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四方当代美术馆

“把所有的定义抛向空中，

看看它们会怎样着陆。”

◎傅丹《我们人民》，2011

大家总是在傅丹那件《我们人民》（2010年）面前揣测艺术家的意图。不过和乍看上去的印象相反，傅丹不怎么在乎历史和身份在他创作中的地位（他的传奇身世让他在这一点上很容易被观众先入为主），也不愿意多谈他的意图。实际上，正是《我们人民》为艺术家赢得了极具声望的“Hugo Boss”奖（2012年），这件作品的标题来自1787年通过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序言部分的前三个词语（“We the People”）。艺术家按1:1的尺寸复制了位于纽约的自由女神像，随后在上海的一间工厂将其分解为400余块薄铜片。这些碎片散落在全球各个美术馆、画廊或藏家手中，在不同的语境里被持续构型。而这正是艺术家的目的。当被问及“为何要去拆解”这样的问题时，他说，“艺术家常常会冒出些愚蠢的点子，那些点子在物理上很难实现，包括后勤方面的可能性”，拆解“完全是基于可能性”。因为不可能得到自由女神像的原作，他只能将可能性落实到其它方面，艺术家期待着让那些残片通过新的事端（展览、购买、观看）而变成“别的什么”，他更希望去调用每个人对自由女神像的不同感受，这些感受不仅仅来自它的精神实质，也可以完全基于物体、材质、符号等等，他并不想仅用一种可能性去限制观众的思考。

◎傅丹《我们人民-K10》，2011，铜，200*357*85cm

◎傅丹《我们人民-G6》，2011，铜，205*255*85cm

傅丹如同魔术师一般，选择一个（组）大家耳熟能详的意象，随后将它们放置在一个被悬置的语境里，通过这种置换的诗学去制造新的对抗与冲突，或新的观看与思考的方式。他直接使用包括杀人狂Ted  Kaczynski使用过的打字机、臭名昭著的“巴黎和平协议”（美国、南越、北越及越共于1973年共同签署的停战协定）签署地的水晶吊灯、越战期间美军军用可口可乐包装纸箱，以及他父亲傅冯亲手制作的小船（1975年，4岁的傅丹和全家人乘着这艘小船逃离被北越占领的西贡，随后在汪洋大海里被丹麦籍的货轮搭救）和傅冯使用的美军戒指、打火机等，甚至傅丹祖母的墓碑十字架，也被他拿到了展览现场。然而那种不甚清晰的指向性，让不同的历史物件在重新组合与安置之后呈现出惊人的复杂性与朦胧性，这使得它们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对于殖民史与人种志的探讨。既定的叙事逻辑在作品的内部对抗中的遭到中断，作品一直处于被构建的过程中，持续的被完型。

傅冯经常出现在艺术家的作品里，比如上文提及的打火机、美军戒指之类玩意儿。选择这些物件，更重要的还是图个方便，艺术家的原则是，如果现成的东西足够好，就直接使用，不再去干预。这一点很容易会让人们联想到由杜尚开创的现成品艺术，比如下面介绍的这件《无题》。这一文本来自法国传教士圣戴法纳·维纳尔（Saint Theophane Venard ）临刑前写给父亲的最后一封信。每当有人收藏这件作品，艺术家便委托他的父亲傅冯手抄一封。这封信写于1861年2月2日，维纳尔因异端罪名在越南被斩首的前几天。作为写给父亲的告别语，书信谦恭又感人的语调也是作品中的一条线索，它暗示传教士曾活跃的殖民扩张运动。尽管傅冯并不会说法语，他对这封用法语写成的信件进行了精心的复制（这一技能，又得自他早年在抄写法文菜单的经历，在法属印度支那时代，傅冯甚至靠着这一技能去偷税）。而后，采取平邮的方式寄给每一个获得这件作品的藏家并将地址记录在案。这一行为已经持续多年，直到傅冯去世才会终结。

◎傅丹 《无题》，法国传教士圣戴法纳·维纳尔临刑前写给父亲的最后一封信,由傅冯抄写；纸本墨水，29,6 *21 cm，作品的最终命名及版号将在傅冯去世后确定

得自著名摄影师约瑟夫·卡里尔（Joseph M. Carrier）的一组照片，记录了他作为美军军官驻扎在越南期间的日常生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约瑟夫对于本地男人手牵手、洗澡及其它富有男子汉气概的细节的捕捉，照片微妙的传达出了这位白人同性恋对于这一国度的迷恋。这些照片几经易主，后来为傅丹所得，反过来填补了艺术家私人履历中的空白，完善了傅丹极为有限的幼年记忆，最终成为一个关于身份、移民与遗失的故事。这当然是傅丹不多见的关注个人化的作品，但他在其他作品中总是希望将自己从中剔除，他试图去展示的毋宁说是历史与身份认同，不如说是断裂，“因为断裂之中有可能性，而那些连贯的东西不会使人思考。”在处理一桩与自身体验息息相关的问题时，如果能避免它被绝对的个人化，能因为多义与复杂性勾起观者的思索，那么很可能，它就事关所有人的处境，成为具有多重含义的历史、美学与政治符号。

◎傅丹 《约瑟夫卡里尔博士的档案1962-1973》，2010，24张一组，尺寸可变，影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