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弄清楚法国理论和中国的关系,就一定要回到中国的80年代。此时,“文革”刚刚结束,一切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而一旦先前的观念失效的时候,人们的通常选择是,要么回到传统方面,要么回到外部。这个时候,人们选择的是外部,是当代的西方哲学思潮。在这个时候,他们选择了谁?尼采、萨特和弗洛伊德被挑中了。为什么是尼采?一直被集体性所绑缚的人,一直被平均化信念所主宰的人,一直牢牢地受缚于同一种观念的人,此刻最需要的是激情,是创造性力量,是能够让个体生命得以迸发的各种抒情性,尼采为他们提供了呐喊的可能;为什么是弗洛伊德?人们需要将性合法化,需要将性非罪化,年轻人需要为自己旺盛的爱欲寻求自主性,弗洛伊德告诉他们爱欲是“自然”事实,不需要进行人为的压制;为什么是萨特?人们需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需要自我选择。尼采、弗洛伊德和萨特,这些思想家在80年代的中国的盛行是有它的必然性的,知识界利用他们思想中对感性、个体和审美要素的强调,来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整体性进行一番深刻地反思。 整个80年代,中国知识界――更恰当地说,知识界中的年轻人和开明分子,都被这种强调感性、自主和自由的哲学思想所控制,尽管中国知识分子对他们的理解是简单的,甚至是口号式的,但是,正是因为对他们的接受(以及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的接受),原有的思想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正是在这样一个西方思想大肆登陆中国的背景下,法国当代哲学开始进入了中国了。《性史》,[法]米歇尔•福柯著,张廷琛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在80年代末期,萨特的影响降温了。这时候,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Derrida)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开始在一些为数甚少的年轻知识分子之间相传――之所以是相传,是因为他们的著述翻译成中文的极少,人们只是口头上听说了这些人,知道他们同萨特不一样,当时,有一些在美国和欧洲的留学生开始在国内发表文章,他们非常简要地撰文介绍福柯、德里达、拉康(Lacan)和罗兰•巴特这些所谓的“后结构主义”者,或许撰稿者自己也不是很深入地研究过这些思想。因此,求知欲非常旺盛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很快地知道了符号学、权力和解构(deconstruction)这些关键词,但对这些关键词的理解却是浅尝辄止的,福柯等人只是在一个极小的圈子里为人所知。事实上,在80年代,中国学者从英文翻译过福柯的两本书:《疯巅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和《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这两本书不同的命运,却展现了意味深长的事实。《性史》在中国的传播经历,本身就能显现1980年代的知识社会学特征。这本书是上海的一家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人们将它当成是一本性的科普读物,在书店里,它被摆在医学和健康的分类柜台中。年轻人买这本书,在当时的性知识非常匮乏的背景下,很多是出于猎奇心理或者是将它当成科普指南――但是,买回家后,发现内容晦涩,不知所云,完全没有任何性的指南知识,这些人大呼上当,将这本书当做废品处理掉了。这样,不久之后,这本书便遍布在中国大中城市的图书地摊上(我是在90年代初武汉的一个地摊上买到的,只花了一元钱!)。事实上,在80年代,一切与性有关的书籍都非常走俏,这本书印量惊人!可是,印数如此之大,却并没有传播福柯的名声――事实上,当时的读者并不关心一本与性有关的书的作者是谁(只要是一个外国人就行!)福柯还是没有超出极少数知识分子的圈子而为人所知。从《疯巅与文明》的出版也可以证明这个事实,与《性史》差不多同时翻译出版的《疯巅与文明》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关注,在当时一大批翻译西方学术著作的热潮中,《疯癫与文明》默默无闻――很多年以来,它沉默地躺在中国大学的图书馆里,乏人问津。而时隔十多年后,另一个版本的《疯癫与文明》出版,则引起了轰动。这个时候,也正好是福柯在中国如日中天之际。在80年代,福柯在中国的影响,同德里达、拉康、罗兰•巴特一样,只是限于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知识精英圈子――基本上是北京和上海的精英圈子。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