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小说 文：陆兴华

Anish Kapoor, My Red Homeland, 2003. Wax, oil-based paint, steel arm and motor, 12 meter diameter.

巴尔扎克在《驴皮记》里令人难忘地描述过一个闯入古玩店的年青诗人的反应。他陶醉于生活和死亡，以窥淫者的眼光去把握横断面，从远处，在镜子中经历了过去之中的混乱的魅力。“他不得不看到二十个世界的骷髅…他成了这一堆旧物中的其中的一名骑士…不久，他成了掌管这一切的海盗”。巴尔扎克的对此的吃惊不是浪漫派式的，而是不折不扣地巴洛克式的：对废墟上瘾。巴尔扎克的古玩店是关于过去、关于远方的陈列室，漂浮的，因而是寓言式的。被保存的那已消失的东西仿佛是只有在此时才发散出它们的最终的美。那些表面的苍桑褪去，露出忧郁-欢快的一片睛天。…像本雅明在《德国悲苦剧》中所说，“让苍白的尸体发出光芒”。

--布洛赫，《希望原则》，I，383-4

一、本文试图推进这样一种立场：

不只是学校教育，更有对残留至今的最广义的文化遗产的游戏式使用这一早期文化经验，才使儿童过上一种创造性生活。反过来，也只有这种人人独特地开始的创造式生活，才能持久和充分地维持、延续和发展留存到今天的文化遗产，比成年人的策略式的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也许更切实、更周到。而且也许更全面：整个过去的文化，而不是被拣选出来的某部分，都能成为儿童游戏的道具，整体地被其使用。

每一个儿童都是将整个过去的文化遗产当道具的。可以说，每一个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都在开启一条独特地使用整个文化遗产的道路。对文化遗产有无数种定义，对其的保护也也有无数种进路。所以，问题不再完全是如何通过教育去引导儿童关心爱护我们的文化遗产，而应倒过来：顺着儿童的游戏冲动，使儿童和大人一生都将文化遗产当道具，去打开创造性游戏，扩展新的使用。成年人也继续各各以自己的方式用活文化遗产，又苦又甜、自在地去过自己的生活，将来自过去的传统当作道具，用到当前的游戏式现实也就是生活之中。

Mark Manders，MIND STUDY. 2012-2013，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百科全书宫殿》

文化遗产是那一本雅明说的会压垮我们当代人的一层层互不关联的过去（的图像）。它也是海德格尔说的“世界-历史性”的冷漠的在场，此在无奈地发现总是已经存在于它之前的那么一堆，是一堆人必须从中找到未来，也将死于其中的东西。海德格尔对此是消极的，要我们离开这里，找到四方域的入口，重回神人共处的界域。而哲学家斯蒂格勒认为，全部的文化遗产，从洞穴壁画到大数据库，都是“第三存留”，既是我们的假肢，也是我们的药罐，我们只能不论好坏地抱着它往前走。我们不得不将它们当作道具接着玩下去。

上面这一立场对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将意味着什么？这将意味着，儿童能够通过游戏而将被破坏的文保场景重新激活，通过游戏式使用和创造式地重新定义，全整地交还给大人。儿童的游戏能亵渎、打开我们进行文化遗产保护的真正界面，无数个从未被开启过的界面。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哲学家阿甘本强调的每一个儿童都具有的“亵渎”能力上：商品经济将一切变成景观，而儿童的游戏会将极端的商品如大炮和作战图变为玩具。先进入游戏中，悬置原有功能，待定，之后，人类才能集体地重新学习着地使用之。儿童的游戏里隐藏着成年人的使用的全部潜能。

这还意味着，我们应当重新拷问当前正在执行的文化遗产保护：我们保护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只是为了这样原封动、或好不容易地复原后交到下一代人手里？这种原封不动和修复可能吗？有意义吗？这一举动本身是我们的僭妄吗？下一代人尤其是下一代儿童将如何将其用到他们的游戏中，这一点，我们事先能知道，哪怕知道一点点？

Abdel Kader Haïdara, a librarian who smuggl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manuscripts from jihadist-occupied Timbuktu to safety in Bamako, stands with ancient volumes from Timbuktu packed into metal trunks.他曾获得2014年德国授予的非洲拯救廷巴克图手稿奖

如果每一个儿童都能自己开启一条独特的文化遗产保护的道路，那么，保护，就是冒险，是投资并投机的。

下面，我们将通过探讨心理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ecott）的“过渡品”和“潜在空间”这两个概念和哲学家斯蒂格勒关于“第三存留”的理论，来拓展对上面这些问题的回答。

