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豆瓣网 tomshiwo

（前年写的一篇文章，由艺术家陆平原的个人项目《等待一个艺术家》引发，发表在《惯例下的狂欢》）

在我的内在本质中孵化一种焦虑、一种恐惧，预感到一场地震
——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
《非彼非此》（Enten-Eller），1843

……这个愚蠢的世界
精品巧器主宰一切，我们喋喋不休
说东道西，却仍旧孤独，
存活却孤独，归属——在哪里？
像无根的野草一般……
我们随着
巨轮的转动前行；革命
影响无所不在，无
论是世事浮沉
还是商业买卖…
——奥登（W.H.Auden），
《焦虑的年代》（The Age of Anxiety），1947

对服从的依恋是服从自身的自反性结构。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权力的精神生活》（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1997


对于焦虑的讨论与言说，似乎可以成为焦虑延续自身的一种特殊形式。从克尔凯郭尔到奥登，从“精神分裂”的十九世纪到史诗般悲凉的二十世纪，从“间隙化隔阂”（compartmentalization）的状态逐渐过渡到某种明确但又“绝望”的境地，焦虑一直作为对于人类状态尖锐的历史性修辞而存在。最初关乎焦虑的意识，如果诚如弗洛伊德所言，起源于面对野生动物尖牙利齿的原始焦虑（Urangst/ primordial fear），那么如今我们则需要处理更复杂与语境化的焦虑现实；从纯粹自然的生存焦虑发展到抽象层面的情绪焦虑，再到将焦虑视为存在的整体机制，其与人类知识与智性的全面升级同步发展，经历了不断更新与深化的历史化进程。

然而焦虑并非只是人类历史化的产物或者遗留。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对于二战后美苏冷战局面的考量中，便认为持续的紧张与忧虑在作为一种根本的、无可选择的焦虑时，是一种比原爆更加可怕的威胁；然而这种威胁又可以成为一种能动的因素，一种维系平衡、稳定态势的建设性力量，甚至促成了一种活跃状态——他将此比喻为在鲱鱼水箱中放进鲶鱼，鲱鱼便会因为威胁而被激发出潜在的生命力，从而脱离在威胁缺席的情况下麻木并快速步入死亡的命运。这种从文明史出发的“粗糙”描述或可以成为讨论焦虑问题的宏大起点，也确实存在于冷战后的一般历史经验之中，然而在当代的语境中，鲶鱼与鲱鱼的二元矛盾已无法穷尽主体所面对的焦虑处境。 “当一代人被困在……两个不同的年代，以及两种不同的生活模式中，他们了解自身的能力全然丧失，没有标准，没有安全感，也没有最起码的共识”，黑塞在《荒原狼》中所言及的状态业已成为当下全球化世界的基本面貌，我们亦对于在标准与共识的缺席中建立思想强度与行动准则驾轻就熟——那么新的问题便在于新的焦虑从何而来，以及它是否依然可以成为一种历史动力？

克尔凯郭尔有一句著名的存在主义式断言：“焦虑是对自由的迷茫（Anxiety is the dizziness of freedom）。”迷茫，在于人的灵性层面总是不断面临可能性的召唤，而又不得不受制于自身有限性（finiteness）的羁绊，进而在回望与前瞻、退缩与进化之间举棋不定，因此哲学家才会补充道“焦虑总是被理解为朝向自由的”。克尔凯郭尔在这里将焦虑与自由联接在一起，或者说将其理解为实现自由的某种前提或准备，意味着将焦虑形塑为一种动态的中介：通过处于焦虑之中，人可以将焦虑性问题转化为可能性事实，抑或说在可能性跃升为事实的那一步之中，焦虑作为一种实践（praxis），一种潜在的行动力发挥着作用。这无疑是一种生产性焦虑，一种对于主体性创造的现实化（actualization）过程。

然而从克尔凯郭尔的另一句名言“越有创造性的人，他的焦虑便越潜在的在场”出发，我们会发现他强调的焦虑必须是某种隐藏的、人性的因素，它伴随着生产的发生，却非生产本身或者其结果。进而，焦虑被衡量为普遍、正常的驱力，而非不确定性之中被诱发而出的随机现象。然而，在当代的语境中我们会发现焦虑已被不断的具体化与经济学化，不断与多样的物、技术、生产关系与社会系统建立着关联，即焦虑越发的非人性化，它不再限于涉及人的自由与身份等对主体化的完善工程，而是如利奥塔在展览“非物质”（Les Immatériaux）的前言所提到的，越来越关乎处于后现代制度下“人失去了他的（所谓）作为‘人’的身份”时的反思状态。但反思的层面不只局限于物质与非物质之间，而是朝向复杂关系网络中一切关乎主体缺席或丧失的新情景，以及一切与主体处于平行与竞争关系的非人力量的在场，或二者的同时发生。“失去人的身份”并非意味着下一步将付诸于对身份问题的纠正与追讨，而仅仅象征着某种否定的立场，而焦虑在此便化身为批判性思考的起点以及针对这种思考的形式的生产。

