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net
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举行的第11届上海双年展（Shanghai Biennale）首次新闻发布会上，主策展人Raqs媒体小组（Raqs Media Collective）将双年展的命题转化为一次质询和疑问。面对当代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他们试图用诗意而艺术的灵活方式去介入、形成一个不断发展的、与当下语境高度契合的展览，并最终提出了“何不再问？正辩，反辩，故事”（Why Not Ask Again? Maneuvers, Disputations & Stories）的展览主题。正如Raqs媒体小组的代表成员吉比什·巴什（Jeebesh Bagchi）在发布会上强调的那样：“‘何不再问？’不仅仅是疑问，它既提出了一个问题，又发出了一个号召。”
2016年第11届上海双年展新闻发布会现场 图片：致谢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何不再问？正辩，反辩，故事”受启发于印度新电影运动先驱者李维克·吉哈塔克（Ritwik Ghatak）的电影《正辩，反辩，故事》（Jukti，Takko Aar Gappo，1974）。在电影结尾处，酒醉的知识分子遇到了一群流亡者，面对他们的提议和反驳，理由和争议，正辩和反辩，主人公只能借个人的故事、回忆和困惑予以回应。
李维克·吉哈塔克的电影《正辩，反辩，故事》（1974）剧照Raqs试图将电影中的争辩与思想交锋投射于本届双年展的策展框架内：本届上海双年展中的艺术家们就如同寓言中的人物，他们通过作品抛出各种谜团和动机，提出必要、艰难而动人的问题。在提问和激辩中，Raqs希望为观众呈现一个介于图像、观点和表达之间，介于艺术、文学和哲学之间的思维矩阵。而在此之上，我们似乎能够重新审读“何不再问？”的重要意义：再问一次究竟会怎么样？换种方式提问又会如何？在号召与提问的相互指涉中，本届双年展意在构筑起一个发散性的艺术世界，为观众提供种种思考的可能。
第11届上海双年展的主策展人Raqs媒体小组成员吉比什·巴什 图片：致谢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问题就像穴位。在双年展上将问题放在首位，就如同在当代艺术的肌体上按摩穴位。” 而Raqs媒体小组已将三个清晰的、概念性的“穴位”确认为策展的支柱——“正辩，反辩，故事”不仅是触发全局的支点，更来源于物理学中的三体问题——任何以既定方式互动的两个物体待第三者闯入后，物理运行将便变得复杂而无法预测。通过正辩、反辩和故事的三重变奏，Raqs媒体小组试图为作品找到配置、交叠、呼应的可能性，在一系列交叉轨道中实现本次双年展。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主展区预计共有80至85位艺术家参与其中。吉比什总结道：“这些作品中身体的体验和表达被置于突出的位置，位于身体中的各个穴位是连接身体经络的关键点，也是交流的节点。”除此之外，本届双年展依然坚持寻求着探索了数年的答案，即当代艺术应如何介入社会，可否为社会带来智力上的贡献？Raqs媒体小组此次将这一探讨延伸至“外策展平台”，在小组内部讨论与他人对话的集合内对已有的认知系统发出了再次提问。而“理论歌剧”则将以上的项目、想法和问题集结成最终的“形式”和“方法”。
牟森+MSG，《存在巨链—行星三部曲》，2016 图片：致谢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然而，本届双年展绝非仅是一系列困于美术馆中的探索和研究小结，在为期4个月的上海双年展中，“51人”项目将面向上海的普通市民，每周实现3个人的方案（行动、表演、聚会或其他形式），总共将有51个事件在上海的不同地点发生，指向上海城市生活的51个不同面向，用51种方式来重新想象上海。“艺术不仅要在馆内发生，我们希望城市里有更多的‘穴位’。我们希望‘穴位’可以激活城市，使上海恢复先锋的城市形象。”
本届上海双年展策展团队Raqs媒体小组，从左至右：吉比什·巴什、莫妮卡·纳如拉（Monica Narula）、舒德哈巴拉特·森古普塔（Shuddhabrata Sengupta） 图片：致谢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在2010年你作为艺术家参与了第八届上海双年展，此次以策展人的身份再次参加，有什么新感觉？2003年我从东京取道上海，在这里滞留了7个小时，参观了许多地方，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2010年我们又有幸参与了第八届上海双年展“巡回排演”，那时我是“客人”。上海是个充满奇迹的地方，我们一直想在上海做点儿什么，但并不是以“客人”的身份。这次向PSA提交了我们的提案之后，得到了非常友好的肯定。我想是时候要在这里做点儿什么了。“终端站”项目是此次上海双年展的策展亮点，可以谈谈这一理念是如何形成的吗？目前我们一共计划在双年展设置5个“终端站”，已经有4个落地准备实施。这个想法非常有趣，我们将展览中的某个部分命名为“终端站”，观众们进入它，凝视作品——他们或许接受它，或许厌恶它，但一定会形成别样的思考。从终端站出发，人们可以走向不同的方向，通往不同的可能性。对于艺术家来说，“终端站”也是展示他们作品的一次很好的契机，它改变了艺术品的观看方式，它不仅在一个空间内发生，与此同时也指向别处，与别的空间互相指涉：“终端站”既是终点站，也是起飞点，它就像一个插座，各种对双年展的设想在此连接，获取能量，这便是“终端站”的意义。
