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瑞象馆  文：张涵露

在柏林遇到塞尔维亚艺术家米洛万·德史迪·马尔科维奇（Milovan Destil Markovic），他说起2011年在上海的轶事：创作文字肖像项目“流浪者”时，他因为采访街上的无家可归者而被带进派出所。被逮捕并不令他吃惊，但他没料到的是，当他拿出护照，警员一下子友好了起来，马上就放他出去了，因为“南斯拉夫是中国的好兄弟！”米洛万怎么也没想到在中国找到兄弟，只因为塞尔维亚的前身是南斯拉夫，十二年前，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两国的共同敌人北约袭击。

HOMELESS SHANGHAI, Portrait of LI YUN

Pigments on canvas, 250cm x 86cm, 2011

Edition 10, Pigment-Ink on Tantarella paper,

108cm x 43cm, 2011, image from http://www.markovic.org/

说完这难兄难弟哭笑不得的故事，米洛万告诉我他父亲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认为人人都应该拥有平等的教育、医疗、社会地位。但米洛万没有告诉我，我后来从别人口中得知，他自己也抱有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梦。这难以启齿似乎像是一种乡愁。

当资本主义在知识分子和新一代年轻人中身败名裂时，那看似远古其实也只不过是几十年前的共产主义理想又回到视线。同样被乡愁萦绕的是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他的研究和著作致力于反观俄罗斯和其他后共产主义地区的文化研究，并于今年年初在纽约策划了名为“社会主义的幽灵”的俄罗斯当代艺术展。在《艺术权力》（Art Power）一书中，他开章明义地表示：西方艺术史体系下的现代主义和一脉相承的后现代思潮，归根结底都是服务于市场的艺术，其与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前共产主义艺术一样，只不过是艺术自身无缚鸡之力的两种不同体现，但后者正收到前者压倒性地迫害。

HOMELESS BERLIN, Portrait of PETER SCHELLER, Checkpoint Charlie, Berlin, Mai-June 2006, image from http://www.markovic.org/

格罗伊斯认为，西方之所以难以理解后共产主义地区现状，并以厌恶和挤兑一笔带过，是因为市场至上、以“多元”之名义鼓吹竞争的后现代主义国家认知，与苏联解体前东欧经营了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普世性有着根本的价值观差异。而在脱离苏联之后的这些国家，之所以也很难一下子融入全球化现实，还产生“反映并迎合当代西方文化趣味里典型的对他者的需求”的怪异现象，是因为对它们来说，接纳资本主义等于逆行：这些国家从象征着全世界未来的社会主义退回到了历史发展的前一阶段。向市场打开国门不是一种进步，而是倒退。[①]

格罗伊斯给出的例子是莫斯科市内的规划和建筑风格。在苏联倒台后，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Yuri Luzhkov）为了与前苏联撇清关系，热衷于建造“复古，媚俗”的建筑，并重修了市中心的救世主大教堂。这个教堂不仅象征了莫斯科的“倒退”行径，而且预示了新一轮的政教联盟。

然而这真的是一种纯粹的历史逆流吗？格罗伊斯的论述究竟是定论还是修辞？2012年，这座象征着整个国家倒退的救世主大教堂不请自来了一些奇怪的“信徒”：女子小组Pussy Riot在那里“正式”发布了《朋克祷告》（A Punk Prayer），尖叫着向圣母玛丽“祈祷”普金下台。值得一提的是，Pussy Riot既不完全是乌托邦未来的革命产物，也不完全是历史倒退的市场产物。她们糅合了过去、未来、当下——尤其是当下。

Pussy Riot performing“Punk Prayer”at Moscow's Cathedral of Christ the Savior, February 21, 2012, image from web

Pussy Riot的核心成员（她们并没有固定成员）生于80年代末端，苏联濒临解体，在她们出生之前，米洛万1986年从南斯拉夫来到西柏林，再往前五年，格罗伊斯也已从莫斯科搬到了联邦德国，在东西方最为对立的时期做出了个人选择。1989年，米洛万32岁生日那天，墙倒了。

一直到今天，东西方的对立可以不是二元的时候，学者对前苏联和前共产主义的研究和“平反”才不是危险的。格罗伊斯自己说，“共产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也许除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短命的法西斯政权以外，第一个从历史上消亡的现代文明。”危险的是一种把乡愁当作为重振文明的决心。重提乌托邦可被理解为是针对西方中心论和消费主义的修正举措，以防历史如钟摆摇曳循环——Pussy Riot的出现已证明了时光倒流的不可能。未来还未来。

2015-5-4

[①]参见《超越多样性：文化研究及后共产主义他者》（“Beyond Diversity: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Post-Communist Other,”收录于Boris Groys, Art Power, 中文翻译：杜可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