二、主要概念：

（1）过渡品

AES+F ‘The Feast of Trimalchio Panorama #7’ 2009

过渡品是由妈妈提供的。它们代表了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妈妈向婴儿担保，使它用不着一开始就不得不知道物品不是由它自己创造出来的（Transitional objects and transitional phenomena belong to the realmof illusion which is at the basis of initiation of experience. This early stagein development is made possible by the mother’s special capacity for makingadaptation to the needs of her infant, thus allowing the infant the illusion thatwhat the infant creates really exists.19，109）。也就是说，打从一开始，妈妈就必须支持婴儿的全能感，使其相信周围的一切都是它自己创造出来，是其游戏中的配角，而妈妈的乳房只是其中的道具之一，不必过久地逗留和执着。至少，妈妈要见机行事，努力不要去点破婴儿的这一幻觉。这意味着儿童早期是将文化遗产也当作是它自己假造出来的。在儿童眼里，来自过去的一切都是过渡品，仍是未完成，由待到来的。

过渡品和过渡现象形成了一个幻想的王国，而后者是发动儿童的文化经验的基础。成长的第一阶段就是由母亲的这一种特殊的能力发动的：主动去适应儿童的需要，允许它抱幻觉，让儿童相信它所创造的是真的存在的，使其始终能在一个平滑面（一致性平面， aplane of consistence (德勒兹)）上滑行。有意思的是，在这样一个平滑面上，所有的来自过去的文化遗产，都被儿童拉进同一种像爱丽丝漫游奇境里的状态。

在成长过程中，温尼科特说，婴儿的过渡品很平常地就渐渐脱去对母亲亲情的专注，尤其是在文化旨趣得到发展之后（An infant’s transitional object ordinarily becomes graduallydecathected, especially as cultural interests develop. 19）。

最后会到这样的地步：妈妈的作为道具管理员或电影制片的角色还在，但已被边缘化，只成为一种担保和援引。而妈妈应努力追求完美的失败，要努力给儿童这样的印象：这种游戏版本太高，妈妈已没能力参加，只好被淘汰出局，成为旁观者，但做道具管理员总还行的，游戏策略当然是再也不用过问她的了。她必须支持这样的一种舆论，让儿童全力投入自己的冒险。所以，妈妈的任务，是在婴儿的游戏里尽早追求到这种合格的失败（graduated failure）。

而正是对于文化遗产的早期经验才使婴儿较早地脱开对妈妈的专注，不再遭受因为与母亲分享而造成的创伤（而温尼科特认为，后者正是弗洛伊德派对于儿童文化经验的描述最错误的地方：悲观地认为儿童与妈妈的关系中的心理创伤不可避免）。婴儿早期即学会与文化遗产周旋，将妈妈边缘化，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一生都去过一种创造性的生活，而在这种创造性生活中，一切都成了过渡品，妈妈只是配合来跑龙套的。

温尼科特引用和阐释泰格尔的诗，来图解儿童的早期处境：妈妈是大海，爸爸是岸礁，婴儿在海滩上玩。一切都是它的；爸爸妈妈的一切，最后也与其它道具或玩具混在了一起了。或者说，其它道具或玩具使爸爸妈妈留下的一切也都不再是创伤，而也是它正在创作的作品中的素材，可接着用的了。一个婴儿要成长得成功，就必须将关于爸爸妈妈的一切（阿莫多瓦曾拍了这个电影，张艺谋也学样拍了一部；都曾太怀旧或玩忧郁）当作自己的作品中的素材被继续铸造和编写。这与心理分析与我们讲的儿童早期体验完全不同了：哪怕是儿童自己的早期心理创伤，在这里也成了一部有待它重新去写出的小说的素材。

反过来看，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知识分子是不是正在抢回妈妈们努力甩掉的游戏主导者的角色？他们是失败的妈妈？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们自己是不是都是些童年很失败、一生都不会过创造性生活的人，也就是说得了忧郁症，才成为保护的专家的呢？他们说，你看，弄坏了，来不及了，修到哪里是哪里，如果没本事，就不要修，让它原封不动。这种遗产保护过程中的伦理问题，是不是因为绕开了上述儿童与大人之间的代际关系中儿童的亵渎式使用的优先性，而忧郁和绝望了呢？

2）潜在空间

Olafur Eliasson, Yellow corridor, 1997. Monofrequency lights, dimensions variable. Installation view at the Winter Palace/Belvedere, Vienna. The Juan & Patricia Vergez Collection, Buenos Aires. Photo: Irina Gavrich, 2015.

