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河卓远文化

▲汪民安

《帝国》（Empire）

作者：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

“帝国”（Empire）是对今日全球权力关系的一个高度诊断性慨括。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断定：种种迹象表明，当代世界秩序正处在一个巨大的断裂之中。其标志性特征就是，全球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帝国主权（imperial sovereignty）的诞生。这里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帝国（empire）和帝国主义（imperialism）表明的是历史的两个不同阶段以及这两个阶段的不同统治形式。现在，帝国主义在衰落和消失，而帝国机器正以新的权力形式在全球运转。新的帝国主权同旧的帝国主义权力发生了断裂。从这点来看，哈特和内格里同他们的左翼同道，在对资本主义现状的判断上出现了分歧。对沃勒斯坦这样的世界体系论者而言，全球化市场从来就不是一个新奇之物，实际上，资本主义在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寻求世界市场，也就是说，全球化不过是资本主义市场扩张的一个新阶段，它并不意味着一个世界秩序的断裂。对阿明这样的左派来说，全球权力关系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而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所固有的帝国主义方式的一种完善，全球权力关系依旧是帝国主义列强对后发地区的宰制。但是，哈特和内格里相信，全球化绝非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深化，相反，这是一种新的断裂，全球化激励了新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重组和诞生。即：帝国秩序正在逐渐取代帝国主义秩序；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和竞争为一种单一的帝国力量所替代。这就是他们研究帝国的真正出发点：“一种新的权力观，或者更恰当地说，一种新的权威描述，一种新的标准制定、一种新的法律的统治工具的设计，所有这些都是对契约的确保、对冲突的解决。”

但，帝国和帝国主义发生了什么样的断裂？帝国是怎样形成的？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帝国和帝国秩序？它实施怎样的权力形式？又运用了什么样新的生产形式？帝国的权力实践又怎样促成了反帝国的权力实践？

这是《帝国》讨论的主要问题。两个作者简单地勾勒了帝国体制，帝国的结构模型类似卢曼的系统论（systems theory），它的生成动力类似罗尔斯的正义论（theory of justice）。具体地说，帝国是对民族国家界线的奋力超越，对民族国家主权的有限压制，它四处伸展，囊括了整个世界，帝国要变成一个权威机器，要确立整个世界秩序的规则，并将这个世界纳入一个充满秩序的等级关系中来：帝国的目光就是这样将整个世界看作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化结构。帝国行动，横跨了所有社会空间；而社会空间的所有运动，都只能在帝国制定的秩序之中找到它的意义。但是，帝国获得全球性的强大宰制力量，帝国能够制定规则，并不仅仅依靠它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并不是将蛮横的暴力作为基础，帝国并不是在全球没有名目地仅靠武力而狂妄地驰骋。相反，帝国是在呼唤中出场，是在邀请中成形，“只有被嵌入旨在解决既存冲突的国际共识之链，帝国才能形成，干预才能在法律上获得合法性……帝国的首要任务，就是扩大共识的区域来支持它的力量”。帝国的干预就这样以国际共识为基础，并写上了正义的名字。帝国发起的旨在解决冲突的战争，就这样变成了正义战争。正义为帝国启动的前提，全球系统为帝国成形的结果。帝国就此成为罗尔斯和卢曼的混成品。这种以正义为出发点，以干预为实际行动，以控制秩序为目标的帝国权力，在两个作者看来，不折不扣的就是警察权利。帝国实践，类似于警察实践。如同警察权力无微不至地要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一样，帝国现在实施的是福柯式的生命权力（biopower），这种权力无微不至，触摸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触摸到民众的意识和身体，社会肌体既由这种权力关系构成，也被整个地纳入到这种权力关系中来，并为这种权力关系所生产。

两个作者详细地勾勒了帝国主权的诞生过程，即帝国主权的谱系学。这一谱系的源头是欧洲的现代主权。现代主权形式同欧洲现代性一道发展而成，它是欧洲现代性危机的产物——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携带着自身的危机、冲突和争斗：内在性（immanence）和超验性（transcendence）的冲突和争斗。一方面，现代性以人文主义为开端，尊重处于内在性层面上的个体的激情、爱、欲望和冲动，这种冲动注定会引发各种秩序和权威的危机，引发超验性的危机。显然，高高在上的秩序和权威难以容忍这种激情的冲动。这样，内在性和超验性的冲突成为现代性的固有素质。要恢复秩序，要解决这种现代性的危机，旨在制服内在性的新的超验性就被建立，二元论再次出现。但是，新的超验性再也不是中世纪的本体论意义的上帝了；现在，在哲学上，它是笛卡儿的理性，在政治上，是霍布斯的利维坦；无论是理性还是利维坦，都是功能性（而非本体论）的超验工具，都是对于激情的控制。霍布斯借助国家主权之力（上帝之力已经遭到了怀疑）来控制人和人的野蛮争斗。现代国家就借此而形成，并成为主权的承载者。霍布斯断定人类的普遍性状态就是战争状态（激情内在性的必然要求），要解决这种没完没了的冲突，只有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权利交出让渡给一个超验性的利维坦，从而管制和结束那种无尽的野蛮纷争。这个庞大的利维坦因为是契约性的，不是神授的，因而也是现代的主权形式，它是超验的，因为它管制着内在激情；它是代表性的，因为它反映了每个不愿战斗的人的意志。现代主权就这样将超验性和代表性融为一体。这，就是现代绝对主权制的诞生。它是解决内在性的乌托邦力量的暂时方案。实际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同霍布斯的利维坦一脉相承，在卢梭那里，个体同样是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不过他不是让渡给了君主，而是一个社会总体，一个“公意”。但是，这个公意代表了个体的意志，正如君主同样是代表了个体的意志一样。因此，君主，这个“尘世的上帝”，同那个“公意”，同卢梭的那个“绝对的共和党人”并无二致。不仅如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在锻造现代主权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也是现代主权形成的一个源头，在这里，现代国家的政治超验性被经济超验性所取代，资本在呼唤新的主权，现代国家的主权必须维护和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将霍布斯－卢梭的政治超验性和斯密的经济超验性统合到现代国家主权内的正是黑格尔。到了他这里，主权就开始成为统治整个社会的一架庞大机器。

