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net  戴伟平

汪建伟在北京工作室，摄影：Xiao Mi，致谢：汪健伟

以法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的短篇小说《变形记》（Die Verwandlung，1915年）为蓝本创作的影片《时间消失的早晨》，作为艺术家汪建伟在所罗门·R·古根海姆美术馆的个展《汪建伟：时间寺》的一部分，于2015年3月18日来到北京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与国内观众放映，并在观影后由UCCA馆长田霏宇主持这场名为《时间消失的早晨》国内展映讨论会，与会者分别为艺术家汪建伟，作家、曾任《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舒可文，古根海姆美术馆三星亚洲艺术资深策展人孟璐，与现场观众一起进行一场细思极趣的讨论。

《时间消失的早晨》展映耗时55分钟8秒，讨论会持续了近1小时25分钟，最后居然还有多位观众提问，而且从问题判断他们并没有因为低头浏览微信而错过大部分讨论内容。这大概都可以归功于汪建伟的特殊魅力，在艺术内外界对这位1958年生于四川的艺术家汪建伟的判断里有个词很高频——难懂，如果你谈到汪建伟，用到这个词可为你对中国当代艺术从90年代以来的历史的了解加分，至少不会离谱。

汪建伟是个酷爱读书的艺术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在浙江美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学油画期间便迷上了存在哲学和中国历史，所以《时间消失的早晨》这部电影脱胎于存在主义作家卡夫卡，纠结于存在的困境，似乎都可以证实青年期读物所致的影响绵延终生这个判断；而历史，中国历史，大约也间接雕刻了这位艺术家非同寻常的凝重气质。

讨论会由艺术家本人从耶稣的死开讲，引入现实主义对中国艺术的宰制问题，对此，艺术家的态度毫不含糊——要摆脱革命现实主义话语所宣称的唯一现实，捍卫艺术家建立在自身现实维度上的工作及自由。这种高扬的调子出自一向以意识形态及其背后话语运作机制为工作对象的汪建伟并不为奇（如果试图深入理解汪建伟关于意识形态的思想，读一读福柯或者阿尔都塞也许是好办法，但不打包票），但随即艺术家在谈及艺术的形式与内容的时候，他那种对于“艺术要反映社会”、“艺术里有没有政治，有没有社会”诸如这类“陈词滥调”的厌恶变得更加昂扬起来，此时我们赫然瞥见了一位走在维护艺术家工作的真实性以及创作自身思想自足性的示威道路上的汪建伟。

汪建伟在北京工作室创作，2014年，摄影：徐伯欣，图片提供：汪建伟，© 汪建伟2014

对艺术家创作保持长期关注的舒可文抛出了一系列诸如“艺术家如何成为主体”，“艺术家对自己的中国身份”以及作品中展现的“地方性知识如何处理”才能获得“普遍意义”而不至沦为“异国风情”这样的问题。但正如在绝大不部分讨论会中出现的那样，这些问题当然不会马上遇上它们的答案，因为总是有更多的问题被密集抛出。

特别是当这场讨论涉及国际视野的时候，问题本身还会衍变成新的问题，如同镜中镜图像一样无尽无终。例如，孟璐这时便指出，中国对艺术的理解倾向于量化一切，应该摆脱这样的描述，去拥抱汪建伟作品中“不确定性”、“流动性”等相对普适的概念。但显然这场讨论的主调已经奠定在中国视野里不能撼动分毫，所幸后来，经馆长田霏宇的再三提醒，注意影片“细节的微妙”，让讨论“回到形式”，嘉宾们顿时有了回到“小问题”的意识。

舒可文试图从“解释”的三种哲学线索出发，跳出形式与内容的争论，去梳理作品的形式与意义的关系；当火力再次转移到影像的真实与现实的真实这样的大问题时，她试图用摆拍的真实性与抓拍中暗含的表演性来引导大家对于这部影片的形式与内容的考察，但是哲学的手电筒并没有将所有人立刻领到真理的光明之境。

这场讨论会再次表明，很多的问题似乎再一次被触及却又未及深入。无论如何，对于古根海姆美术馆筹划已久，并将于2017年秋开展，试图将中国艺术从贴有标签的笼子里放出（所谓“放虎归山”），从全新视角去凝视1970年代到2003年后改革时期（post-reform era）的中国艺术展览项目而言，这场讨论对于打开彼此的所见所思都不无裨益。

然而《时间消失的早晨》到底是怎样的影片？对它又该如何评价？这个问题必须绕不开汪健伟最初为什么选择卡夫卡这部小说作为改编和拍摄蓝本这个问题。

2014年汪健伟于纽约所罗门‧R‧古根海姆美术馆个展”汪建伟： 时间寺“装置场景，此展由何鸿毅家族基金提供赞助，©汪建伟2014，摄影：David Heald，© 纽约所罗门‧R‧古根海姆美术馆

艺术家认为卡夫卡是现实主义的，但由于自己对于现实主义的警惕，这部影片又与卡夫卡式的现实主义无关，谈论卡夫卡恰恰会偏离艺术家的方法论。由此引导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我们习惯去相信的现实，也即电影里那些改编自原著，却高度对应中国当下现实的细节，诸如辛苦上班养家、异化成大鱼之后终遭家人抛弃的办公室文员的命运；他的一心想成为服装设计师、开始殷勤照顾哥哥后来却力主将之抛弃的妹妹；起初病弱、儿子变异后却精神抖擞、重回保安岗位的暴躁的父亲，等等，这些人物，这些僵滞摆放着模式化家具的家庭空间，这些人的着装，这些僵硬表述的台词，其实正是艺术家警醒我们去怀疑的一种关于现实的意识形态，它真的真实吗？

如果这些现实像那只大鱼道具一样粗糙，充满“空隙”，露出了破绽，我们还能够辨认出艺术家的一贯方法论，而不是简单地将其看作一部卡夫卡的中国变形记翻拍片吗？换句话说，我们能反省并摆脱我们自己固有的观看背后的意识形态吗？

无论是2011年在UCCA举办的个展“黄灯”，还是在古根海姆的“时间寺”，汪建伟都将其观众的观看方式放置在展览的核心要地，所以这两个展览都获得好评。然而相对于当代艺术展览，在实验电影中调动观众的观看却不那么简单，因为每种观众的意识形态都不尽相同。

况且《时间消失的早晨》选择了一条难走的路，不像此前他的电影具有地方性的文化以及政治等等可识别的入口。国外观众对卡夫卡原著情节的可预见性，国内观众对于熟悉的现实细节的无惊喜心理，都会让艺术家陷入预设落空的危险。然而，或许对于汪建伟而言，这部作品正是他向“陈词滥调”发出了一次示威，像阿兰·巴丢所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要捍卫这个世界的多。

文：戴伟平，校对：品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