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斯纽约举办王光乐(Wang Guangle)同名个展
发起人:babyqueen  回复数:13   浏览数:3816   最后更新:2014/10/29 08:16:20 by guest
[楼主] 之乎者也 2014-10-10 09:59:20

来源:泼先生微信


南希:德里达的三句话

中文译者:白轻(泼先生丛刊执行编辑)


本文为让-吕克•南希于2004年10月21日(德里达逝世13天后)在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举行的“向雅克•德里达致敬”活动上发表的讲话。有删减。封面为德里达和南希于“未来的民主”讨论会上(瑟里西,2002年),照片为德里达私藏。


  有人对我说:“只有当一位伟大的思想者死了的时候,你才明白,有多少如此必要但只有极少数人有时间或精力从事的思的活动,被托付给了他。”


  我还想用一个微笑——以此回应雅克上周二给予我们的微笑——补充一个十分幼小的孩子的话。当雅克的一位美国译者,克莉丝汀•伊里萨里(Christine Irizarry)向她的女儿解释,她不许在墙上涂鸦时,她的女儿说:“但如果你想写一些重要的东西,比如‘德里达死了’呢?”小女孩以壁画为媒介,重复了雅克放在“布朗肖死了”这句话周围的引号:不可能的句子,他说,一个只能是一种引述的句子……


  今天,我将停留在句子的层面:停留在话语的边上,也就是,停留在边缘。没有说明,没有仪式,在一个人如此正确地用“死亡不加评述”(la mort sans phrases)来表达的意义上,没有矫饰——只有一种引述,那么,目的是保持那必须只被轻轻触摸的东西的简单性,以此尊重悲伤和在场,他的萦绕着我们的苦涩而甜蜜的在场。


  我想引述德里达的三句话,把它们带回来,重复它们,再次倾听它们:不是写下的句子,而是说出的句子,为的是暂时,如果可能的话,在他的声音附近,留得更久一点。因为正是声音承载着踪迹,制造了差异。它是发出声响的书写,当然,不是一种沉默的或先验的声音。进而,正视着这个命题,我们可以引述雅克在1980年瑟里西的一次花园集体讨论会期间说过的另一句话。一些人想要质疑声音——而他:“但我还没有说过任何反对声音的话!”(请想象他说话的声音,带着一定的音高,那种伴随着他的全部惊叹的经典的比阿尔爆破音……)


  那么,三句话。它们来自三个不同的时期,三个不同的语域,它们将继续随我回响。


  第一句是关于书写的,第二句是关于思的,最后一句是关于身体的。


  第一句是久远的,无疑是在1970年左右。我当时正经历一个怀疑和气馁的时刻,我告诉雅克,我想我已经或再也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要说了。他几乎被我说的话气到,他给了我这个短促而清晰的回答:“是的,我知道,这就是一个人给自己找的逃避书写的借口。”我吃了一惊,这很可能是我从未(像他后来一样)忘了这句话的原因。我从没想过,“书写”可以将自身呈现为一种一个人试图拒绝的义务。我仍不确定,我是否理解对了,即便“我已经得到了警告”,就像常言说的。无论如何,雅克的这个句子已像一个格言或命令一样留在我身上。书写的风险不得回避:那样的风险就是试着表达从未存在,或许绝不会存在的东西。因此,重要的是,我们不试图回避我们因书写而被暴露在其面前的东西,即便书写无论如何也能充当或表现为权力或自满的工具。因为一个人不能并且不得满足于已被说过的东西——他不能简单地再说一遍,不是重复它,而是不断地重新说它,并且,从不会有太多的声音。


  第二句话来得更晚一些,是关于思的。我们当时在讨论《声音与现象》中的一句话:“无限的延异是有限的。”(雅克•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0页。)我强调了它的艰涩。他对我说:“你知道,我也不确定我理解了。”他在微笑,但他没开玩笑。那一天,我明白了,思也会逃避他——他自己的思,通过某种极端,躲避了他——而我意识到,思总是应对逃避之物,应对那甚至在可以通达的事件中有所逃避的东西的可能性。雅克从不相信自己已把一个思想带向了最终的完成。而这恰恰是“延异”(différance)的意思:不是存在(être)和存在者(étant)之间的一种简单的区分,而是存在者内部自身分异的存在之思想。存在就表现为在自身内部与它自身区分,与实体或主体区分,因此也与概念区分。当我昨天阅读第102页的时候,我注意到,那句用斜体印着的话前面是这些词:“生命的有限性作为同自我,同样也是同其死亡的一种本质关系”——这就是无限者,更确切地说,这就是产生无限者的东西。正是这不可思者真正地让我们去思:它夺走了我们的一切确信,甚至是那些关于生命本身的确信。但这不令人窘迫, 而是有所鼓舞。它是,纯粹而绝对地,严酷的


  第三句话是最近的,它接近死亡。前一夜,在医院。玛格丽特(德里达妻子)在那里。雅克做了一个手术,他暗示我的心脏移植(南希曾做心脏移植手术,并因此写下《闯入者》),对我说:“现在,我有一道和你一样大的伤疤了。”他在开玩笑——他总爱笑——但他的疲劳和焦虑使得语调不是那么地欢快。我没期望过这样一句话,正如我没期望过另两句话一样。除了幽默,它以另一种方式触动了我:仿佛在受难,在切刻,在身体的铭写上,能有一场友好的竞争。仿佛从一道伤疤到另一道伤疤,能有一场竞赛——但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东西的切刻和铭写?为了我们之有限性的切刻和铭写,有限性的界线让我们的无限性在“纯粹之切口的无(sans)”中显现,就像他曾经写道的。


  但我不想让他说得比实际的更多。


  那么,就这样了——只是这三句话,它们继续回响,正如他的面孔,他的魅力,他的姿势,他的声音,全都继续的那样——“声音所指示”(skema kai phone),(柏拉图,《智者篇》262c:“除非某人把名词和动词结合起来,否则发出的声音既不以此方式也不以彼方式指示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是者’或‘非是者’的存在。”见柏拉图,《智者》,詹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88页,有改动。)《智者篇》里的异乡人说:它指示独一无二者,指示无可替代者,指示不可通达、不可模仿、不可居有的原-本性当中的本己者,本己者就这样本然地言说自身,思考自身,忍受自身,他就这样存留——最终,在我们身上,在他自己身上——在他自己身上,也就是说,在他身外,被外逐,被出写,出存(ek-sist),超越——最终,在哪里?——在这里,随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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