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灿灿说自己是这个圈子里一个“乱来”的人，与他采访也跟打仗一样。他不停地否定你，同时也否定自己。他也知道我想问什么，但会故意不告诉你。当我们在质疑、厌倦和抵抗当代艺术的现状时，作为策划人如何针对展览、针对艺术的发生，以及整个时代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正是他所思考的问题。

Hi艺术＝Hi 崔灿灿＝崔

Hi：从展览本身来说，在今天它的局限性是什么？

崔：今天做展览挺尴尬的一点是，一个展览到底有多少人关注，有多少人会它去思考。我会想我们和流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流行文化指的是，假设我发了一个很公众化的视频，这个视频的点击量可能是几十万，可是北京的一个展览有1万人看，已经是很厉害的数字了。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展览语言上下工夫的原因，以前的展览方式已经不再适应今天的语境了，我们需要寻找一种可以和这个时代的技术和认识方式的变化，有所关联的方式，或是一种关系。

Hi：普遍的展览方式和今天的语境……

崔：在这个时代，策展人多好当，随便挂个名，写篇文章，把书上的话背一背。它变得很简单，很随意，也可以流水化生产，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只会产生一种惰性式的腐败，这种腐败包含：物质的垄断式截取，思考方式、意识、价值观的低能式重复。

Hi：你觉得策展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崔：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里面，风很大，猪都能飞的。整个国家有那么多闲钱、无聊的人，那么多媒体要报道、艺术从业者要就业，那么多艺术家想卖作品。在这个大市场里，风大需求高，傻子都可以混混日子的。这个圈子里面是不需要谈什么品质的，因为这是一个普遍没有品质的圈子，没人要求品质，大家都凑合着能过就可以。

Hi：所以你认为策展人的价值在哪里？

崔：好展览不是说参展的艺术家好、文章好就是一个好展览。策展人很重要的价值在于，他不仅是艺术史的推动者，同时也要在策展人的自身系统里面有拓展，对策展语言的拓展，对认识艺术的方式的拓展，对策展定义的拓展。如果说艺术存在着变化，也不是艺术家一个人在面对，策展人、画廊、机构都在第一线，共同面对着今天艺术的问题。我作为策展人，试图在展览的语言上做一些尝试，因为原来那种观看方式和交流方式在今天太尴尬了，它除了营造虚假繁荣和共富之梦，剩下的都是对资源和人的浪费，所以有时候还不如什么都不做。

Hi：很多展览艺术圈的人也未必在看，看了的人也未必真的看了。
崔：艺术圈总共有1000个观众，今天你做了个展览，有500个人替你叫好；明天他做了一个展览，有300人替他叫好，都是在这1000个人里转。我们到底做给谁看？做给艺术圈看？有什么好看的，其实大家也不愿意看展览，有多少展览值得看？多数是人情，我们很熟，我得去看你的展览，你的晚饭我得吃，仅此而已。你们媒体每个月有很多版面，需要放东西，好展览、坏展览你们都得放，因为你们不能停刊，你们需要内容。这就是一个彼此消费，然后再彼此浪费的时代。在这里的每个人都能轻易激起野心，说的野心勃勃，信誓旦旦的。大家抱团取暖，相互传销，早上打鸡血，晚上心灵喝鸡汤。但问题是，我们依然没有让我们的文化处境变得更好，我们再有野心，桌子上的材料都不行了，它整体烂掉了，像个毒瘤一样疯狂的生长。这个国家只剩下膨胀的欲望了，没有别的东西了。我们也不解决自身的问题，在中国的现实、政治、社会、文化语境里面，当代艺术变成了一个“商品”，这个商品是物质交换，也是知识交换，消耗了无限热能，但它从根本上并非改变我们自身的处境。但悲观的说，也许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了通过各种高密度的胡来，来消耗你所认为的自己。

Hi：你要做什么样的策展人？

崔：我觉得没什么好做的，所以就无聊，就待着，呆着无聊了，就乱来。

Hi：“乱来”也是突破吧。

崔：什么都不能突破。这不是成长励志，你们总是会预设某种东西的价值，但其实它只是一个局外人，一个偶尔来捣捣乱的无聊分子。

Hi：当你认定我对你有所预设的时候，也同时塑造了一个自己的形象。无论怎样，在这个时代我们都要被消费。

崔：所以不需要建立什么东西，也没有突破，也就没有了“好”，这是一个核心。当代艺术不是为了“好”，好是一个庸俗趣味，是大家都喜欢的一个趣味。当代艺术可能就是做烂，做差，做一个时时刻刻，都在抵抗媚俗和媚雅的分裂的人。

Hi：所以对你来说，做烂和做好，是没有分别的，也就不用再强调做烂和做差的价值了。

崔：不是强调，而是本身就烂，就像我说的话一样烂，或许一样好。

Hi：这种线索是从2013年“夜走黑桥”开始的吗？

崔：2013年我做的展览速度都偏快，比如说夜走黑桥。如果你一定要我跟你交流展览，那“夜走黑桥”带来的就是小成本、大余震。2013年我一直在谈“抵抗”和“对抗”，包括参与“制造冲突”，“表达冲突”，“呈现冲突”。我尝试让一件事情失控，尝试让一件事情在一个非正常的逻辑里面去行动，去显现。今天我们说要抵抗一种主流趣味，一种价值趣味，抵抗一种意识趣味，一种资本趣味的时候，我们想我们拿什么抵抗呢？这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没有资源。

Hi：所以“夜走黑桥”是一种抵抗。

崔：2013年的6月1号我做“夜走黑桥”的时候，刚从威尼斯回来。中国人都奔着大的双年展去，花那么多钱，跟蝗虫似的。我们都能看清楚这个问题，甚至每个人都可以谈一套对主流系统的批判，对于主流系统的反感，但是如何把这种批判和反感变为一种实践力量呈现呢？这个实践力量，就是我们自己来，自己去组织。

Hi：呈现度很高。

崔：夜走黑桥没有花什么钱，我也没说只邀请40个人，反正24小时之内艺术家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在想展览中到底存不存在“自由”，如果展览中存在自由的话，一个策展人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把自己往外抽。很多策展人试图“控制”一个展览，但是整个“夜走黑桥”我都没有控制，甚至做到一半我才觉得这个项目好像还不错。一开始我只想在黑桥一个10平方米的厕所里面做展览，你们去你们的威尼斯，我做我自己的事。我对于任何一个展览的思考都是在两条线上，第一条线：展览自身的逻辑；第二条线就是这个展览在语境里面的逻辑。比如说语境，我们在一个特别乱的时代做一个特别安静的展览，我们在一个特别安静的时代做一个特别乱的展览，我们在一个特别商业趣味的语境里面做一个不特别商业的展览等等。对于一个策划人来说，需要去判断如果2008年做这种展览，有人会参加吗？没有人。2008年市场很好，大家都在卖东西，但中国当代艺术存在一种暗流，这种暗流一直在，只不过大家没有把它呈现出来。我觉得策划人很多的工作就是在这个时代的语境中，把其中所有的恶，所有的善，通过一个方式拿出来，“夜走黑桥”就产生在这个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