这是为解决现代性内在危机的第一个主权方案。解决这种危机的还有第二个主权方案，这个方案围绕着民族的概念而建立。由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第一个方案越来越失去它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君主主权无法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后者要冲破它的外壳，这样，君主主权显示出它的衰败性。民族国家主权开始取而代之。现代民族国家以民族的想像性认同代替了君主的想像性认同，它通过民族接过了父权－君主国家的超验框架，新的超验性的民族国家主权解决了专制式的父权－君主国家的主权危机——后者已经不适应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了。在此，父权－君权的统一体让位于民族的统一体，臣民秩序让位于公民秩序；君主的神圣之体让位于民族－领土的神圣之体；君主国家让位于民族国家；现代君主主权让位于民族国家主权。民族国家作为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主权形式从君主国家中脱颖而出。民族国家的认同基础是“血缘关系的延续性、领土的空间连贯性和语言的共有性”。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个截然分明的领土边界。它的主权只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落实。无论是君主国家还是民族国家，都是解决欧洲内部现代性危机的超验方案，它从欧洲内部来创造出纯净的人民。

但是，欧洲现代性一开始就同殖民主义相伴随。这是现代性的另一面，也即是欧洲对欧洲外部的殖民，“殖民主义是一部生产同一性和他者性的抽象机器”，它将被殖民者视为原始而卑贱的他者，并在两者之间划出界线分明的沟壑，进而将这种差异性沟壑推到极端。从这个角度而言，在欧洲内部，主权形式以一种超验性力量来控制内在的激情，在欧洲外部，它通过划分严格的空间界线来控制不驯服的他者。这就是欧洲民族国家主权的两种性质。显然，这两种性质的共同特点正是现代性内在的特点：二元对立。在内部，是超验性和内在性的对立；在外部，是自我和他者的对立。这两种对立，都是统治和反抗的对立，是秩序和反秩序的对立，在此，主权置身于超验性空间，对内在性进行压制性的统治。

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正是可以置放在这一语境中来看待。后现代主义被看作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如果考虑到现代性是超验性和内在性的对立的话，那么后现代性的批判锋芒直指超验——现代性中的那个超验形式，它一定要打破二元对立的主权秩序，并释放内在性。同样，后殖民主义挑战的也是二元对立的殖民主权，它要将殖民主义的严格边界和空间沟壑搅毁，并用差异性来取代殖民主权的控制和压迫逻辑。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不约而同地将民族国家主权的两个强硬的统治方面作为靶子，从而努力激活流动性、差异性和混成性。

但是，由于全球化的来临，民族国家开始衰落，殖民主义逐渐式微，这样，现代主权随之也式微了。因为，现代主权的两个基础前提已经不存在了：民族国家的衰落导致了民族国家内在的超验主权的衰落，殖民主义的式微导致民族国家的殖民主权的衰落。因此，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批判靶子直接指向了过去，指向了已经衰退的现代主权，而对今天的权力现实和权力秩序却无动于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所信奉的差异性政治没有任何现实的批判效果，却反倒预示了新的主权——帝国主权——来临的迹象，因为，哈特和内格里所提及的关键性的统治秩序——帝国主权——同样是一部包容差异性的机器。它同样是对现代主权的两极对抗性的抛弃。从这个角度来说，后现代的主权就是帝国主权，正如现代主权是民族国家主权一样。帝国主权在今天来临了。它正是民族国家主权衰落之后的新的全球控制秩序。这也是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权力秩序。这种帝国主权——哈特和内格里倾向于将它称之为后现代的主权形式——同现代民族国家主权相比而言，有什么新的特性呢？

“或许，帝国主权最基本的特点是，它的空间永远是开放的。”它打破了内外之分。这就是它和民族国家主权和殖民主权的根本不同之处。对民族国家而言，主权总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实施，“一般来说，对现代主权的构想是建立在一片（真实的或想像的）领土，以及这片领土同外界的关系之上的”。就现代主权的这种关系构想而言，公民秩序对应于自然界的外部秩序；理性世界对应于欲望世界；文明世界对应于原始世界；私人领域对应于公共领域；单一的主权力量对应于一个他者的主权力量。现代主权的前提就是严格的二元界线，它的运作就是在这种紧张的二元关系中展开，并以其中的一元来驾驭另一元。现代主权从一开始就是对现代性的内在性和超验性冲突的回应。现在，现代主权的所有这些界线，这些内外之分，在新的帝国主权中，在后现代社会中，都开始消失了，模糊了，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现代主权固有的一系列的内外边界的划分方面，终结了。后现代的帝国本身拆毁了这种封闭空间，让内外之分的界线趋于模糊，界定现代主权的他者已经濒临破碎，帝国主权没有一个外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与之对立的外在敌人。

哈特和内格里从种族主义的角度，进一步细致地证实了帝国主权和现代主权的实践差异。现代主权以种族的生理特征为区分界线，不同的种族位于这个界线的截然分明的两端，它们的关系是排斥性关系。每个种族保持自己的封闭空间，种族排斥以生理的区分为基础。但是，后现代帝国权力的种族主义的方案完全不同，它甚至借用了现代反种族主义的观点。它不会采取排斥性种族主义，而是采取差异论式的种族主义（differentialist racism），即“没有种族的种族主义”（racism without race）。这就是说，帝国现在不是从生理而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种族差异，各个种族都被纳入到一个帝国空间内，种族现在被看成是文化的建构，种族的差异是文化差异的结果。因为每种文化要保持自身的独特性，那么，各个种族也就应该有自身的独特性。帝国就这样在自己的无限领域内招纳了文化多元主义，它将不同种族招纳其中，但是，这些种族，正如生产它们的文化一样，葆有各自的独特性，实际上，不同的种族在一个无限大的帝国空间内却保持着隔离——社会隔离原则并没有被帝国所抛弃，只是先吸纳再实施控制。

