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forum
阿兰·布洛萨（Alain Brossat）教授在研讨会现场.
四月二十一日下午，在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与UCCA合作的“德勒兹和‘情感转向’”讲座上，来自巴黎八大的阿兰·布洛萨（Alain Brossat）与首都师范大学的汪民安教授，分别就德勒兹的《运动-影像》、与对斯宾诺莎的研究文本，讨论了德勒兹理论中影响深远的“情动”概念。
作为哲学概念的“affect”，国内有“情动”、“情感”，亦或“情态”、“情状”多种译法，而其具体意涵，则对应于德勒兹在《运动-影像》中所描述的“动情-影像” （affection-image）。在这一两卷本电影理论的上册，德勒兹将“运动-影像”的“感知-运动图式”大致切分为“感知-影像”（perception-image）、“动情-影像”与“动作-影像”（action-image），其中，“动情-影像”位于“感知-影像”与“动作-影像”之间，指向一种人由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而生发的情感动力，并在下一步的主客体关系中，催生为实际的动作。阿兰·布洛萨教授正是从“动情-影像”出发展开他的论述。
在布洛萨看来，无论德勒兹对于“动情-影像”的概念发明，还是其完整的电影艺术理论，均在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上，与“再现的形而上学”决裂。德勒兹的“影像”（image），从来不是再现的，从来不需要叙事的功能，而具有强烈的物质性。在柏格森的《材料与记忆》等遗产之上，德勒兹将影像等同于世界，等同于物质，也等同于力量：“就电影而言，是世界变成它特有的影像，而不是一个变成世界的影像。”因此，在德勒兹那里，“动情-影像”所特有的脸部特写镜头，便也不以再现为首要任务，而以一种瞬间的感情强度，一种内驱的差异力量，切断了叙事的链条，以一种超越于主体、客体的物质性，直接与观众理性思维之外的感官系统发生效应。
继而，布洛萨转向了德勒兹对影像之色彩的研究，并聚焦在电影中的红色。他援引戈达尔的句子：当他的电影人物受伤时，流淌出的“不是血，而是红色”（《周末》、《狂人皮埃尔》）。或如维斯康蒂所言，要让电影中的一切布置与情境，看起来是假的、是人造的，则其作用于观众的，才称得上真实。也即，无论戈达尔还是维斯康蒂，其所强调的，都是红色本身的感官功效，是这一色彩映射在视网膜平面的强大力量，是未曾指向再现或真假的纯粹情感。这样，即便在《红字》、《圣女贞德的审判》等黑白默片中，即便观众无法在画面里辨识红色，色彩仍然作为一种物质的材料，一种情动的化身，被置于“运动-影像”的整体美学系统之内。
也就是说，在德勒兹看来，色彩的材料，无论在电影还是绘画中，无论在戈达尔还是弗兰西斯·培根那里，均成为一种直接的情动力与感觉的聚合体。戈达尔的红色让观众忘记了血液，正如培根笔下“无器官的身体”隐没在一片平涂的粉色背景。基于此，布洛萨也延伸了自己的研究，将德勒兹有关“动情-影像”的特写镜头，有关红色的情感力量，与本雅明的“光晕”、“羞耻”理论勾连，并在一个少有人察觉的领域内，探寻着两位思想家的隐秘关系。
电影《红字》（The Scarlet Letter，1926）片段.
如果说布洛萨的讲座主要针对德勒兹的《运动-影像》，及其中出现的具体艺术作品，那么汪民安老师则从一个谱系学的角度，清晰梳理了德勒兹“情动”概念的来龙去脉。
在汪老师看来，德勒兹的“affect”首先来自斯宾诺莎，来自他包括《斯宾诺莎与表现问题》在内的一系列相关文本。在斯宾诺莎那里，身体不再是一个对象或客体，不再是柏拉图理念照耀下的污浊之物，亦非笛卡尔“我思”重重包裹的缄默主体。身体在斯宾诺莎看来，始终处在关系之中：“一个身体的结构就是在其之中诸多关系的组合。”身体无时无刻不与自身对话，无时无刻不与外部遭遇，而“affect”正是生成于这样的连接与感触之中。
当世界遭遇身体，当外部之力击中血肉之躯，这一跃动的身体也即刻作出了反应，并同时酝酿着情感。这种反应，被斯宾诺莎一分为二，即快乐与悲苦，主动与被动，肯定与消极，二者分别对应于身体之力的提升与削弱。也就是说，斯宾诺莎的身体，时刻与情感相伴，并在一个由感知、动情到动作的连续过程中，将身体与意识相连，将血肉与心灵相连，同时，也就此改写了“人”的概念，改写了笛卡尔封闭而理性的主体，重新将人的生命，视作一段情感不断绵延、流变的过程。在这里，实际上，汪老师也道出了德勒兹的“情感转向”之所以对今天的理论与生活，如此重要的原因。
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曾经发问：“身体能做什么？”“我们甚至不知道身体能够做些什么，……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够具有哪些情状，也不知道自己的力量可以达到什么程度。” 也即，倘若我们从未认识真正的身体，从未将生命视作情动的过程，我们也便始终无法了解身体的所作所为，无法以一种主动的姿态起身行动。而面对斯宾诺莎的诘问，德勒兹则又一次地，将尼采的幽灵召回，将主动的权力意志唤醒。在将尼采与斯宾诺莎的对接中，在权力意志与情动概念的交汇里，德勒兹强调了情感运动中主动性的因素，提升了快乐、积极与放声大笑的可贵价值，并最终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欲望机器”概念。
德勒兹以“情感转向”回答了身体应该如何去做的问题，回答了我们如何在感觉的领域，在艺术的国度，使力量变得可见，使现实得以生产。最后，汪老师也把目光回归当下，在以德勒兹的“情动”与阿尔都塞、海德格尔及福柯进行对比时，将理论的视角从影像作品引向人生关照，让艺术与生命再度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