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ANC艺术新闻中文版

一份藏于英国国家档案局文献记录了英国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朱利安·崔维里安（Julian Trevelyan）被监控的细节，其中涉及收藏家佩姬·古根海姆、作家亨利·米勒、苏联间谍盖伊·伯吉斯等等。这位艺术家虽毫无危害英国的念头，却无端卷入了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间谍案。

朱利安·崔维里安

二战爆发前不久，英国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朱利安·崔维里安（Julian Trevelyan，1910-1988）在曼彻斯特地区的博尔顿游历时无端卷入了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间谍案。当崔维里安在通凯河畔摄影写生时，一位路过的邮递员误将这位拿着素描本和照相机的艺术家当成了外国间谍。这位邮递员马上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当地警察，警察也随之报告了英国国家安全局（即军情五处）。

崔维里安的自画像（1940年）

崔维里安作品《地下室墙》（1933年）

令人吃惊的是，安全局对崔维里安间的监控居然持续了半个世纪。崔维里安也许从未料到自己会被人跟踪，他的一举一动会被照相机记录，他的电话被监听，信件被审查。在艺术界，他是一个十足的先锋派。1987年，即他去世前一年，他被选为皇家艺术学会的会员，这在当时一个艺术家所能取得的无上荣誉。

安全局对崔维里安的监控细节随着一份藏于英国国家档案局文献的解密而被曝光。档案中还涉及不少响当当的名字，比如收藏家佩姬·古根海姆（Peggy Guggenheim）、作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苏联间谍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以及安东尼·布朗特（Anthony Blunt）。崔维里安的故事不免令人联想到乔治·奥威尔的《1984》：老大哥监控着所有对国家安全存在潜在威胁的人，无论对他们的指控有多站不住脚。

拿着相机和速写本的艺术家，抑或间谍？

一切都始于1937年6月17日。那一天，博尔顿的邮递员约翰·克拉克看见了一个形迹可疑的家伙。他“无疑是个外国人”，克拉克心想，并将他的行踪汇报给了警察，“他穿过一座桥，爬上一个山头，掏出照相机，看上去像是在拍摄发电厂”。四天后，克拉克又看见这个男子斜靠在在离发电站0.25英里的一座桥上。警方调查了该男子的车牌号后确认他即是崔维里安。

1938年的8月又发生了一起相似的事件。博尔顿电力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向警方报告他看见一个男人在发电站旁写生和记笔记。车牌号又指向了崔维里安。

崔维里安的自传《靛蓝色的日子》封面

崔维里安很有可能对他招来的关注一无所知。他在完成于1957年的自传《靛蓝色的日子》（Indigo Days）中描述了自己的工作方式——“我所见到的事物会让我有将之入画的冲动。也许那是我只有一面之缘的东西，比如新南威尔士的一架炼钢炉。我会在速写本上甚至是信封的背面迅速画下几张速写。总有一张会让我恍然之间感到自己捕捉到了它的神韵”。

崔维里安的作品《博尔顿钢铁厂》（1938年）

崔维里安生活在伦敦，但在1937-38年间，他为参与大众观察（Mass observation)计划多次造访了博尔顿。大众观察计划试图记录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因而崔维里安创作了大量的速写和照片，也固然招致了他人的疑虑。他以博尔顿发电站为主题创作了大量作品，比如一幅完成于1937年的名为《博尔顿：百万伏特》（Bolton: 1,000,000 Volts）的剪贴画。博尔顿的其它工业景致也为他提供了不少灵感，比如他在1938年创作的《博尔顿钢铁厂》（Bolton Mills）。

共产主义集会

博尔顿警方将崔维里安可疑的行迹汇报给了国家安全局。安全局的调查继而揭露了与崔维里安相关的另外3起案件。崔维里安因妨碍公务而被警告，因违例停车被罚款，还因在车上张贴广告而被罚款。在收到博尔顿警方的报告后不久，一位安全局的官员就做了如下记录：“据可靠消息，经常有人看见崔维里安出席哈默斯密斯共产主义小组及其它左翼组织的集会和游行”。这条记录解释了为什么安全局会格外关注崔维里安，因为他们视其为危险的左翼分子。

崔维里安作品《Rubbish May Be Shot Here》（1937年）。这幅作品中使用了英国皇室成员的人物头像做剪贴材料

其它政府机构也纷纷将崔维里安的护照和车牌信息递交给安全局。安全局的便衣还前去参观了位于崔维里安位于哈默斯密斯家楼下的画廊，并表示展出的大部分都是“超现实主义”作品。（崔维里安前一年刚参展了伦敦国际超现实主义大会）。

安全局的创建者弗农·凯尔（Vernon Kell）向博尔顿警方发出了一份详细描述崔维里安其人的文件，并特意强调崔维里安“有时会穿凉鞋”，而凉鞋是当时左翼知识分子的标志性单品。凯尔还附上了一张崔维里安的照片，很有可能由潜伏的便衣警察暗中拍摄，并描述道：“这张照片精确捕捉了他的外貌，虽然他的神情不太自然”。崔维里安的信件也收到监控。安全局记录在案的第一封信件来自作家亨利·米勒，从他位于巴黎修拉别墅的地址寄出。记录显示，尽管崔维里安受到严密监控，但他似乎并没有与任何“极端分子或外国间谍”有所往来。