实际上，帝国主权对待种族的方式，也是它的一般权力运作方式。这也是帝国的三项律令：包容、区分和操纵。开始，帝国在其疆界内欢迎和包容一切，此刻，帝国对差异视而不见，它成为一个普遍融合的机器。接下来，帝国开始了区分阶段，各种被接纳的差异因为是文化性的，偶然的，它们不会对帝国核心共识产生威胁。因此，帝国不会强行抹杀这些差异，而是对之进行颂扬和鼓励，让这种差异落实下来，让差异作为一种常态存在下来。在确定这些差异之后，也就是说在区分阶段之后，帝国根据总的经济要求再对这些差异进行操控和等级分化，“在一个有效的控制机器中确认它们和安置它们”。帝国主权就是通过这样的程序来施展。

帝国大度地包容一切差异，它就这样拆毁了各种藩篱。就空间而言，帝国主权的标志，在哈特和内格里看来就是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之外再无其他，整个地球都是它的领域”。世界市场正是要冲毁一切的壁垒和障碍，要填平现代性的一切沟壑，正是世界市场的这个冲动，导致了帝国空间是平滑的（smooth），是一片连续的、统一的空间（a continuous，uniform space）。现代性的危机——这些明确的、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所界定的危机——开始让位于帝国世界的危机，由于这个帝国世界是连续性的并包容一切，那么它的危机就不是明确界定的，它既是隐秘的，又是无处不在的。

主权的根源同现代性的内在危机相交织。从绝对君主的现代主权到民族国家的现代主权，再到后现代的帝国主权，这即是主权的谱系学。哈特和内格里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论述了主权的谱系进程。它勾勒了主权的几种历史形态和实践方式。但是，这几种主权的变革根源是什么？帝国主权形成的内在动力是什么？现代主权是在怎样的历史场景中向帝国主权转化？哈特和内格里相信，帝国主权诞生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正如民族国家主权诞生于资本主义开端一样。他们将主权转变的动力置于经济生产方面。如果说，作为政治形态的帝国，其先驱是民族国家，那么，作为生产形态和资本运作形态的帝国，其先驱是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帝国和帝国主义不仅仅是对特定政治形态的表述，它们也是对特定经济形态的表述。这样，在哈特和内格里这里，帝国主义和民族国家一定有一种重叠，或者更准确地说，民族国家在它的后期阶段采用了帝国主义的形态。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是帝国来临的前奏预示，帝国诞生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中，它是对帝国主义内在固有危机的解决。帝国的解决之道，并非是对帝国主义的延续性修补，而是同其政治经济秩序的全面断裂。这种断裂，也是后现代性同现代性的断裂。帝国同后现代性寄生在一起，正如民族国家同现代性寄生在一起。现在的问题是，帝国主义爆发了什么样的危机，以致它被迫向帝国转化？它们的断裂鸿沟出现在历史之流的哪一个节点？为此，两个作者将目光投向了帝国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经济生产。

而这，无论如何，必须从市场、资本和扩张出发。两个作者借用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对资本的分析。无论是马克思还是罗莎·卢森堡，都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的内在本性就是要创造出一个世界市场。资本必须扩大领地，越出它的疆界，拓殖新的流通领域，融会新的空间，接受外在环境的滋养，否则，资本自身难以为继。因为，在一个有限的封闭空间内，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再生产也是有限的，在此，资本很容易撞到它的极限。这样，资本就要不断扩张，不断地将它的外在空间、将非资本主义环境和地域资本化，不断地将非资本领地内在化，结果是，资本的外界不断被侵蚀，资本就要永无休止地寻求外界。（这也预示了资本主义的最终灭亡，因为资本会将整个地球空间都置于它的魔爪之下——资本扩张终究还是会碰到极限。这样，真正的危机就产生了。）资本的本性是一定要走出其窄门，并会采用帝国主义的抢劫和偷盗（对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双重洗劫）方式，这样，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必定会携手而行。任何资本主义的扩张一定携带着帝国主义的邪恶，邪恶的扩张，这，即是资本主义式的帝国主义的本质。

这种扩张最终走向了垄断。而这则成为列宁的批判出发点。垄断不仅是帝国主义资本扩张的新阶段，同时还是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欧洲的民族国家采用帝国主义方式将内部矛盾输送到殖民地中，而这种殖民统治，反过来则限制了资本的扩张和流通。“竞争是资本的基本运作和扩张方式，但是，在帝国主义阶段，它随着垄断的增加而成比例地衰退。帝国主义，因为其独断性贸易和保护性关税，由于其国家化和殖民化的领土，它在不断地施加和强加一些牢固的边界，阻碍或引导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流动。”帝国主义实践实际上为资本流通创造了一个限制，它阻碍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实现。帝国主义最后成了注定要不断地流动的资本的敌人。这样，资本反过来要克服帝国主义的门户限制。资本之流的伟大本能，是帝国主义向帝国转化的发动机。只有平滑和连续的帝国，才能恰当地满足资本的内在要求。哈特和内格里在这里似乎暗示了一个资本的三段论：资本的空间扩张导致了帝国主义的诞生；帝国主义在发展中走向了垄断，垄断反过来则为帝国主义埋下了坟墓；结果就是，帝国代替了帝国主义重新为资本之流打开了通途。

这是资本在隐秘的深处呼唤帝国。实际上，帝国主义的悲剧命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的经济危机中得到了揭示。资本主义在危机中必须被改造，真正的改造使命落到了美国头上——这就是罗斯福“新政”，“新政”使超越帝国主义的进程开始具体生根。这种融泰勒主义、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为一体的新政开始摆脱帝国主义而驶向帝国。按照哈特和内格里的分析，新政直接导致了一个规训社会的产生，这个规训社会不仅是一个统治性的政体，还是一个生产性的体制，“一个规训社会就是一个工厂社会（A disciplinary society is thus a factory-society）”，“在一个规训社会里，整个社会，连同其所有的生产和再生产连接，都服从资本和国家的要求”。“新政”因为其规训方式得到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认同，而迅速地传遍全世界，到了60年代，这种模式进一步被完善而达致顶点。

