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戴白藤帽的华籍水手》(与黄志恒合作)，2013年，摄影，150×100 厘米

梁志和：应物象形

文：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

翻译：康康

对世界上许多地区的艺术家来说，20世纪90年代不过是冷战结束后的一个历史阶段——或是历史终结的延长。梁志和便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中成长，并在英国统治的最后年月中成为了一名当代艺术家。他这一代人亲身经历了香港剧变，生存在本土与国际文化的夹缝中，有着复杂的国别身份。90年代初的香港还是一个所谓的文化沙漠，艺术作为舶来品受到严重限制。1996年，梁志和与曾德平、张思敏、黄志恒、文晶莹、梁美萍和李绍荣一道创建艺术家运营空间Para Site，开启了香港艺术发展史上意义重大的篇章。作为艺术家的梁志和依附于历史，历史也以微妙而深刻的方式体现在他的作品中。

“对我来说，第一手观察始终是最佳策略。”

个人史

1968年，梁志和出生在东九龙人口稠密的观塘，是四个孩子中的老幺。“陈佩之也是在这里出生的。”他提醒我。梁志和的艺术生涯始于香港中文大学，在那里他第一次开始尝试摄影。“当时并没有正规的摄影课程，我完全是自己摸索。也没有人能对我评头论足。”这一经历对他的日后发展至关重要，摄影也成为他艺术创作的主要媒介。

1990年大学毕业后，梁志和并没有成为艺术家的打算。“在香港看不到艺术，也没有‘艺术家’的概念。”回顾过去，他却认为80年代是非常有趣的时期。“现在看来，那段时间是很浪漫主义的。海外留学的人陆续回来，带回了新的方法，他们的作品跨越了不同领域。”

90年代初，梁志和常混迹于中环鸭巴甸街短暂存在过的酒吧Quart Society，在那里认识了不少艺术家——侯瀚如1990年赴巴黎前也曾在此讲座。1991年，梁志和来到欧洲，依靠奖学金在意大利学习语言的同时继续研习摄影，并对戏剧产生兴趣，还参加了剧团。在佩鲁贾一家生态农场的夏季工作使他第一次感受到劳动的乐趣——用艺术家自己的话说，就是“约瑟夫·博伊斯的工作精神”。回到香港后，受欧洲经历和意识提升的影响，梁志和在1993至1997年间创作了摄影《无题（旅行者系列）》。用自制的针孔相机拍摄“貌似外来”的建筑，在“熟悉的环境中寻找异国元素。”对他来说，“采用游客的视角，以不同方式体验世界很有启发意义。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节点改变自身位置，包容差异观点，这也是梁志和艺术创作的基准。

《新界大围》，1994年，明胶银版冲印，40.5×40.5厘米

按钮与连线

2015年梁志和在深圳OCAT的个人回顾展名为“请按钮：瞻前顾后……”，展览上也的确设置了按钮。按下按钮，观众会看到在高耸入云的大厦间仰视天空的照片。这一视角在多件作品中出现，也是艺术家记录城市动态的手段。“我对直接呈现城市变化不感兴趣。向上看的动作展示城市环境，但不给出明确细节。人们不需要说明性的图像也能获得空间感，想象得以在封闭的形状中驰骋。”

梁志和第一次“向上看”是在1996年，也是ParaSite创立的年份。当时，他刚刚开始尝试用自制针孔相机在摄影中探索空间负形。这一方向在他与艺术家黄志恒合作的作品系列“城市曲奇”（1999年至2003年）中得到推进——摩天楼顶框起的天空形状被做成曲奇模具，烤制出的成品曾在多次展览上发放。

“请按钮”是一次理解艺术家作品间联系的难得机会——不仅仅是视觉联系，而是媒介与观念的契合，以及观念的联系和发展。一般而言，梁志和对摄影、语言、录像和行为记录的使用精巧且富于理性，思想先于视觉，视觉呈现则娴熟而简洁。概括地说，他作品的核心议题是记忆、语言和物理空间。这一切属性和线索都遵循一条工作逻辑，即从研究出发，利用发掘未知事物过程中的偏差和矛盾进行创作。