古根海姆的情人

佩姬·古根海姆

崔维里安的所有海外形成也受到秘密监控。在1939年4月21日，他被发现正准备登上一艘由纽黑文驶向迪耶普的渡轮。“他和玛格丽特·古根海姆同行。古根海姆是美国人，40岁，持美国护照，护照号1214。她的英国地址是彼得菲斯尔德市赫斯特镇紫杉山庄。”这位玛格丽特·古根海姆女士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佩姬·古根海姆，一位美国社交名媛和收藏家。崔维里安与古根海姆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二人共同前往法国，崔维里安于5月2日返回纽黑文。一位安全局的官员写道：“他似乎孤身一人回来。尽管海关对他的行李进行了彻底的盘查，但没有任何可疑物品”。

崔维里安和古根海姆1939年的迪耶普之行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并未被国家安全局记录在案。当时二人都处于各自烦心的恋情中。崔维里安1934年与查尔斯·达尔文的曾孙女厄休拉·达尔文（Ursula Darwin）结婚，但他们的婚姻随即出现裂痕，并最终于1950年离婚。佩姬·古根海姆风流成性，崔维里安也无法抵挡她的诱惑。紫杉山庄，即古根海姆留给当局的地址其实是她诸多情人中的一位，G。C。D人、出版商道格拉斯·加曼（Douglas Garman）的住宅。二人自1934年在一起，但到1939年二人的关系已接近冰点。1939年的法国之行无非是一次情人间的幽会。3个月后古根海姆发现自己怀有了崔维里安的孩子，并毅然决定实行流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不久后爆发。崔维里安赴北非和巴勒斯坦在军事伪装部门任职。但即便在战场上，他依旧受到安全局的关注。他与反法西斯的左翼国际艺术家协会的关系过从甚密，令当局心生疑虑。而令人费解的是，他和由现代艺术家组成的白鹿社的关系也令当局不安，因为安全局认为该组织“很有可能从事纳粹活动”。

战后的布拉格

对崔维里安的监控在战后仍未停止。1948年7月7日在诺霍特机场，刚从布拉格返回英国的崔维里安就受到了安全局的盘查，但他的行李中还是没有被搜出任何可疑物品。1951年起崔维里安的电话被监听，但记录显示他的对话无非是唠唠家常。安全局1956年8月31日的一封文件认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崔维里安正在从事谍报工作”。然而，事情远未结束。

崔维里安的作品《列宁格勒》（1961年）

一位代号为F.I.A的特工在一份“机密文件”中记载，崔维里安在1960年5月31日来找他喝酒，并向他透露自己会去苏联度假。侃侃而谈的崔维里安显然不知道他正在与一位安全局特工聊天，他聊到了自己“会去列宁格勒拜访一位老朋友，那位朋友之后会接他去他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乡间别墅”。那位朋友后来被证实是驻莫斯科的英国记者拉尔夫·帕克（Ralph Parker）。

正是在这次俄罗斯之行中崔维里安遇见了逃往苏联的间谍盖伊·伯吉斯。二人在剑桥求学时就彼此相熟。伯吉斯写给母亲的一封信被安全局截下，也让我们知道了这位间谍对崔维里安的看法：“我和一位来自英国的老朋友崔维里安一起野餐、游泳，他也是安东尼·布朗特的好友。他是一个极好的画家，有着一个美丽的妻子。能和这样一个开明的人聊天真是幸事——大多数人来到这里，或是过分同情苏联，或是过分厌恶苏联，但崔维里安不是”。伯吉斯的判断也许最接近事实的真相：虽然崔维里安是一个左派，对能在冷战中穿越铁幕感到兴奋，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真理的力量

崔维里安的作品《手榴弹》（1937年）

崔维里安在1957年自传中谈到他政治观点的演变：“我们无助地看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衰亡，又似乎无忧无虑地在一种自由和另一种自由间徘徊。和我大多数的朋友一样，我曾被共产主义吸引，参加过亨利·波利特（Henry Pollitt）和特德·布拉姆利（Ted Bramley）召开的共产主义集会。作为一个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我玩过‘手榴弹’（崔维里安创作的一件超现实主义艺术作品，表达他所谓压抑的欲望），在5月1日游行过。作为国际艺术家协会的一员，我写过电报，纠缠过国会议员”。但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这些抗议“似乎毫无作用”，他在艺术中找回了那些“亘古不变的价值”。

1987年，即他去世的前一年，崔维里安被选为皇家艺术学会的会员。他的遗孀玛丽·费登（Mary Feddon）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于2012年去世。崔维里安的人生轨迹毫无疑问不同寻常，而他身在的文艺圈也因充斥着各种离经叛道的言论。但他毫无危害国家的念头，尤其是在他的晚年。崔维里安的档案在1968年至他于1988年78岁去世时至少被安全局的官员察看了逾20次。这份安全局的记录揭示的更多的是英国政府的草木皆兵，而非艺术家本身。撰文/Martin Bailey；译/赵文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