这种新政导致了三种后果：解殖民化，这导致了世界市场的重组，新世界市场必须消除旧的疆界和旧的等级，新的等级由美国来制定；生产的去中心化，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建立起来，并与后殖民民族国家相互发生影响，各种全球流动开始重新活跃；新国际关系框架的建立，这使规训体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全球的工厂社会和全球的福特主义可能出现，这就使得被规训的工人主体（因为福特主义的高薪）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交换和流动。所有这一切，都抛弃帝国主义的垄断行为，一个新的水平面（相对于帝国主义树立的栅栏）的世界市场势在必行：在此，工人和资本都逃脱了封闭的僵化线条。它们是在一个世界市场内流动，在流动中安置自己的位置。这个过程，也就是截然分明的垄断帝国主义向空间流动性的帝国的过渡。

资本的流动本性势必要埋葬垄断的帝国主义；“新政”所产生的规训社会导致了封闭的帝国主义向全球帝国的转变可能性；但，这些并没有直接呼唤出一个帝国。实际上，全球工人的抵抗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最为直接地促成了帝国的形成。哈特和内格里相信，到了60年代，新政资本主义造就出一个相互联结的无产阶级统一体。它包括农民、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工人。这些阶层巧妙地利用了规训时代——全球性的规训流通使他们的斗争能够相互汇合和呼应——并反对同一个敌人：国际规训秩序。规训不仅使全球性流动成为可能，也使得全球性抵抗成为可能。全球规训使局部性的分散抵抗凝结为整体抵抗。规训的普遍化导致了抵抗的普遍化：分散的抵抗力量凝结为一个整体，并形成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力量，它们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这使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划分失效，斗争跨越了不同区域而在各地被同时均匀地点燃。需求和愿望被重新提出，父辈们安于规训生活的理想在年轻人这里死掉了。取而代之的是灵活的创造性动力和非物质性的生产形式。这是新斗争者的愿望，它们将抗议的怒火在全球累积起来，并让规训资本主义陷入摇摇欲坠的危机。作为斗争主体的无产阶级，迫使资本主义改造自己的结构。规训成为规训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历史中的这样一幕就此登场了：“生产的重构，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从现代化到后现代化，都源于新的主体性的兴起。”资本主义必须抛弃福特主义的规训，它不得不转变生产方式来重新统治新的主体，哈特和内格里将这种由统治危机而引发的新的生产形式称为后现代化，或者，生产的信息化（postmodenization，or the informatization of production）。

后现代化生产当然是就现代化生产而言的。这是中世纪以来出现的第三种生产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农业生产，第二种模式是工业生产——其最后形式是福特主义，第三种模式就是后现代化生产，其标志特征是服务和信息占据着生产的统治位置。在此，生产就是服务。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现代化生产）从70年代开始向服务业（后现代化生产）转化，“服务业涵盖了一大片领域：从健康、教育、金融到交通、娱乐和广告。这些工作绝大多数是高度流动性的，并需要灵活的技能。更重要的是，它们具有这样的普遍特征：知识、信息、情感和交流扮演着核心角色。在这个意义上，很多人将后工业经济称为信息化经济”。如同在生产的第二阶段，所有的生产（包括农业生产）都趋向于工业化一样，在这个第三阶段，所有的生产（包括工业生产）都趋向于服务业生产和信息化生产。显然，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同这种后现代化的信息生产或者服务业生产判然有别：前者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交流是僵硬的，机械的，配置的，后者在两者之间充满着自由而灵活的交流；前者生产的是物质性产品，是一些耐用品，因此是物质性劳动，后者生产的是非物质性的产品，如服务、文化产品、知识或者通讯，因此这种生产可被称为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前者的生产在地理上是高度中心化的，劳动力在这里趋于集中，工业大城市也就此聚集而成。后者则是戏剧性地非中心化的，反地域化的，流动的，由于通讯和信息的便捷，工业工厂和工业城市趋向解散。前者的生产组织方式是工厂围墙之内的流水线，后者的生产组织方式是无迹无踪的平滑网络。哈特和内格里将这种网络生产描述为帝国的主导生产类型。显然，跨国公司是这种生产的直接实践者和推动者，信息生产内在于跨国公司的本性，这二者交织在一起。由于建立了广泛的交流网络，将技术、资本、商品和人口进行跨国交流，跨国公司现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宪法权力，而倾向于自我管理和自我统治。民族国家的权力确实遭到了摧毁，但，国家并没有消亡，而是将其固有的高高在上的超验权力和内聚权力转移到另一些层面，转移到一些分散的、局部的、专门的层面，转移到跨国的水平层面。民族国家权力被迫适应流动的资本和跨国公司，并逐渐向一个全球的跨国权力转移，单一的民族国家体制在逐渐向帝国体制转移，现代权力体制逐渐向后现代权力体制转移。哈特和内格里相信，这种转移实际上是民族国家的混合体制（mixed constitution）向帝国的杂交体制（hybrid constitution）转移：“司法构成，制度的保障机制，平衡的规划，都沿着两个轴线从现代向后现代转移。”这个新的全球权力呈现出金字塔结构：在塔顶是一个全球的超军事霸权；在第二个层面上是控制全球货币的一群民族国家；第三个层面上是一些控制文化和生命政治的联合体。这就是全球权力的景观。权力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开始在全球展开，而民族国家在这种全球流通过程中，变成了流通的过滤器和规范的执行者。

