙依恋的那个大学，也早被蛀空了。将要到来的新的教育，将完全不是大学改革的产物，而新是一种新的器官术。教育将是一种被重新发明的新的贡献式实践。最近来自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的三个网络远程教育的研究案例都证明了：颠倒教育权威，在网络教育普及然后覆盖目前的大学教育的过程中，将是不可避免的；具体说来，网络教育里，一定是年青的帮年老的学，权威将是颠倒的。可是，网络年青人却是不要这种权威的！原来的那种“师道”将影子都不见。在网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变的情况下，教育却根本地变了：它一定是交互贡献式实践，一定是贡献式自我编辑。也就是说，同学会告诉我目前的知识部署里缺哪些环节，或应该怎样重新部署它（斯蒂格勒）。知识必须天天更新。再也不会有用一种知识去批判另一种知识的必要，因为用不着，因为没空，因为来不及。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教育格局里，是没有批判型知识分子和哲学式知识分子语重心长的份儿了。没那个说话位置了！

在未来的这种贡献式教育实践中，老师将是什么角色。未来的老师，斯蒂格勒最近这样定义：每一个学科的学术第三存留的生产工具的使用示范者（斯蒂格勒，《震惊状态》，345-46）。学术第三存留的意思是，算法速度无情将我们往前拖，前一刻的知识到了下一刻就像饭桌上吃剩的那一堆，或像电影拍好后的道具现场了，后者就是第三存留。老师是不断向后来者示范如何重新使用这一堆的人。

那么，在将要到来的这个新算法帝国里，什么是新的教育呢？刚才我们讲到，我们唯一的出路，甚至是拯救我们自己于当前的虚无和败坏的道路，是三代人一起重新学习。教育如果有什么重大的任务，那这个任务首先是救它自己。而在今天，三代人一起重新学习，是救教育的唯一办法了！什么是算法帝国里的新教育？一点不意外地，柏拉图《会饮篇》里早就埋着一个好答案了：“将最年幼的个人放到一个最年长的个人的位置上（207b）”。也就是重建代际关系！广告和电视剧的第一目标就是要毁灭我们社会的代际关系，“脑白金”必须将老人弄得很可笑，让掏钱的年青人感到自己很英明，才能好卖！而我们的独裁专制政体也以牺牲年青人的希望，来扶慰当政者的老年利比多。正如哲学家巴迪欧所说，当今，独裁的老年人垄断了年青人的快感。

摧枯拉朽地正在到来的新算法帝国里，教育将是：用斯蒂格勒的话来概括，将是全球普遍交换中的每一个人的贡献式研究-行动和贡献式编辑的组合，是交互国家里的代际交互之中实现的交互科学（Internation,interscience ,intergeneration）。新的大学将政治地被重新建构：它必须由公民联合会、业余爱好者、社会运动斗士、与被鼓励继续呆在原来的大学世界的那些常驻的大学人构成（同上，335）。

这意味着，我自己这几十年杭育杭育地学着做知识分子的苦劳，都是白送了！想起来悲摧，心里倒是暖洋洋的！好的，到我身上但愿这是早后一次了！只要下一代不用去重复我所重复的那东西，就是值得庆祝的！

5-

小结：上面我从怎样才是死得好，写到如何才能正当地去评论别人和自己的死，再说到为什么当代汉语知识分子一说别人的死就乱套，就讲到知识分子的语话-权力装置使他们无法好好地来说别人或他们自己的死，因为这是一个制造受害者也使知识分子自己成为受害者，并只好一辈子器诉着自己的受迫害的遭遇的人的装置，最后来宣布我自己追求了大半生的“学做知识分子”的道路是不通的，然后就说到路在何方，新算法帝国下的新的教育将是什么样的，不做知识分子后我们知识人在新环境里应该去寻求怎样的出路等。

屈原以来，知识分子的怀才不遇和清苦坚守，成了汉语知识分子嘴里的一种剧毒的意识形态。事实却是，他们自己就是一架制造受害者，并再帮受害者成为迫害者，去迫害他们自己的受害者的机器。他们用民国来批判文革和改革，决不让文革重演，不是他们单单对文革或民国押了多少赌注，而是他们的自我吞没的归咎逻辑所导致，是必然的愚蠢的撞墙。过去三十年里几乎所有的小说和电影和知识分子的启蒙或反抗话语里，都染上这一意识形态木马。我们必须彻底地给它杀一下毒了。已经太迟了！

但我这样来写，也只是一种自殇。其实没路可走了。但我们也用不着悲哀。跟着年青人走，跟着他们一起变形，共同变形，每天蜕一层皮，今天的我认不出昨天的我，这不蛮好的吗！好嘞！正如陆谷孙老师的偶像莎士比亚所说，我们会为什么不这样顺势而为，去演出我们不同的潇洒，做知识分子，等于是妄图修炼成为千年老乌龟呢：

这世界是一整只舞台，

人人都演；

都下了再上场；

每人一生演多角，

他们都演完七幕。

（All the world is a stage,

And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Theyhave their exits and their entrances;

Andone man in his time plays many parts,

Hisacts being seven ages.）（《皆大欢喜》，第2幕，第7场）

莎偶像还有这样的暗示耶：演坏了没关系，下一场接着演！人人都有的是机会！那些演坏了文革或改革开放，就死活要退回去重演民国的阿毛们，都是些什么鬼啊？他们还感到自己是精英知识分子呢！在我看来是得了大病！

（本文是我正在努力写出的《学做知识分子—我的死路》的一部分）

金锋工作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