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纽约时报国际生活

ROBERT S. BOYNTON

《太阳之下》的导演维塔利·曼斯基。 ICARUS FILMS

新纪录片《太阳之下》(Under the Sun)讲述了8岁朝鲜女孩珍美（Zin-mi，音）准备加入“朝鲜少年团”的故事。这是一个由执政党劳动党管理的组织。珍美的母亲在豆浆厂工作，父亲是服装厂的工程师，一家三口享用丰盛的家宴，乘坐平壤一尘不染的地铁，并瞻仰朝鲜开国领袖金日成的青铜像。

只有一个问题：这些都是假的。朝鲜政府为影片挑选演员，为他们写好台词，找人指导他们说台词，全剧每一个细节都被精心管理。现实中，珍美的父亲是个记者，她的妈妈在餐厅工作。“不要像演电影似的，”有一次，一个拍摄指导训斥珍美。“自然点，就像在家里一样。”

那么，为什么该片导演维塔利·曼斯基(Vitaly Mansky)，一位继承弗雷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与D·A·彭尼贝克(D. A. Pennebaker)的“真实电影”传统的纪录片导演，竟会同意接受这样一个难堪、更不必说在道德上很有问题的工作呢？“我梦想能够访问朝鲜，”他说，“是因为希望借此了解一些关于我的国家和我的家族的过去。”

曼斯基从小生长在苏联。他把自己的人生分为两个阶段：1991年以前，和1991年以后。那一年，苏联政府垮台，28岁的他开始记录人们过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生活。“纪录片让你能够坐上时光机，”他在拉脱维亚的里加市家中通过Skype接受采访时说。在2011年的《祖国还是死亡》(Motherland or Death)一片中，他来到社会主义古巴，把这个国家和70年代的苏联作比较。将于7月6日在影院上映的《太阳之下》，又把当代朝鲜当作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影子。

2012年，曼斯基在海参崴的一个电影节上与一个朝鲜代表团会见，接下来两年时间里，他和朝鲜政府协商，希望进入朝鲜拍摄。最后的合同规定，除了提供剧本、演员和指导，朝鲜审查者还要审查每天的拍摄成果，对成片保留最终的批准权。曼斯基不能同演员交谈，也不能拍摄任何未经批准的场景。

面对这样的荒诞条款，曼斯基仍然坚持要去拍摄。“我感觉自己的幻想烟消云散了，”他说。“但是即便如此，我仍相信可以拍出我想拍的电影。我有很多在受限制的地方拍摄的经验，比如军营、监狱或者克里姆林宫里。不管怎么样，我总是可以想办法展现这些环境的真实本质。”

他把莱尼·李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作为范本。这部关于1934年纳粹党代表大会的作品既被视为政治宣传的杰作，也被看作是一部重要的纪录片。“我觉得这样一方面可以满足朝鲜政府的需求，”他说，“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世界看到真实的朝鲜。”

极端的限制需要有极端的应对措施，于是，曼斯基使用了新闻暗访的技术手段。他在朝鲜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让机器整天都开着，记录了每一场戏的布置、排演和重拍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朝鲜的拍摄指导在牛奶厂让工人们反复拍摄了好几条，直到他们表现出恰到好处的热情。

“同志们，今天我们车间的产量超过了政府定额的150%！”成衣厂里，一个女裁缝宣布。到了拍下一遍的时候，产量已经变成了“超额200%”。被问到加入少年团的感受时，珍美显然被新的责任所压倒了，两滴大大的眼泪从脸上流下来。“让她别哭，”画面之外，一个拍摄指导的声音响起。

曼斯基拍下的这些场面是怎么逃过审查者的每日剪辑的？他的摄像机有两个存储卡，每天工作结束时，一个剧组工作人员会故意耽搁一下，让另一个人有时间去复制拍摄内容。然后曼斯基就把存储卡交给审查者，他们会连夜把一切他们认为不应出现的内容删除。

这样严格的政府审查令曼斯基觉得和苏联时代的生活太像了。他说，自己变得敏感多疑，每天晚上都要用家具顶着酒店房间的门，害怕有人在他睡觉时进来偷走他拍摄的素材。他还说，剧组成员们都担心自己的房间被窃听，于是用暗号来讨论工作。作为最后的保险措施，曼斯基雇了一名俄国朝语专家，教会她操纵音响设备。“她是我们的间谍，”他说。“这能帮我们弄清他们计划怎么对待我们。”

曼斯基的这些创意的灵感都是来自20世纪初苏联纪录片导演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在1929年影片《持摄像机的人》(Man With a Movie Camera)中用过的手法。

“维尔托夫有一大堆技术，用来捕捉‘不知不觉中的生活’，比如用隐藏的摄像机镜头；把一个摄像机镜头突然对准人们的脸，让他们吃惊；用假的摄像机来分散人的注意力；总之都是让他们毫无思想准备，”伦敦玛丽王后大学苏联电影学者杰里米·希克斯(Jeremy Hicks)说。希克斯说，《太阳之下》是曼斯基“最像维尔托夫的电影”，因为它竭尽全力让观众看到它是怎么拍出来的。比如，镜头上方的字幕显示出这些精心安排的幻象背后的真实。“这部电影的脚本是朝鲜方面为我们指定的，”其中一行字幕写道。

曼斯基2005年在一份公开宣言中阐释了他在拍摄形式上的原则。朝鲜方面真应该读读它的第一句：“剧本与真相互不相容”。2014年，曼斯基与朝鲜的合同破裂，当时他正准备第三次去朝鲜。签证迟迟不批。曼斯基联系不上他在朝鲜的合作方。没有办法进入朝鲜了，曼斯基只好开始把几百个小时的素材剪辑为成片。

《太阳之下》的主角珍美。

他没有得到朝鲜方面的任何消息，直到《太阳之下》开始在各个电影节上获得赞誉。朝鲜文化部联系了为这部影片提供过部分资金的俄罗斯文化部，要求销毁这部影片并惩罚制片者。俄罗斯没有照办。不过莫斯科当局要求曼斯基将政府的名字从协助单位名单上抹去，曼斯基拒绝了。前文化部部长米哈伊尔·施威德克伊(Mikhail Shvydkoy)在一篇文章中谴责曼斯基此举令参与这部纪录片的朝鲜人生命受到威胁。

曼斯基辩驳说，自己的道德困境首先在于一开始决定是否要拍摄这部纪录片。其次，他说，他曾采取措施保护珍美和她的家人。“我非常为他们担心，所以我没有把一些可能对他们不利的素材放进去。”5月，朝鲜新闻媒体报道，珍美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向国家领导人金正恩献了花。

（1月，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一位策展人担心遭到朝鲜的报复，把《太阳之下》从其纪录片双周[Doc Fortnight]电影节中去掉了。该片的德国制片人向《纽约时报》提供的电子邮件记录显示，这位策展人援引了索尼影业在2014年遭到黑客攻击的事件作为理由；当时一伙被认为同朝鲜有关的人泄露了索尼公司的电子邮件，要求索尼不要发行讽刺该国的影片《采访》[The Interview]。6月，该馆电影方面的总策展人拉金德拉·罗伊[Rajendra Roy]说，这部影片“被错误地取消了邀请。”）

《太阳之下》在爱沙尼亚的塔林黑夜电影节(Tallinn Black Nights Film Festival)获得最佳导演奖后，朝鲜邀请曼斯基重返朝鲜，讨论一桩“紧急事件”。“我不傻，”他说。“我知道如果我回去，会发生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