跨国公司将民族国家权力削弱，资本则将主权削弱。这都是迈向帝国进程的必要现象。实际上，资本和现代主权天生矛盾。资本的本性是流动的，是德勒兹意义上的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它是内在的，要冲破任何的疆界，在全世界不知疲倦地渗透，而主权总是倾向于封闭的，超验的，它是对社会流动的编码，分层，定型，是对秩序的稳固配置。这样，主权和资本的固有冲突，贯穿了现代性的全部历史。尽管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主权可能会促进资本的运作，但最后总会成为资本之流的限制。帝国主权就是要克服现代主权对资本的冻结僵化，将现代主权对资本的超验锁链打开。帝国主权转向了内在性——同资本运作的内在性相匹配。现代（民族国家）主权，其统治方式是福柯式的规训，即是通过设置各种各样的边界，设置各种各样的机制（dispositif），设置各种各样的紧闭空间，现代的超验主权将整个社会辖域化，并生产一种稳定的主体性和稳定的身份。但是，这种稳定的疆界，这些层出不穷的封闭机制，这些各式各样的规训手段，在后现代的信息生产阶段，在资本大肆流动的趋势下，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在新的条件下——哈特和内格里称之为控制社会——规训并没有消失，只是从空间上来说，规训的疆界更少限制，各种规训机制发生了融合和杂交。在从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向控制社会（the society of control）的过渡中，“规训社会的超验性要素衰退了，而内在方面增加了和被普遍化了”。同样，管理和监控也发生了变化，现代主权的管理是整合性的压制，帝国主权的管理是分散性的对差异的控制。现代主权的监控是规训，帝国主权的监控是生命政治控制（biopolitical control），“其基础和对象是生产性的民众，这些民众既不能被体制化，也不能被规范化，但却必须被管理，即便是以自主的形式。人民这一概念，不再表示监控系统中的被组织的主体，人民的身份，也因此被流动性、弹性和永恒分化的民众（multitude）所取代”。在帝国的控制社会中，规训被杂交化了，它生产出来的就是杂交主体性（hybrid subjectivity）。从超验性规训到内在规训，从封闭性规训到杂交性规训，从压制性的规训到对差异的控制，这个过程，同民族国家的混合体制到帝国的杂交体制相匹配。这个过程，也是民族国家、市民社会和现代主权的衰落过程，是资本流动、全球化趋势、世界市场形成、信息化生产和帝国主权的构造过程，也是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向空间平滑的帝国的转化过程，从根本上来说，是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化过程。

我们看到，《帝国》是一部宏大叙事之作——这多少同它的后结构主义志趣相抵触。作者立意将这本书看作是德勒兹《千座高原》那样的结构松散之作，并希望读者可以从其中任何一章开始。但是，这基本上是一种矫情的说法，事实上，这本书结构严谨，帝国诞生的叙事链条环环相套，所有的空隙都被精心地缝合了。这绝不是德勒兹或罗兰·巴特式的并置拼贴，也不是福柯式的反源头的谱系学探究。相反，这是一部严肃的历史推理之书，历史在黑格尔式的因果之链中展开。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历史，都是被一个主导叙事线索所垄断的历史。帝国的形成并非历史的一个偶然失误，而是历史之轮的必然终点。两个相平行的轨道，将现代性的开端作为期待，一并通过帝国之终点：理论上的政治之轨和生产上的经济之轨，它们犹如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和谐的二重间奏，遥相呼应。这就是今天的帝国秩序——全球化的政治经济秩序——的双重来源。

这部包罗万象的著作，正是由于有了这两条线索，而不至于让人眼花缭乱。四个世纪以来的欧洲现代性积累，被整理成一个危机丛生的规划，而《帝国》正是校正和解决这个危机的最后现实。同哈贝马斯的意见相左，哈特和内格里相信，现代性已然终结了，帝国与后现代性寄生在一起粉墨登场。今天的全球秩序就是后现代的帝国秩序。从后现代性的角度来打量帝国，这无疑是后结构主义——它是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性的哲学根源——开始的政治经济学冒险。后结构主义常常被认为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逃避，尤其被认为是对当代政治的逃避。但是，《帝国》重新使人们的目光转向了三十多年前的法国哲学著述，并且以一种新的角度重新激活了它们。这是后结构主义的重读：对现代性的重读，对马克思的重读，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读。这个重读，这个政治经济学冒险，现在看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帝国》引发的波澜依然在全球知识界激荡。

这也证实了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德勒兹和德里达的理论——的内在活力，作为一个哲学流派，它们在别的领域依旧威力无穷（几乎所有人都领教过它在文学领域中的影响）。对于后结构主义而言，或者对于更广义的后现代理论而言，它们主要的批判矛头直指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福柯、德勒兹和德里达，都对哲学中的超验主义，对哲学中的柏拉图主义，对哲学中的漫长的二元论传统和根深蒂固的本体论历史进行了攻击。福柯用谱系学攻击了稳固的历史溯源论，德里达用延异来摧毁逻各斯中心主义，德勒兹用“根茎”思维来对抗树状思维。毫无疑问，《帝国》全盘吸收了后结构主义对哲学传统的超验性欲望的攻击。但是，它将这些纯粹的理论攻击，创造性转换到历史和社会领域中来。它将整个现代时代——在《帝国》中，哈特和内格里将其开端限定16-17世纪——的历史现实，描写为一个政治性的二元结构，这个二元结构，同德里达等描写的哲学二元论具有惊人的同构性。历史似乎是哲学思维的一个实际演绎。历史和理论在此保持一种隐秘的默契。哲学上的二元对抗，在《帝国》这里，成为现代性历史中内在性和超验性的固执对抗。这种对抗是超验性的国家主权和内在性的个体激情的权力对抗。这种对抗一再促发现代性的危机。历史就在这种危机中前行：危机既可能启动了历史，也可能摧毁了历史。现代性的历史，一直就是被这种危机苦苦折磨的历史，对《帝国》而言，现代性，只是在危机的意义上才能被真正地理解。霍布斯以来的现代时期的主权和民众的对抗，不过是笛卡儿以来的现代哲学的二元对抗的现实翻版。二元论在这里既铭写在哲学中，也铭写在历史中；它既是哲学的危机，也是历史的危机。哈特和内格里的“帝国”（这个词实际上是一种策略性的使用，它是对一个崭新全球境遇的命名，它和我们通常理解的帝国概念是不同的，因为，“现在”绝非对过去的往复式的循环）是历史的一个巨大转折，它开始摆脱了现代性的核心危机：超验性和内在性的无休止的烦扰对抗，外部空间和内部空间的森严对抗。新的“帝国”秩序，将深层的政治空间扭向平面的政治空间，将里外对峙的分割社会扭向滑动的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正如德里达和德勒兹的后现代性摆脱了现代性的二元对抗，将一个深度的哲学空间扭向一个平面的差异空间一样。