作为当代“最具创造性”的职业，艺术家所面对的焦虑自然更加深重。这其中既有“创作/创造”问题所带来的现实焦虑，亦包含了在艺术世界与其他世界的接触与纠缠中艺术家所不可避免的患上的各种神经官能症。我们必须坦然面对很多问题：当代艺术的焦虑是否存在着特殊性？当代艺术家的焦虑来源于对主体性的捍卫，还是由于对不同系统间、或与其他艺术史时间之间交流的不适应与恐惧？焦虑在当代艺术中到底是产品，还是生产者？是内容还是形式？当代艺术是在焦虑的处境中得到生产，还是它本身就是焦虑的？

在资本主义经济纵横全球的整体版图之内，一切都显得渺小与非能动（inactive），主体问题在丧失与重新自我命名的努力之间显得尤为重要与紧迫，因此当代艺术赋予自身的使命之一便是在这看似不可动摇的壁垒中寻找新的方案与布署（dispositif），以寻求不断让主体得以喘息并获得超越性（transcendent）特权的时刻。这种批判性的主旨自然使当代艺术与社会系统间保持着紧张的联系，焦虑也便应运而生：如何保持一种批判性的关联（correlation）。然而问题不止如此，当柔韧、变化多端的系统自身不断派生替代方案的时候，焦虑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当代艺术是否依然能够如现代艺术以及更早的艺术那样保持超验性？抑或只能从相反的层面，比如从亵渎出发，成为当代性的不合作者与不共时者？然而，更多的焦虑则是老生常谈：艺术家是否在以屈从（subordination）的消费性姿态满足系统的多样化需求。艺术不再具备神权，亦不是亵渎，而是重新回到马克思的话语中，被物化并与其他可赎买的创造物一起构成景观系统的长效机制。从90年代以来，我们用许多不同的当代艺术理论修正过针对这种焦虑的触及方式，但它依然如故，如阴云般盘桓在艺术家-生产者的主体化领地上空。

但在此多重焦虑的境地中，焦虑反而有了诸多肉身化（embodiment）的可能面相：它既可以是激进的，也可以是轻蔑的，甚至可以是自嘲的——特别是自嘲在这里涉及一种新的主奴辩证法（master-slave dialectic）。奴隶的恐惧，在黑格尔看来，在于他对于主人对其生产的产品甚至生命的最终剥夺，这使得奴隶成为了一种否定性的存在，但这种否定——不断的生产却又被不断的剥夺，并去除产品上的签名（marks）——亦使得奴隶的主体性逐渐得到确认，而焦虑便发生在他对于主人的绝对恐惧与这种否定的主体化进程之间：主体化逐渐将奴隶塑造为自己身体的主人，然而其却因恐惧而依然无法摆脱被奴役的命运。

然而对于当代艺术的主体而言，情况却可能是崭新的。在陆平原的作品《等待一个艺术家》中，艺术家不断生产贪婪（艺术家在与笔者的对谈中提及这个词）的系统所需要的产品（“湿”），这种生产模式十分符合主奴关系的一般表征。然而最有趣的是艺术家似乎并不把这个场景视作实现主体化的剧场，或者说放弃了对主体这一无比正确的命名的追求：作为“奴隶”，他既不参与真正的生产，也不再对剥夺感到恐惧，而是试图通过对自身处境的荒诞嘲弄将主人的欲望彻底暴露出来——或者按照福柯的说法，便是确认作者在作品中的死亡/消失，然后对其留下的空洞的空间加以考察,从而获得了一种系统与艺术家之间关系的新的描述可能。艺术家选择主动破解身体上的主奴契约，将自己完全开放于所有恐惧，甚至缺席/死亡, 是因为艺术家已经在行动之前确认了自己的主体身份，抑或从另一个角度说，他在生产过程中利用对主体身份的遗忘/去除，清理掉附着在主体内部的各种预设姿态与判断，从而实现了与系统之间的平等与赤裸裸的面对。焦虑在此仅仅代理一种抽象的反思，冷静，机智，可控，并与行动（activity）/生产同时发生，或者说他的行动彻底形式化了他的焦虑。

冷漠、嘲弄的去主体化的行为带来的是一种稀释的效应：崇高的主体命名仪式瓦解了，作者的标签亦变得可有可无，在这种非人的情势下，焦虑面对的不再是服从与抵抗间的选择，不再是与系统的冲突与纠缠，而是一种自反结构的完全建立，即艺术家在超越系统之外独立存在的事实，这也许便是生产性焦虑在当代语境中展开的新的建设性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