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798艺术

撰文 BOWEN LI 李博文

翻译 MICHELLE YU 余小悦

文章来源于ART.ZIP.第13期

艺术家首先是从事创作的人。其次，艺术家是在自身中进行改变，进行德勒兹式生成的人。这双重身份的结合让艺术家听起来就象是上帝一般。艺术家永远在转变她的形态。她不但不满足现有的身份，更勇于扩张新的领地，不仅与外人抢夺，也从伙伴们身上攫取。这也许是为甚么对应于“超级策展人”身份的“超级艺术家”仍然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因为她从来就拥有这种变为“超级艺术家” 的潜力。

艺术家自立为“策展人”不算什么新鲜事。多年来，这种“除掉中间人”的做法在各行各业中也屡见不鲜（举例来说，在与艺术密切相关的电影行业中，导演嚷着“干掉制作人”,演员闹着“干掉导演”,而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长期被贪婪的电影制作人欺压的新闻最近也被大量曝光；另外，近期获得空前成功的电商巨鳄阿里巴巴也是基于这个原则——网络购物变得更加廉价因为没有中间商的掺和。）如此看来，要是中间人这样的角色并不是必须存在的，也不是不可取代的，甚至不是起着重要作用的话，那么， 策展人到底在做什么？对于艺术世界外部的人们来说， 这可能是有关当代艺术界的最大谜团。策展人最基本的工作范畴就是照料——照料艺术家的实践，照料艺术作品。从最表层来看，这似乎是非常寄生性的工作。然而，或许我们仍然有必要指出这个事实：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艺术家仍然不必为自己言说，做出解释——这当然也意味着，同样地，这些艺术家也不必假设自己的作品是无言的， 被禁止进行表达与交流的，而为这些艺术作品做出解释——在这些地方，艺术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遵循马蒂斯的教导，切下她们的舌头，以让艺术语言成为唯一起作用的语言。只有这样，艺术家的身份才能够被确立。换言之，或许我们仍然有必要指出，无论是在舌尖之上或是在笔触之上， 我们关注的重点一直是激进转译性的可能——我们究竟是否能够通过语言对艺术施加正义，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究竟要使用何种语言。以向你承诺，绘画的真相。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杰拉德李希特，真诚地期待着自己的作品能够超越作为一个个体的自己， 并真诚地相信艺术家再说什么都比作品逊色；也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吕克图尔曼，画作与谈话一样迷人， 彷彿他就是研究自己的历史学家， 归档者，无论他是否想要这种身份。这种角色之间、 话语之间的 “不对称”引人思考。

这本出版物在前几期的专题里讨论过现今英国艺术教育的问题，而英国艺术教育给人的印象就是要鼓励并加强艺术家说话和交流的训练，这几乎是过分的，强迫性的——敲开艺术家的嘴， 让他们吐出话来，打破沉静。我们几乎要想象，在J.L.奥斯汀之后，某种《有关艺术的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Regarding Art）》一定会在教育机构中大卖。出于不安全感， 或出于宣称作品的新的意义的需要， 艺术家和艺术学生们通常把这种面对艺术作品时进行的解释视为是合适的、 必要的。 对我个人来说， 作为一名短暂从事过表演艺术实践的人， 这种言说的必要性是让人惋惜的。因为，绝对地新颖的创作在被怀疑前早已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幸运的是，英国状况并没有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全世界快速地发展开来。 世上仍然有相当多的艺术家如几千年前的那位特殊的山洞住民一般， 在进行艺术创作的同时保持缄默。

无论如何，正正因为这个状况的出现，才有了策展人为艺术家进行言说、解释这一回事。然而，策展人绝对不是艺术家的“代表”，因为策展人与艺术家是异质的——策展人无论如何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创作。策展人不是艺术家的“代表”，而是中介，为那些不能够或不愿意言说的艺术家——即那些不愿意向逻各斯投降的艺术家——发言。因此，策展人同时是艺术家的中介， 也是逻各斯的中介，协调了艺术家－理性二元对立关系的两端。这种做法总是有待考量的，甚至大多情况下都不是积极的。 这里涉及的是另一种“不对称”：逻各斯理性与激进地异质的他者─艺术家，后者无助又无奈地依附于前者。寄生关系中的寄生主与寄生物发生了颠倒。

其次，策展人照料机构及制度的利益。艺术家通常都忙于自己的艺术实践，基本无暇顾及合作机构的利益——无论这机构是博物馆、画廊、展览又或是某个收藏。它们也很可能是既挑剔又贪婪的。就算艺术家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这样的闲暇和能力不禁让人怀疑她们的水平─他们也应该不受任何限制地去创作，就如同关于艺术家的神话所说的一样：艺术家在自由中创作， 创作出自由。而策展人，为了平衡艺术家和机构双方的利益，他正是在双方谈判、交涉、交易中起缓冲作用的核心人物，一个真正的中间人。在她规划出自身的欲望领地之前——然而这并不一定是工作或身份的目标——策展人首先就作为他人欲望领地的其中一个场址被非领地化了，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说，将欲望投射在他者身上，又或者在他者身上表达欲望， 与艺术的某种真相有关。换句话说,“丑恶”被放置于策展人身体中。按照当下的美学来说，策展人的艺术，本质上就是丑陋的。

再次，策展人需要照料自己的利益。一个被自身欲望所领地化的人扮演着上帝的角色。如此丑陋又人尽皆知的事实，我想也不必再作深入探讨。在艺术家与策展人的战争面前， 在艺术家取代策展人这一现实发生之前，我们已经讨论了两个阵营之间紧迫而重要的“职业责任划分”。一些比较简短的例子： 放荡不羁的传奇人物杰克·比尔博 （Jack Bilbo） ， 既是艺术家， 艾尔·卡朋（Al Capone）的保镖，自传作家，同时又是画廊主，曾举办毕加索、梵高、雷诺、库贝尔、克雷等人的展览；而亨利·达格 （Henry Darger）则画完画就死了。

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我们罗列了至少三种策展人所涉及到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和谐共存的。正是这些利益争夺让策展人分裂或扭曲，但是另一方面，处理不同利益关系的政治经济行为也许正正是策展人的真正任务。 最后，如果问题是，在今天，就如以上所说的那么极端，艺术家为了自立为策展人而“除掉策展人” ，我没有尝试在这篇文章中声称这是荒谬的——因为它显然如此。 对我来说， 更有趣的是， 这期的客座编辑曾这样回应关于 “策展人变成艺术家”的合理性及可能性问题：她说，大家都想成为艺术家， 因为艺术家很“酷炫” ， 而策展人并不是。我的疑问是， 您是否意识到策展人在今天也是那么地“酷炫”？我也想起， 在最近的一次私人晚宴上，当今国际艺术界其中一位最受尊重的女性策展人半开玩笑地声称， 自己和一堆艺术专业人士（包括中国其中一位最敬重的画廊主）都是 “失败的艺术家”，并正正因为她们都是“失败的艺术家”，她们才跑去做别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