《帝国》政治学的后结构主义视角，自然将罗尔斯和哈贝马斯请出了历史舞台（内格里在一次访谈中明确了这一点）。应该是福柯、德勒兹和德里达的综合（在这本书中的一个注释中，作者将他们三人联系在一起表达了敬意），对当代进行了诊断。在《帝国》中，德里达、德勒兹和福柯被两个作者大胆而灵活地运用。德里达将西方传统神秘化为二元对立的传统，这个传统被《帝国》拾拣起来，并将政治传统也塞入到这种二元框架之中。帝国中的政治现代性一开始就同德里达的哲学现代性交织在一起：现代主权的对抗模型完全匹配于德里达划定的形而上学模型。政治史实在哲学的凹巢中驯服地爬行。德里达拒绝超验性的细致耐心（再也没有人比他更细致了）化作了《帝国》执著的历史使命。德里达剥落一个漫长的西方传统，具有一种哲学上的小心翼翼。这种小心翼翼在《帝国》这里，则转化为大刀阔斧式的坚定政治，现代性传统的历史事实侧面——它同哲学史具有结构上的一致——被流畅地暴露出来。毫无疑问，“帝国”，在政治现实的层面上同德里达保持着哲学的呼应，它们一并宣告了形而上学——无论它出没在哪个领域——的终结。但，形而上学的终结并不等于历史的终结，历史以一种还要以一种非形而上学的方式行进。德里达审判过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后者被认为是基督教末世主义的余音。在德里达看来，历史当然会在挣扎中前行。在《帝国》这里，民族国家主权和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形而上学表征）衰微了，或者说，终结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被《帝国》改造为这个意义上的终结，即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终结。福山在德里达那里受到的挖苦是直接的，但在《帝国》中受到的批判则是迂回的，反讽性的：历史的终结，对于福山来说，恰好是充斥着自由民主传统的现代性的完胜，是这种现代性在全球画上了一个得意洋洋的胜利句号。但在《帝国》中，历史的终结就是现代性的失败，是衰微，是最后的气息奄奄，现代性的句号表达的是失败。福山以现代性的完胜拒绝了后现代性政治，但《帝国》恰好是要开创一个对抗性的后现代政治。历史不是终结了，而是在向着一个新方向重新起航。《帝国》和德里达都拒绝了福山。但是，德里达对今天的政治沉默——当然，沉默自有沉默的奥妙——被《帝国》打破了。“帝国”并不一定符合德里达对当代处境的诊断，但它在明白地告知：历史并没有终结。统治和斗争的新形式依旧层出不穷。总是要反抗——马克思的这一幽灵，使《帝国》和德里达有一种气质上的（不一定是历史哲学的）接近。

德里达在当代理论中得到了很好的消化，他的基本观点在各个领域广泛地流通，并被各种文化理论反复地加工，这使他自己独特的理论版权失去了商标——人们经常忘了德里达是自己的起源。同很多著述一样，在《帝国》中，德里达几乎是隐身的（当然也被充满敬意地提到几次），但是，人们完全能看出他的开创性及其后续影响的存在。相形之下，哈特和内格里对福柯和德勒兹的运用，则是公开和直言不讳的。由于福柯和德勒兹的密切关系——既是私人性的，也是理论性的——《帝国》常常武断地将两人混淆和糅合在一起，而且《帝国》对于福柯的理解，在一个关键性的地方，是通过德勒兹的阐释——这一阐释未必十分重要，但《帝国》却如获至宝。

福柯的权力思想，激发了《帝国》中主权的谱系追踪。帝国中“主权的转变”，这一思路显然是在福柯的推动下形成的。福柯的《治理术》 （govenmentality）勾勒了从马基雅维里到20世纪民族国家的主权变迁和治理的变迁，《帝国》几乎是以另一种方式和另一种思路来重写了相同时期的欧洲政治历史。当然，它和福柯的视角不同，福柯偏向于历史史实，帝国偏向纯粹政治理论传统。福柯是欧洲中心式的，《帝国》则顾及了欧洲和欧洲的他者的殖民关系对主权的影响——这是最明显的对福柯的突破（当然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赛义德和沃勒斯坦的影子）。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到，福柯对治理史的考察隐约地潜藏在《帝国》的主权史的考察中。福柯谈到的领土治理，谈到君主和领土的关系，在《帝国》中被问题化为主权和空间的复杂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对国家和民众宏大的对立统治形式进行了拒绝：权力不是来自高高在上的国家，而是来自现实中的任意两个差异性节点。福柯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的分野，正是《帝国》中现代主权和帝国主权的分野：现代主权在民众和司法国家的连接轴线之上运转，帝国主权则抛弃了这条轴线。在哈特和内格里描绘的“帝国”中，权力根本不需要一个超验性的发源地，它可以在任何一个差异性的平滑空间中施展。同样，权力也不需要一个内外之分的空间限制，它在一个连续性的流通空间中运作。“帝国”的主权，就是福柯的微观权力，就是福柯没有超验性的非压制性权力，就是福柯控制的生命的权力。福柯用微观权力批判传统的巨型国家权力，正如帝国主权是对民族国家主权的抛弃一样。微观权力和帝国主权都放弃了权力的垂直统治，它们都在水平面上运作。“帝国主权，不是围绕一个核心冲突而组织起来，而是通过一个灵活的微观冲突之网而组织起来。帝国的社会冲突，是逃窜的、繁衍的和游移不定的，冲突无处不在。”这个微观冲突不就是福柯的微观权力吗？这个主权不就是福柯所拒绝的国家权力和司法权力吗？如果将“冲突”换成“权力”，这不就是福柯的直接援引吗？在哈特和内格里的心中，帝国的主权形式，就是福柯的微观权力。福柯的微观权力，现在在帝国的平滑空间中大显身手。