人活在一种第三空间里。那既不是内心现实，也不是在外在现实，而是人类生活的第三区域。这种“中间的生活”可被看作是发生在某个潜在空间里的。温尼科特的这一说法否定了婴儿与母亲之间的空间上的分离，以及由这一现象引起的所有发展这一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主流说法。他认为，人多数时候是处在自己的第三空间或潜在空间里，自在着。这个我们自在着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概念几乎就是德勒兹的说的“平滑面”：我们的爱和信念的层面，在上面，婴儿或儿童像神那样地来命名一切和作出一切行动了。在那里，儿童和大人都是在滑板上的。

温尼科特认为，帮助婴儿建立这一潜在空间，是妈妈的责任。建立母婴之间的信任，儿童才能创造性地游戏。母亲在中间里起到了天才般的作用。至少，她在向婴儿提供一种不断放任的信用（任）担保。在婴儿的游戏中，她像放贷员一样，给婴儿不断发放更大的信用，使后者误认为自己是全能的，是自己的第三空间里的主人。温尼科特说，这一经验的中间区域不该受到置疑，不该被追问它到底是属于内在现实还是（被分享的）外在现实。而正是它构成了婴儿的绝大部分的经历。它将一直持存于它后来的生活中，存在于其艺术、宗教、想象式生活和创造性的科学劳动中典型地表现出来的内在实验的世界里（49）。

对于这一点，哲学家斯蒂格勒评述道，因此，腾出时间让儿童开心，从小就使它笑，这是要使它进入七艺之神的中间世界，使它进入幻想，而只有幻想才能给这世界带来魅力（斯蒂格勒，《关心》，34）。

潜在空间是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之外的第三空间，它似乎不存在，但却至关重要：人人的游戏或创造性生活在其中使世界复魅，使这复魅听上去是一种很容易完成的任务。

更重要的是，温尼科特还同时用“潜在空间”这一概念向我们指明了文化经验的坐落：…位于个人和环境之间。文化经验起于最初显示于游戏之中的创造式生活中。[…]只有下面这一情感相关，那个潜在空间才发生：母亲-角色或环境因素是可靠的（135）。

在这一潜在空间里，…这些过渡品是被接纳的，而不是被创造的。而对于婴儿来讲，（如果母亲能提供正确的条件），婴儿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创造性生活的一个样例。每一对象，都是一个“被发现”的对象。一有机会，婴儿就开始创造性地生活，创造性地进入物品和与物品相处。如果婴儿没被给予这一机会，那么它就无法展开它的游戏，去得到文化经验（136-7）。

婴儿和母亲、儿童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这个潜在空间，是依赖于那些通向信任的经验的。这一潜在空间对于个人而言是神圣的，因为正是在这里，个人体验到了创造式生活（139）。

而这个潜在空间或第三空间，笔者认为，就是我们要使用和保护文化遗产的那个空间。

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的很重要的一面是，我们要根据其能力、情感年龄和发展阶段，使一切年龄段的所有儿童都接触到文化遗产的各个合适的因素（《游戏与现实》，148）。

如果我们相信温尼科特，在十六个月大开始就能获得母亲的信任，从母亲监护下的游戏之外，去拣起文化遗产，当作道具，去玩游戏。而这不是为了要儿童去学习操练它，而是为了保证儿童在这种与文化遗产的冒险和创造式使用里获得得他们成年后的创造式生活。也正因此，我们能理解黑格尔说他十一岁就开始读懂哲学了。而德里达则认为六岁的儿童就有自由去用其哲学能力的权利，国家的教育应该保障这一点。

3）与物的关联

我们人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妈妈的乳房成了婴儿自己，对象成了主体。那时，我们的主观对象曾是第一对象，也就是说，对象还没有被斥为“非我”。这一经验为我们走向客观的对象铺了路。这之后，我们才有自我的观念，才感觉到真实，把身份当作这一切的源头（107）。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说的“客观精神”正是来这样不断在认识自己的。它能从客观对象中百分百地看到自己，与自己达到同一。我们小时就这样，长大了，则要等到到达了绝对知识，才重新做得到。

当主体与物（客体）连接时，物被主体发现而不是被主体放在世界中。主体要达到自我同一，就要毁物。物从主体手里幸存之后，主体就能使用物了（126）。

物是一开始快要被我们毁灭的，后来进入我们的使用了，才从我们手中幸存的。文化遗产就是这样传下来的。收藏行为的根本，也在这里。

人需要过与物相连的生活（object-relating）。如果儿童

不能逗留在物间，它就会执着于自己的内在生活，不是冲动得到了满足，就会躲在知足的闲适(the leisure of gratification)之中（。141）。

如果儿童在创造式游戏里得到的激动不能导向满足，就会陷入挫折的不适之中。像黑格尔说，人与物之间须建立充分的对话，人才达到绝对知识，才实现自我同一。温尼科特所说的我们人在大多数时候什么都不为地在那里自在和舒服着，就是这种自我同一的状态。这一状态是在物的帮衬下达到的。

