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FT中文网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人 宋佩芬

位于柏林的“伊果恩之家画廊”（House of Egorn）展出了5位古巴最重要的女艺术家的作品，这是这些艺术家们首度在欧洲展出。由埃尔维亚罗莎•卡斯特罗（Elvia Rosa Castro）策展，以《祖国的飞跃》为主题，探讨她们对“祖国”的诠释。

画廊老板Sharon来自上海，2009年首次到古巴旅游时认识了当地的艺术家，从此与古巴艺术结缘。今年春天决定在柏林开画廊，地点就在荷兰建筑师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1968年完成的新国家美术馆（Neue Nationalgalerie）对面。由于学生时代主修作曲，后从音乐转到视觉艺术，于是将她最欣赏的作曲家伊果•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和画家埃贡•席勒（Egon Schiele）两人的名字结合起来作为画廊名称。

展览中除了29岁的伊丽莎白•塞尔维尼（Elizabet Cerviño）以外，其他4位艺术家都是40多岁，她们都经历过从1989年开始并持续了七八年的“特别的时期”。那是一段物资严重缺乏的痛苦经验，所以作品充满了政治批判以及对未来的质疑。

艾梅•加西亚（Aimée García）的作品《至上主义者对话》(Supremacist Conversation) ，将不同颜色的线缝在官方报纸上掩盖住文字，因为她认为所有的报纸都是政治宣传工具，缺乏言论自由。另一件在今年哈瓦那双年展的行为作品《红衣女郎》（The Lady in Red），她要一名男士上半身穿红色军服，下半身穿红裙子，在户外站立数个钟头。红灯区是色情行业的聚集地，红色也代表了共产政权，《红衣女郎》微妙地批评了古巴政府腐败的社会制度。

展厅内悬空吊了两个木板，上面用粉笔反写了“革命”与“道德”两个字。自从1959年古巴革命到现在，“革命”这个名词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被反复，1959年被奉为记载历史的开端，好像革命有自己的历法。丽姬•阿尔维莎•希门尼斯（Lidzie Alvisa Jimenez）批评“革命”这个字的空洞，犹如木板上的粉笔灰也会随着时间而消失。

桑德拉•拉莫斯（Sandra Ramos）是展览中唯一住在国外的艺术家。她住在哈瓦那及迈阿密两地，作品探讨了古巴的政治、社会、经济，以及她个人离开祖国、移民、失去童年纯真岁月等等的伤痛。在卡通漫画似的图片上，她经常利用刘易斯•卡罗尔笔下的爱丽丝来代表自己，在仙境中梦游。摄影家昔兰尼加•莫雷拉（Cirenaica Moreira）让自己的女儿穿上芭蕾舞衣，但却在她的脚上绑上石头，象征着年轻一代缺乏自由的可悲。最年轻的艺术家塞尔维尼到古巴革命的起源地马埃斯特腊山脉（Sierra Maestra）采石，将它们带到柏林。开幕时她将石头放置在柏林的街头，在改变古巴以及柏林两地的地理的同时，还探讨了移民的失落。

古巴目前正面临巨大的改变，艺术家对政治气候向来敏感。从展览来看，这些艺术家对“未来”与“希望”的看法似乎很悲观。“我们没有希望！我们无法感觉到希望！”策展人悲观地对我说，“我们曾经希望有好的教育、未来、自由与平等，但是这些希望都已经幻灭。许多人为了改善生活，移民他乡。”古巴在过去有非常良好的教育系统，但是90年代的“特别的时期”改变了一切，社会制度瓦解，人们失去对社会国家的归属感，自扫门前雪，各自追求名利。“虽然事隔多年，我们仍然无法肯定情况是否好转，还是仅仅变得不同。我们不知道未来，我们只能等候。”

在一般民众都感到彷徨的时代，敏感的艺术家们更加绝望。虽然古巴艺术在哈瓦那双年展期间看似蓬勃，但热潮向来是短暂，与社会脱节。“在这里，艺术没有希望。”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艺术家几乎没有时间创作。美术学院最好的老师都必须同时兼上好几个职业，或是改行，才能够生活糊口。有些幸运的艺术家在国外有画廊代理；另外，也有载满了收藏家的游览车直接到艺术家的家中购买作品。在哈瓦那有七八家商业画廊，但像古巴所有的企业，所有商业买卖都是由政府操作。幸运的是，虽然画廊归政府所有，检察制度相对而言并不太严格。政府认为关心艺术的人口极少，无需过度控制。艺术家也知道底线在哪里，只要不超越，他们还是有相当的创作自由。然而艺术的生存还是必须来自政府，当年革命宗旨之一就是将艺术注入新生活，政府创办美术学院、提供奖学金等都是由此而来。但是，他们所提供的寥寥可数，杯水车薪。能够有更多的机构赞助，才是艺术家唯一的希望。

像定居海外的中国艺术家在2000年之后陆续回国，现在也有一些思乡的艺术家回到古巴寻根，但是他们很少回国定居，因为古巴没有任何让他们生存的经济条件。他们在国外持续保留住所与工作，以保收入的稳定，这一点和中国完全不同。

自从今年一月古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国际媒体瞄准古巴。策展人对西方的报道充满质疑：“许多人到这里待上一周，就以为自己对古巴了解透彻，到处发表充满偏见及误解的文章。其实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如何，到处充满了未知，大多数人都缺乏安全感。”当然了，和90年代那一段连食物、衣服都没有的痛苦比较，情况的确有改善。“但是在本质上，极少有改变，希望是每个人都想要的，但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脱节，政策缺乏透明又经常变换。我们很难相信希望，也不知道从希望哪里来？很难明确地知道未来，对我们而言，未来经常是个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