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
杨福东大学三年级时
在许多人记忆里， 90年代最先锋的艺术场所，大概是录像厅。那里是幽暗的、深邃的、神秘的殿堂，门口有时是帘子有时是挂着的棉被，撩起就飘出汗液、饭菜香混杂的味道，屏幕发出荧荧的光，照出一张张期待的脸。人们对影像的狂热似乎从未间断。彼时还有过一阵银盐热，一些狂热的爱好者在家里弄了暗房洗照片。胶片机成为成年人的时尚玩具，然而影像不同，录像机是极其奢侈的，大家更愿意看录像而不是去拍摄，一盘邵氏武打片的录像带，可以引来场场爆满，至于多少人在拍摄录像，寥寥无几。
《陌生天堂》，76’，1997
在这样的时间里，杨福东还在浙江的中国美院上学，拿着胶片机开始了影像探索，毕业后更是早早地拿起摄像机琢磨起了动态影像，1997年拍摄的第一部长片《陌生天堂》五年后得以在卡塞尔文献展上扬名，也就是直到2002年，人们才普遍注意到这位一头长发的“影像艺术家杨福东”。现如今随着手机相机等拍摄视频的手段渐渐普及，对视频的热衷更加深化了杨福东一溜儿烟小跑在前的背影。
《竹林七贤》，90’，2007
《第五夜》，35毫米胶片，2010
每个试图写出杨福东的人都觉得理解他的作品并非易事，因为他通常都会模糊自己的创作动机和理念。他的作品常常是优美而伤感的，模糊了历史感与现实性，拓宽了影像叙事的方式。杨福东在一次采访时说：“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想做大事，但最后总是一事无成。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雄心勃勃，即便他们明知存在各种障碍——那些障碍或者来自当时的社会，或者来自他们自己。在《第一个知识分子》中，年轻人受了伤，血沿着他的脸流了下来，他想做出反应、想反抗，但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把手中的砖块砸向谁。他不知道是自己出了问题，还是社会出了问题。” 新一代年轻知识分子在富裕的物质生活与日益匮乏的精神世界之间充满妥协、困惑和无力感，同时他也暗示了被现代化狂潮践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无奈。
《第一个知识分子》，摄影作品，2000
“路过，孤山”系列，绘画，木炭直纸，2012
《新女性》，摄影作品，2013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各路看官的感受想必是不尽相同。正在喜玛拉雅进行中的展览“直播-Welcome To My Life|勒梅特夫妇影像收藏展”上，你能够看到杨福东在2001年拍摄的短片《后房：嘿，天亮了》。在这个进入新纪元的年份里，周遭的一切仿佛都试图和上个世纪说再见，维持原状的习俗显得尤为尴尬不堪。
《后房：嘿，天亮了》，13’， 2001
短片中的四个主角做着完全同步的事情。他们在街上和公园里抽烟，打哈欠，敲背，拿着木剑挥舞，严肃认真的态度和毫无意义的举动形成的强烈的对比，看似一出闹剧。
《后房：嘿，天亮了》，13’， 2001
他们在清晨即将醒过来的时候，试图挽留那不属于他们的感觉。在总是抓不住的期待中，穿着旧式军装，晒在早晨的阳光下。呵欠是随风而去的，抓住的只有怀抱里的剑。木偶式的慵懒被舞蹈的剑击碎。人们企图在音乐中捕捉京剧的力量，却不经意地被旋律带到记忆里的城市上空。
一些原有的民间习俗在天翻地覆的现代社会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所有的片断有如不连续的梦境，有时却又似乎是真实的，只是我们仅知道这一切不过发生在清晨天亮的一瞬间……听，有人在喊：嘿，天亮了！
勒梅特夫妇是欧洲第一位收藏杨福东作品的藏家，正因此我们能有机会近距离好好欣赏这部作品。穿过宽敞幽暗的一号展厅，经过明亮的二号展厅，你会来到狭长的三号展厅，顺着狭长的过道，嘹亮的喇叭声来自影像《回声》，公民抵抗运动分子正骑着引擎改造成喇叭的摩托车穿越别克斯岛；继续向前，迎面而来的是一幅真人大小的投影《决心》，一户年轻的典型中产阶级家庭原地踏步着向你走来。向右便是四号展厅，其中有一间独立隔开的黑色房间，可以静静欣赏杨福东的这部《后房：嘿，天亮了》，如同穿越回到90年代的录像厅。
关于艺术家：
1971年出生于北京。1991年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95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目前中国最成功和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2004年入选纽约古根海姆当代艺术奖，成为继蔡国强、黄永砯之后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华人艺术家。现工作生活于上海。
杨福东凭借其极具个人风格的电影及录像装置作品在全球多家美术馆， 国际性画廊以及重要艺术机构举行了超过70 场个人展览，受世界各地邀约其作品亦参与了350 余次群展。杨福东的作品具有明显的多重透视特征，其作品探讨着神话、个人记忆和生活体验中身份的结构和形式，每件作品都是一次戏剧化的生存经历，一次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