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评：MoMA的“永远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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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人：colin2010　　回复数：0 　　浏览数：1279 　　最后更新：2015/06/24 18:02:34 by colin2010
[楼主] 陆小果 2015-06-24 18:02:34

来源：白壁whitewall

访问及整理／丁燕燕
曹一迪
摄影／黄彦聪

丁燕燕：香港在2005年之前的艺术界与现在很不一样，现在香港的艺术行业吸引到了很多的国际关注，但在那之前发生的事情似乎被人们遗忘了。基本上是Nadim、曾建华这一代香港艺术家的出现，与他们的前辈很不一样。新一代艺术家机会更多，市场环境也更好。从你们的个人观察上看来，香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康喆明：你提到改变这一点很有趣，因为2006年我第一次来香港的时候，确实是很不一样的景象。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城市，为我之后过来工作埋下伏笔。我当时对荷兰的情况已经厌烦了，正好在e-flux上看到Para/Site招聘的信息。要主持一个机构，工作性质跟以前很不同，一切都是全新的体验，这个改变对我来说比搬来亚洲更大。9年前，还没觉得香港会发生任何改变。但现在看来，我所知的城市里还没有像香港一样经历这么多的改变。但同时也与原先那种变化甚少、甚至停滞的氛围产生对比。这并不仅是我个人的观察，而是共识。

唐纳天：香港的一切总是在变化，这才是香港最大的特点。越多的改变，就越多不变。上一代艺术家，在那样一种环境中创作，很难避免缓滞的状态。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机会。但即使我早出世20年，可能还是做艺术家，只不过方式不同——那时很难想象可以全职做一名艺术家。即使是现在，我也不确定我可以这样讲。我也很幸运，我大概97-98年去伦敦，四年后回到香港，2012年毕业，因为有硕士学位，我可以兼职教书，这也给我一定创作的自由度，而不用去担心作品的市场表现。毕业后的5年，我没做什么，有些迷茫。我烹饪、阅读，慢慢回到了创作的轨道。我很认真地思考过要不要做一名厨师。

唐纳天，《二号区域（文昌街建筑群）》，
2014，混合媒体，尺寸不定

丁燕燕：2007年做出想要全职做艺术家的决定容易吗？外在的环境有影响吗？

唐纳天：我那个时候在Plum Blossom画廊做画廊经理，负责销售。这份工作很有帮助——让我不得不接触艺术界。在那之前，我更多的是呆在一个人的泡泡里。我并不很喜欢那份工作本身。很难向人推销我不喜欢的作品。我花了很多时间做本职以外的工作，比如说设计卡片、修改网站等等，也收获不少。可能也正是因为我不喜欢当时的环境，于是选择回到自己的创作中去，是个很自私的决定，也是很典型的艺术家想法。那时有很多新兴艺术家展览的机会，有空间去实验。我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方。我不用去考虑后果，而去进行新的尝试。

丁燕燕：在Nadim的创作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外界的艺术环境有何变化？架构更完整？机构更健全？

康喆明：我们用“成熟”、“发展”这些比喻来讲，但他们并不能精确地描绘正在发生的景象。因为眼前的现象要复杂得多，尤其在艺术市场方面。这些只是一个量化的表述。也不要去否定或理想化过去的情况，人人都在抱怨，甚至比现在严重得多。

丁燕燕：大型机构存在，吸引大量关注；小型机构只能苟延残喘，但它们仍旧并存。比如说，M+还未建成，但人们极为关注，同时对于1a空间和Videotage这样的独立机构，情况则似乎越来越艰难。学院方面也是如此。如今香港艺术领域出现越来越多的可能性。

唐纳天：如果我们来讨论艺术资源及扶持，我的印象是一切都是自上而下的，基层的资源很少，艺术家、策展人、学生很少得到资助。但同时又见到这些大型机构蓬勃发展。这是个悖论。

康喆明：尽管看上去变化很多，但是事实上很多变化只流于表面，许多情况与10年前区别不大。商业上是另外一套机制，艺博会的出现，国际画廊的入驻，这甚至只是这三年来的变化，我刚到香港的时候，一间国际画廊都还没有。这当然算是发展，但实际的艺术机构方面，却仍无两样。对于Para Site和亚洲艺术文献库等机构，资金扶持相对有所增加，M+和中环警署改造都还是未来的事情，尚未成形。Spring Workshop是唯一一个在过去几年中新出现的独立艺术空间，其视角与目标很独特。所以我觉得将重点放在那些毫无变化的方面更有必要，而非那些自然而然出现的表面改变。

唐纳天，《Prosthetic》，Tetra-safe，no splash，2013。
摄影Edward Hendricks。项目得到Hermosa企业基金会赞助