德勒兹在《什么是社会机制（dispositif）?》一文中指出：“福柯所描述的规训是我们渐渐放弃的历史，而我们目前的现实采用的是公开的连续布控的形式，这种方式同最近的封闭性规训十分不同。”《帝国》也就此将规训社会和控制社会对立起来。帝国正是对规训社会的摆脱而进入了控制社会。我们在书中能够看到，帝国实际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描述：无疆界的全球社会，这是就冲破封闭界线的全球化潮流而言；景观社会，这是就消除内外界线和深度模式而言；超单一国家的警察社会，这是就权力的全球权威和全球干预而言；世界市场社会，这是就资本流通和跨国公司而言；信息生产社会，这是就产品生产形态而言；控制社会，这是就帝国对民众的主体生产而言的。每一个概念都暴露出帝国的一个侧面：帝国一旦形成，就像是个巨大的转动的多棱镜，每个侧面都发出自己的独特光亮。但是，所有这些光亮，都是从“后现代性”这个光源中发出。在帝国的众多侧面中，控制社会和规训社会的提出，仰仗的是福柯的权力生产主体性的观点。规训和控制，是针对主体的规训和控制。无论是规训社会，还是控制社会，它们在生产一种新型的主体性。主体是在被权力（规训权力和控制权力）反复地锻造而成。权力和主体的关系，福柯这一核心思想，被《帝国》充分地吸纳并得以解释一个广大的民众阶层的形成。

但是，哈特和内格里对福柯的运用，实际上十分混乱。他们既将微观权力和生命权力混为一谈，同时也将福柯非历史化了。对于福柯来说，无论是生命权力，还是微观权力，绝不是帝国时期的权力——帝国时期，在哈特和内格里看来差不多就是今天或者刚刚逝去的时日。而生命权力，按照福柯的分析，形成于十七八世纪；微观权力，福柯对此进行分析的例证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性实践，无论如何，这都是哈特和内格里所界定的现代时期，它们绝非帝国时期的专利。显然，《帝国》错置了福柯的权力语境。同样，《帝国》也用规训来描述帝国主义向帝国的过渡社会，也就是60年代资本主义的治理。但是，在福柯这里，“规训”是生命权力的实践形式之一种，它同样发端于17世纪，而不是《帝国》所宣称的诞生于罗斯福新政时期。“一个规训社会因而也是一个工厂社会”，这是《帝国》对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世界的如是总结，但我们耳旁回响的却是福柯对18世纪的传神勾勒。

德勒兹在《帝国》中受到了更加直言不讳的推崇，他在这里差不多是一个偶像式的存在。两个作者都从德勒兹那里受惠无穷（哈特的博士论文是论德勒兹的，内格里从意大利出走到法国后，在巴黎和德勒兹过从甚密）。《帝国》将德勒兹和全球化联系起来，它运用德勒兹来解释全球化。当哈特和内格里从空间的角度来处理帝国时，德勒兹就开始作为一个强大的参照物置身其间。德勒兹的著作，几乎是《帝国》中空间论述的天启。《帝国》的一个远大抱负即是：对今日的全球化（书中不怎么使用这个现在看来是威力巨大的词语）的历史脉络进行清晰地整理。全球化实际上是主权和空间这二者的相互关系发生作用的一个历史性后果。在《帝国》中，实际上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主权和空间覆盖相同的领土之时，封闭的界线、内外的界线、交流的界线就被牢牢地划定了。这是民族国家的主权和空间的关系。但是，当这两者不相重叠，或者说，民族国家的主权不再牢牢地封锁空间疆界之时，空间的开口就被打开了。德勒兹正是在这里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德勒兹的流动（flow）使所有密闭的空间溢出一个豁口，并让它们有一种持续性的关联。以空间为着眼点，《帝国》将德勒兹和全球化联系起来。全球化，或者说，帝国秩序的形成，首先是一种新的空间形式的生成。德勒兹的哲学，也是一种游牧式的空间哲学。帝国秩序中的各种便捷之流与德勒兹的各种流动相吻合。这样，全球化，哈特和内格里就可以运用德勒兹的说法，就是不断地解域化，不断地外向化，不断地去中心化；游牧思想（the nomad thought）在全球化过程中被具体化和现实化了，而根茎和高原是全球空间组织的现实隐喻？反过来，各种僵化和封闭，既是帝国构型的障碍，也是德勒兹哲学的障碍。僵化，无论是福特制生产形式的僵化，领土边界的僵化。还是规训权力的僵化和地域资本的僵化，实际上都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内在的固有僵化，都是德勒兹所要攻击的一元论暴政的僵化。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同后现代性——摆脱了各种僵化和封闭性的后现代哲学和后现代思维——结合起来。因此，哈特和内格里一再地下结论说：僵化的帝国主义是现代性的，流动的帝国是后现代性的；物质生产是现代性的，非物质化的信息生产是后现代性的；生硬的规训社会是现代性的，灵活的控制社会是后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全球化是后现代性的。在这里，后现代性，只有在德勒兹破除内聚性的流动意义上，只有在拆除了各种笨重而封闭的疆界的意义上，才将它的核心思想爆发性地表达出来。

对德勒兹来说，流动是一种积极的哲学吁请，它蕴含着解放之力。任何一种流动，都是对中心性暴政的游牧式摧毁。德勒兹这种激进的欲望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desire）（欲望的本性就是永不停息的机器般的流动，因而它也是流动政治学）成为《帝国》的价值判断指南。对《帝国》的两个作者来说，流动的全球化，或者说，全球化因为具备德勒兹式的流动，并不应该受到抵制。抵制全球化，建立一个不被全球化污染的纯净地带，尤其是以封闭和僵化的地域主义来反全球化运动，就显得不合时宜，而且具有危害性。地域主义要重新树立一个壁垒来抵制资本的全球流动，这些左派同道信奉的二元论的认知策略和斗争策略，是虚假的，显然，这是充斥着二元论的现代性残渣，它并不符合后现代性帝国中被剥削者必备的斗争任务。哈特和内格里明确地宣称：“我们绝非反对关系的全球化本身。”如果说帝国在空间上拆除了各种藩篱而使全球成为一个连续的平滑体，那么这种平滑的空间相应地产生了一种新的包容性的生命控制形式。这是帝国的两面：空间面和主权面。哈特和内格里的主张是：要反对和抵抗的不是帝国的空间进程，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帝国的主权面，是帝国的崭新的生命控制形式和剥削形式。全球化既带来了新的统治形式，也激发了新的反抗形式。事实上，哈特和内格里将我们关于帝国的常识颠倒过来：全球性的帝国的形成不是帝国主权内在要求的结果，而是民众在20世纪一次次斗争的结局，反抗的民众促成了帝国的形成。帝国生产了一个混杂的民众，但，根本上而言，民众也创造了一个无边界的帝国。