温尼科特很幽默地问：当我们听贝多芬的一首交响曲，赶远路去美术馆看一幅画，或读莎剧《特瓦勒斯和克里西达》时，我们是在干什么？当一个儿童在母亲的庇护下在地板上坐着玩玩具，它这是在做什么？…这不光与我们在做什么有关，还与我们在哪里干这个有关。我们用过了里和外这样的概念，我们还需要第三个概念。当我们一个人自己很开心地呆着时（我们一生中大多数时候都这样着），我们是呆在哪一个地方？…对于创造式游戏和对于文化经验而言，包括其最微妙的发展（比如做艺术），这个地方叫做潜在空间，位于婴儿和母亲之间（144）。

在这个潜在空间里，儿童与物的关系才是积极和健康的。当婴儿将物看作是“不是-我”，不将自己与物混同时，这个空间就出现了。

Jim Shaw, Labyrinth,I Dreamt I was Taller than Jonathan Borofsky, 2009

三、创造性的生活里，一切都被激活，进入游戏状态，都成为过渡品

斯蒂格勒为下面这一句话写了一整本书（《关心》）：

我们要么发现个人创造性地活着，感觉到生活是值得花这份痛苦去过的，要么就发现个人不能创造性地去活，怀疑着活着的价值（We find either that individuals live creatively and feel that lifeis worth living or else that they cannot live creatively and are doubtful aboutthe value of living）（96）。

而人类个人中的这一变量，是直接与母亲能否在婴儿早期提供的过渡品的数量和质量有关，与能否让儿童相信到它这些物品并不一定不是它创造的有关（温尼科特，《游戏与现实》，95-6）。

四、游戏与文化经验

陆扬，愤怒金刚核。2011

游戏中就开始了儿童的文化经验。温尼科特这样定义它们：

游戏和文化经验是我们特别珍视的那些事儿。它们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们占满我们的时间和空间。它们要求和得到我们的专心的关注，专心但用不着格外地用心作出（Playing and cultural experience are things that we do value in aspecial way; these link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they take up timeand space. They demand and get our concentrated deliberate attention,deliberate but without too much of the deliberateness of trying. 12）

所以，妈妈应该主动担任离开的角色，也帮助婴儿与物分开，但在分离的同时，应鼓励儿童用这一潜在空间来填补它与母亲之间的空档：有时用创造性游戏，有时用象征符号，最终加到一起而构成一种文化生活（147）。

每一个儿童是不一样地去将文化遗产当道具的。因此，一个人是什么，是由它获得到了哪种文化经验，到什么程度，来决定的。因此，当我们说到一个人时，我们是带着它的文化经验之成就来说它的。是（将人和它的评论经经验）放到一起来，当作一个单位说它的（133）。

最后，个人就将文化遗产当作了云（cloud），而自己是一块平板：人类的公池the common pool of humanity的意思是：个人和群体会贡献于它，但也从中取。而我们都只有能往里面放才能从中取, 而且只有我们知道了将我们发现的往哪里放，我们才能取（which we may alldraw if we have somewhere to put what we find，133）。

在这样的一种文化经验中，取和给的能力平衡，消费和贡献达到了平衡。

而从一个母亲的角度看，一个人类婴儿必须离开其早期经验走到很远，才能成熟而达到深刻（a human baby must travel some distance from early experience inorder to have the maturity to be deep, 134）.

如果从一个心理分析师的角度看，这文化经验会给个人带来创造性的生活本身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你可以治好病人，但不一定知道是什么使他她的生活值得继续（You may cure your patient and not know what it is that makes him orher go on living）。没有心理和神经疾病，可能是健康，但还决不是生活absence ofpsychoneurotic illness may be health, but it is not life(134)。

你不能向人指出、给予生活的意义。那必须由个人假肢式、药罐式地去体味和使用，才能找到。如果有方法，也必须是为每一个个人定制。

每一个人都需要文化遗产，来游戏，来当符号手段用。同一种文化遗产，到了不同的使用者手里完全成为不同的东西，遗产就是走进了这样的无数条道，才找到了归宿。而我们今天的文化遗产保护是要为整个时代和好几个时代保存一个纪念碑那样的东西，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可能是一个错误梦想。

而无论多么不同的文化遗产到了儿童手里，都会一样有用，因为它们的使用，是创造式地重新定义它。只有交给下一代，我们才能给文化遗产放生，使它们幸存，否则，我们的遗产保护，与为领袖保存尸体那样荒唐。

（待续）。

金锋工作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