丁燕燕：能否分别从你们创作、策展的个人实践，谈谈香港作为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平台的作用。尤其是康喆明，来到香港，对于你的事业发展产生了什么改变？

康喆明：策展是个很特别的职业，策展人与他周边的现实进行紧密的互动。很难界定是哪些因素会为我的职业走向带来影响。很明显，现在我做了更多关于香港的展览。同时城中的视觉元素也可能改变了我对于策展的看法。尤其在Para Site这样狭小的空间和有限的预算的限制下，使得我们做的展览十分高密度与集中。这也与香港城市人居现状相呼应。将香港与荷兰相比较的话，这里做的事情的影响力明显要大得多。很多事情在荷兰都被视作理所当然，同时这也让人觉得做起事情来没有像在这里得到那么强烈的满足感。这是让我认为香港很特别的原因。很多居住海外的香港人也开始回流或者加强与香港的联系，就是因为这些改变。

唐纳天：我只是从2013年才开始在国际上做展览的，我大多数的展览还是在香港发生的。第一场香港以外的展览是在新加坡爱马仕空间，随后我参与张奕满的Moderation(s)项目将我的作品带到了荷兰。其后是我的画廊在纽约军械库展上展出我的作品。香港的典型描述就是大家都途径这里，你只需要待在这里，人们都会找上门来——这里是个便利的国际交往平台。我的作品大多因地制宜，即使是做过的作品，在不同地方展出的时候也会因场地而进行更改。我最近得到Asian Cultural Council的助学金，去美国生活一段时间，这给了我一个重新审视自我的机会。这个助学金最好的地方就是他们为艺术家、策展人、学者提供去美国做调研或学习的机会，但并不要求最后的结果。他们只想你去体验、浸入，但这反而令人更加珍惜这些体验，而不用担心量化结果。有时候你就是需要这些放空的时间，从而进行创作。在香港，这样的时间很少，总有事情在发生。

唐纳天，《Zone I》，2014。
混凝土预制作、自动吸尘器、地毯、滑板、家用油漆，
尺寸可变。

丁燕燕： 康喆明，那你作为一个与香港艺术家紧密合作的策展人，这与你观察到的其他香港艺术家的体会一致吗？

康喆明：根本没有“香港艺术家”这件事，无论你是否赞同这个观点。当代艺术毫无边界可言。工作于不同经济体中，对艺术家可能会有不同影响——会有不同机制来扶持他们的工作，商业环境、私人赞助等等，对于他们的创作会有一定改变，但即使如此，也不足以创造出以地理划分的艺术家类别。香港到底被称为“国际都市”，所谓的“香港艺术家”无非是个便利的推销工具。这并无好坏之分，只是根本毫无道理可言。

丁燕燕：那对于选择来港定居的其他国家的艺术家而言，这个城市又为他们提供了什么呢？

唐纳天：很难说，因为我没有什么例子可以拿来比较。我想关于“香港艺术家”这个说法的消极意义就是它确实令前来香港的海外艺术家不那么好过。

康喆明：对于艺术家来说这很复杂，原因很多。所有其他大都市都曾一度作为艺术中心，所有香港现正发生的基础建设都曾在这些城市发生过。但那些城市中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艺术家都纷纷前往。无论是巴黎、纽约、柏林或是伦敦，但这并未体现在香港，这主要是经济原因。当然也有其他原因。比如一般对“香港艺术家”的期待是谈论涉及香港、中国、亚洲的问题，而非不涉地理、文化的主题。同时对于艺术家而言，我们本身就希望见到他们切身所处的现实，而在香港，我们更相信那些与本地文化有更深厚联系的人，尤其是香港的后殖民历史。从国际角度看，这本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境况。就本地情况而言，“本地”一词有多种内涵：文化、经验、社会阶层等等，与殖民历史也不无关联。这对于一个外来艺术家而言，可能很难彻底理解并将自己的经历与本地文化联系起来以进行创作。但情况在改变，前景看起来很光明。
唐纳天(Nadim Abbas)

唐纳天，1980年生于香港，是一位活跃于香港的装置艺术家。毕业于切尔西艺术与设计学院雕塑系，其后在香港大学取得比较文学硕士学位。他的作品常取材于文学、科学及心理学，探索记忆意象如何在心灵和物质的交汇点上扮演着错综复杂的角色，表现出实物与其意象之间并不明确的关系。

康喆明(Cosmin Costinas)

1982年出生于罗马尼亚的Satu Mare。曾主修艺术史及历史，为多家杂志撰写艺术评论并独立策展。任职Documenta 12 Magazines编辑时，于2006年第一次来到香港并为其吸引。2011年从荷兰迁居香港，加入独立当代艺术空间Para/Site，担任执行总监及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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