帝国带来了新的民众，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控制。帝国制造新的剥削，但是也制造出来新的掘墓人——帝国在形成之际就预示了它的消亡命运。这也是帝国的辩证。就帝国的民众而言，因为其混杂性和流动性，而在不断地跨越边界，建立居所，夺取空间，变革全球地理。民众流动携带着解放的欲望，一边长途跋涉，一边争取自由，从而摧毁帝国对他们的区分、控制和隔离——这是德勒兹推崇流动的解放哲学的世俗翻版。而且，由于帝国是一个连续性的整体，民众在任何一个点上都直面帝国，因此，蛇一般游动的民众在任何一个点上对帝国的攻击，都是对整个帝国心脏的纵向攻击——这种攻击并不需要同别的攻击保持着横向汇合。一旦利用好帝国平滑而连续的空间，民众的流动性就成为民众政治斗争的潜能，这种潜能一旦转化为现实，它就会首先要求全球公民权（the right to global citizenship），即，能在全球任何一个空间中自我管理的公民权。具体而言：“民众必须能够决定它能否移动，何时移动，往何处移动。它也应当有权待在一个地方，分享这个地方而不是被迫不断迁移。控制自己的运动这一普遍权利，是民众全球公民权的最终要求。”这是帝国中民众的第一个政治要求。第二个政治要求是所有的民众都应该得到社会报酬，因为杂交性的全体人民——而不再可能是孤立的个体——都卷入到帝国生命政治生产中，不应该有任何一个社会成员被抛弃在公民权的收入之外：最后一个政治要求是再占有的权利，只有占有帝国本身的非物质性的生产方式，民众才能自我控制和主动地自我生产。

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中民众的斗争目标——尽管斗争的手段尚不清晰。民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全球化的帝国时期一一从事解放斗争，《帝国》的这一主题显然将它置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只不过，《帝国》是对后现代性状况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这也是后现代性状况下的新无产阶级的指南——这个无产阶级远远不是马克思时代的产业工人了，它包括一切受剥削于、受支配于资本主义的民众。今天，民众主体性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结构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对民众的剥削和控制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由马克思所开创的批判气质没有变化，解放的愿望没有变化，乌托邦式的未来要求没有变化，革命和斗争的使命感没有变化。这是最后马克思主义者对今天全球现实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诊断性呼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断言，《帝国》“不亚于为我们时代而重写的《G。C。D宣言》”。

《帝国》就这样将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结合，将德勒兹、福柯和列宁、卢森堡相结合。列宁和卢森堡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宣告了帝国主义的终结，德勒兹和福柯从尼采角度宣告了帝国的来临。列宁和卢森堡宣告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尾声，德勒兹和福柯预告了资本主义后现代性的先声。帝国和帝国主义的断裂，在书中则表现为德勒兹、福柯和现代性的断裂，列宁、卢森堡同竞争资本主义的理论断裂。尽管福柯和德勒兹本人一再将自己和马克思主义传统区分开来，但是，《帝国》却反复将他们拉回这一批判传统之中。帝国和帝国主义的断裂，后现代性和现代性的断裂，在《帝国》中，当然存在着经验的分析，但是，先设的理论模型（现代性／后现代性）确是这种断裂的重要框架——而且这个断裂框架一再被使用：丹尼尔·贝尔在社会学领域中使用过（《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阿列塔（Aglietta）在生产领域方面使用过（《资本主义调节理论》），哈桑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使用过（《后现代转折》），利奥塔在知识叙事的断裂方面使用过（《后现代状况》），杰姆逊在文化断裂方面使用过（《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大卫·哈维在空间地理方面使用过（《后现代性的状况》），凯尔纳和贝斯特在哲学方面使用过（《后现代转向》）——这是个漫长的名单，还可以提到的是居伊·德波（Guy Debord）和鲍德里亚，他们的“生产的终结”，显然也预示了《帝国》中非物质生产的出现，符号社会和景观社会的出现——现在，旧瓶又换了一次新酒：《帝国》在政治经济方面再次拣起了这个框架，不过这个框架深入到更远的历史深处，而且更为包罗万象，它是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综合（哈特诚实地承认了这一点），并将全球化这个事实突出出来，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当代性突出出来，并将这个秩序，以后结构主义的角度，沿着政治经济的双重线索，追溯到现代性的开端——这真是一个充满抱负的宏大叙事。而且，它还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气质，清晰地为民众提出了新时代的斗争目标。这样明确的政治立场，当然给左派力量以巨大的理论鼓舞。

显然，所有挑选出来的经验必须符合这个框架。但是，《帝国》挑选出来的经验全面吗？符合今天的现实吗？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吗？我们可以对照着《帝国》的论述扪心自问：今天的流动性真的是无所不在吗？全球化的舞台真的是平滑的而让民众自由地流动吗？今天的生产确是非物质性生产占据绝对主导性吗？《帝国》观察到的全球事实起码在大多数地区并没有成形，或许《帝国》将欧洲和美国视为全球现实了——如果是这样，它还是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嫌疑。《帝国》反对第一和第三世界的划分，认为这种划分已经被包容在帝国庞大的空间中而失去了它的有效性。这种反对显然忽略了全球割裂的等级化现实。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只有欧洲和美国才普遍性地发生了《帝国》所表明的后现代性断裂，无论是文化的还是政治经济的断裂。也许只有在那里，流动才可能广泛发生。我们无法设想，一个中国的农民可以自由流动到美国去，更无从设想，他可以在全球的任何地点对帝国发起反击，他要抗击的对象可能是就是身边的村委会，而绝不是帝国中那个语焉不详的生命控制权力。这绝非个别的事实，因为，中国的非物质生产的劳动者也不占有主流，相反，大部分的民众（multitude）是农业和工业生产者。如果说真正的处在被宰制状态下的民众，主要是处在不发达国家的话，而这些国家尚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现代性幽灵的纠缠（甚至还可能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哪还谈得上对帝国的后现代式抵抗？

原注：本文原标题为《〈帝国〉的谱系和后结构主义政治学》，因微信字数限制，最后两段改为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