《家居隐事#1》，2005年，摄影，150×120厘米

香港土生土长的梁志和不仅精通粤语和普通话，还掌握了英语和意大利语。语言这一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统治手段通过命名来实行社会控制，这样的例子在香港这样的前殖民地俯拾皆是。汉字常以隐喻表意，鲜有固定含义。梁志和的行为和装置作品《维多利》利用英语和粤语的差异展现历史参照与财富标识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将神话、思想、概念具象为事实——玫瑰如果不叫玫瑰，还会是香的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又为何如此重视命名，追求恰当、适宜、正确的名字？梁志和的作品《我不喜欢我的名字/我能改名吗》（2007年）、《我的名字叫维多利亚》和《维多利亚的秘密》（2008年）对此亦有探讨。前者采访了多名名为维多利亚的女孩们，请她们发表对自己名字的看法，后者将维多利亚·贝克汉姆与维多利亚女王的照片并置，两人的名言则分别书于两旁的灯箱上。梁志和关于语言的创作与齐泽克对句法和语汇暴力的论述不谋而合，其幽默也不免带有一丝悲哀甚至黑色意味。

梁志和作品中引用的事例映射出我们生活的沉重现实，有时是居家环境中被忽略的凌乱一角，如《家居隐事》（2004年至2008年）；或是仰望摩天大楼间天空的形状对观看者存在的重塑；抑或是被遗忘的人物在录像《无题（不尽及记忆的描述）》（2012年）及摄影系列“今天我们寻回昨天遗失的他”（2010年至今）和“角色”（2013年）中发声。

《我的名字叫维多利亚》，2008年，高清录像，21分30秒

影像在梁志和的创作中扮演极其微妙的角色。在《家居隐事》中，艺术家意图进入陌生人的家中，拍摄其中隐藏的空间。“我试图寻找一些屋主看不到的角落”，譬如在狭小拥挤的空间选取非常规视角，或关注那些为了不妨碍通道而被置于特定地点的物件：杂乱的日常，这便是香港生活的真相。“人们通常会认领空间，并把空间个人化。”从身边熟人开始，梁志和开始讨论搬家和拍摄过的家庭，话题本身与个人相关程度不一，然而一旦涉及环境，其结果总会变得极端个人化。

与之相似的是“今天我们寻回昨天遗失的他”。在这一系列中，梁志和与黄志恒合作，在二维单色背景中呈现毫无语境的个体人物——这些与新闻无关的人物碰巧出现在大众传媒的新闻图片中，此后便被永远忽略和遗忘。经由艺术家的演绎和摆拍，他们得以重新成为观看对象。有趣的是，梁志和用自画像一词描述这些照片。作品的力量源于其纪录式的研究，艺术家认为这应归功于摄影和电影图像对初始构思的超越。

《我会好的。》，2008年，胶板磨刻、钢框灯箱，94×77.5×6.5厘米

影像作为记忆

“我们从不像怀疑事实那样质疑记忆，记忆中没有量化的对错。记忆存在的原因和形成过程才是有趣的。”

录像作品《无题（不尽及记忆的描述）》（2012年）呈现了艺术家对七位香港艺术界人物的访谈，包括张颂仁（著名画廊家和策展人）、曾德平（艺术家、Para Site创办者）、靳埭强（艺术家、香港中文大学讲师）、吕振光（艺术家、也是梁志和位于火炭的工作室邻居）、王禾璧（摄影师、美术教育家）、李慧娴（艺术家、美术教育家）和陈育强（艺术家）。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梁志和在图书馆和艺术档案馆的展览画册中搜索陌生的香港艺术家名字，尤其是那些“活跃于一九七零到九零年代间，现今已被遗忘的人”。

《无题（不尽及记忆的描述）》的主题便是研究。它像是一部纪录片，不仅采用典型电视访谈形式，还令一群艺术家的名字重见天日——当下艺术圈同样乐于为被遗忘的艺术家招魂，通过解构档案，唤起记忆的方式重写历史。但梁志和的目标显然并不在此，因为他关注的是回忆这一行为本身。在明知受访者记忆可能有误的情况下就一份名单进行采访，而经由语言获取知识，通过询问得到答案的过程也被其中偏差扰乱。此外，录像中附加字幕对访谈者言论进行确认或勘误，进一步强调了记忆的相互矛盾。梁志和的作品一向善于展现人性弱点。“人们总是有算盘的。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各取所需，”他解释说。“我总是想知道我不需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