杨振中，《伪装》，2015 图片：致谢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在首批公布的11位艺术家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其中一些艺术家探讨了“身份认同”的问题，而此次双年展也着重于探寻“南南合作”的可能性。在当下高度互联的全球语境之中，你觉得“身份认同”和“地理区分”仍然是个值得探讨的议题吗？“身份认同”是此次双年展的“穴位”之一。在这个迅速发展的时代中，你成为了别人还是保持了自我非常重要，但无论是“身份认同”还是“地理区分”，这些绝不是双年展的重点。我们希望抛出问题，为问题提供多种可能性，但无法左右答案，我们想要呈现一个超越东西分野的具有发散性的艺术世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巨大的展览空间对此次策展有什么启发？上次我们在卡塞尔文献展时同样面临着这样巨大的空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有趣的挑战，你要试着去适应，去调节，要花时间去解构、分析每件作品，让观众得到更好的审美体验。我觉得这让我们充满了干劲。
依凡娜∙弗兰克，《闭上双眼去看》，2011 图片：致谢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Raqs小组内部是如何展开工作的？你们在撰写《Raqs媒体小组：动力沉思》这本论著时也一起写作。你们在意见相左时有过争论吗？对，那本书是我们一起写的。我们首先进行讨论，然后列出提纲，最后一起完成。我们几乎每天都呆在工作室，从早晨十点工作到下午五点半，我们已经这样工作了25年了（笑）。这期间当然有过数不清的争论，如果你了解我们，你会发现我们三个人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竟然可以一起工作25年，但有一点我可以确信：我们让彼此的生活变得更加有趣，而且我现在已经不能一个人工作了。我想如果没有“双年展”，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将不会有如此多的艺术家涌现出来。美术馆、画廊等机构在体制内呈现出金字塔式的排列组合，使得许多年轻的艺术家在这个系统中可能不会有充足的生存空间。但“双年展”的形式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为整个艺术世界提供了更多的能量。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正视“双年展”的价值，我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双年展，而这一形式也会更加常规化。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主展区预计共有80至85位艺术家参与。在首批公布的11位艺术家中，包括了：而纵观首批艺术家的作品，我们几乎可以在丰富的艺术实践里勾勒出一片由问题、命题和叙事组成的星云。
杨振中的作品《伪装》，通过对社会身份的摧毁，《伪装》在拉康式的镜像理论的牵引下试图唤醒群体中的个体意识。作品中的面具原样复制了员工们的面部特征，镜头的慢动作编排，使得员工在流水线上的机械劳作如同舞蹈般动人，揭示了工作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在李明维的参与性装置里，陌生人可以光脚行走于艺术家创造的“神圣空间”里，感受信任、亲密、和自我意识的共鸣。除了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主展区之外，本届上海双年展还将特设4个模块项目：“外策展平台”（Infra-Curatorial Platform）
作为策展亮点，“终端站”被Raqs媒体小组描述为整个双年展的中转站、发射台与链接中心。在这里，艺术家受邀进行实践，通过不断巩固、不断演进的艺术创作拓展出星群式的问题、议案与叙述。他们将作品呈现于展览场域的连接地带，在强烈的感官叙事中引导观众思考的迅速勾连与重复回放。“终端站”将总共选定5名艺术家，而现已公布的四位艺术家囊括了：玛卓林·戴克曼（Marjolijn Dijkman）瑞吉娜-侯赛·加灵多（Regina Jose Galindo）
依凡娜∙弗兰克，《闭上双眼去看》，2011
依凡娜·弗兰克的创作建立在包括神经科学、数学、光学和建筑学在内的多种学科之上，她此次带来的装置作品将以捉摸不定的视觉现象和空间结构来探讨大脑——一个被误判的感觉器官。
玛卓林·戴克曼，《月球空间站》，2011-至今
玛卓林·戴克曼：“我把《月球空间站》设想为一种当代的珍奇收藏室，科学、哲学和艺术在这里融为一体，共同对我们当下的全球环境，与世界的不同联系、和它在宇宙中的位置进行设想和思考。”
瑞吉娜-侯赛·加灵多，《Tierra》，2013
瑞吉娜-侯赛·加灵多的行为艺术作品致力于探讨人体作为力场与地球的相互关系，针对人体的个体性、社会性、和集体性层面进行思考。
牟森+MSG，《存在巨链—行星三部曲》，2016
牟森此次联合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SIMA）创作了《存在巨链－行星三部曲》。这是一件指向未来的作品，由“红旗渠”、“失控”以及“行星编年史”3个部分构成。这件作品也是为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的“第2届跨媒体艺术节”所创作的跨媒介项目。
第11届上海双年展将于2016年11月11日至2017年3月12日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及上海其他地点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