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题目（二）

关于贺冰出题“自我认识”

文/李论｜我觉得自我认识总是局限在某段时间内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吧。艺术家也是社会人，一样要面对他者，无法例外。要面对他者就必须要剖析自己，同样，要认识自己就要解读他者。

我一直比较反感回忆录式的记录，特别是一个年轻人的回忆.人一直都走在认识自己的路上，在还无法认清自身与他者的关系的时候很自然陷入自我和狭隘。在群体中每个人都不是特殊的，没有什么是可以单独拎出来作为少数案例来被提出的。我倒更愿意从所有人都类似的个人经验中拿出一些总是被忽略或者从未被发现的点来引起他者的注意，使之浮出水面成为真正的日常，而不是模模糊糊的无意识的日常。我这次想说的点基本是基于我对出题人的了解而得出的，肯定是掺杂我的个人取向和偏好的.我认为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好像有这两点：一是敏感，二是自我。说回命题，我这件作品针对的是“感动”，关于亲情，爱情，友情，我们没有必要去拔高，只需平视即可，它们都是某种生存和交往的方式，被历史和社会所绑架。不求婚一样可以结婚，我下跪你一样可以不哭，喝多了其实可以不问别人咱们是不是兄弟…我们不应被这些所绑架。

关于作品本身，我采用的方式是一件现成的钢琴八音盒和一段用电子人声来朗读的网上搜来的最浪漫求婚告白。钢琴上跳舞的舞者当然要被腰斩，而所谓告白也当然要被消解.很平淡的一件东西。

关于唐潮出题“修辞（口供）”

文/李论｜这个话题是之前唐潮谈到过的，在他说起这个的时候我就有一既切身体会但又不得要领的感觉。

我们无法说出一句毫无修辞的话，即使是“我是人”这样一句简单的话也是一样。当然如果抛开说话者本身和说话的对象以及当时的语境，那它可能是没有修辞的。这个“修辞”似乎不是指比喻排比这类。这个问题太抽象，我只得把它具象化一些，给它套一个样子.比如如果问我现在最想跟上一代人说什么，那一定是“****”（涉及作品内容，不便剧透）。如果让它没有修辞呢？这或许本来就是一种修辞，但我还是愿意尝试一下，我剔除尽可能多的我们日常表达中的帮助传达情感等因素的修饰，选用念笔画的办法来说一句话。对于那四个字的认识，我们身在其中的人总是忽略太多，多一个对它的笔画的忽略倒是也不多。

关于王芳艺出题“余光（有才句子）”

文/李论｜小芳给出的句子让我似乎懂了她的表述方式，谁知道呢？

我很喜欢“余光”这个词，我们需要看清的不是视线之外的所有东西，我们只要做到能够注意到视线范围之内的比较边缘的那些东西就够了。“创造另一种可能性”这种说法在“余光”这个词里被消解，拓展边界不应是创造另一种可能性，也并非是刁钻地寻找处女地，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在日常中提取出不自觉地那部分，使它非日常化，然后再让它回归日常成为自觉的日常。或者说让所有的东西被有意识地消费，被主动地消费（消费这个词当然不应被排斥，被反感）。

自卑和抱怨可能是很多人在对待他者或者很多事情时的态度，我们喜欢推诿，喜欢通过示弱来让自己安全，从而通过主动避让来抹杀自己。我们依然相信天才，于是我们应该消解天才，我们依然相信艺术家，所以我们应该消解掉艺术家。方案是可以被生产的，好词好句也是一样，灵光一现总是不常有的，你没看到他们列出来的表格。

关于黄淞浩出题“疯癫职业”

文/李论｜关于疯癫职业我有过几个想法和方案。不过在这样的活动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我以前思考过的话题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应该是更难的。我必须自觉地避让开以前的想法，这是一种主动的避让.话题的提出也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我过去的想法。所以我肯定不会去做我之前就已经想过的方案。

在我们身边隐藏着很多疯癫的人群，他们主要是“其他人”。如果说职业的话，胸口碎大石的美国队长式的全能军人，疯癫的不知所云的得道艺术家都是.如果外国人也算一种职业的话，我想“外国人”也是疯癫的职业吧。如果说起疯癫的世界，我觉得可能是网络世界，在这样一个虚拟世界里我们只要稍微感性一点就肯定会成为疯癫的一员，因为它是安全的，秘密的，社群式的，文本式的（我们在网络上主要依靠语言来评判人，因为我们在这没有其他的评判标准）。匿名总是极富吸引力的，匿名的交流加上同步的流动，弹幕出现了。当然我不会去自己做弹幕影像，我想利用的是弹幕评论的匿名特性和直白的表达，来促成一场对话。

文/刘亚｜主流的社会分工必是秩序井然的，管理学下的从业者们，言行举止和体面表征已经标准和统一化。迎面走来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我们很难分辨他是公务员还是部门经理。走上街头，在公共空间内，能与人潮中的面孔拉开差异的，一是巨大海报或LED屏幕上的明星，二是路边的类似于乞讨者（摆地摊的人，卖艺人等等）这类被城管驱逐的人。这二者同时出现在城市的CBD，共同注视和吸引着流动的人群。明星们在图像与媒体的泡沫里青春靓丽，风度翩翩；而他们——这些街头人群却在现实的化粪池中衣衫褴褛，招人厌怜。于是，在一座城市的CBD中间，我们可以轻易的观看到，天堂、地狱和人间。让我疑惑和感兴趣的是，这类街头的人群中，有多少是被前两者驱逐，又有多少是“自甘堕落”？而我的工作也伴随着这些问题在社会空间中展开。

在黄淞浩这里，可以看到，癫狂实质上是一种“激烈姿态”的营造。这种职业上的疯癫显然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这种目的性跟其所属的职业直接挂钩。疯癫成为一种营销方式，而这种方式相对于现今庞大和日益发展的电子信息的运作方式，显得是那么的原始和落后。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它有它生效的一面。这种以身体为载体的，癫狂行为的自我设计，有时是会让人印象深刻的。它从本质上也是一种SHOW。只是它没有别的外壳，换言之，它没有一种强大的品牌。比如说，成人与儿童，前者输出个人信息的方式必然经过有一番深思熟虑和精心设计。后者只需并只会嚎啕大哭。上升到社会阶层，这些职业不具备主流化的标准，没有一定的资金链条和信息团队。它们没有社会分工的主权，亦或是说被剥夺了其主动权。而一旦有了社会层面的主动权，具备一定的资源结构。这些不安也随之消失，转而走向所谓更进一步的智性回归。有了一种集体明智，个体疯癫的图像也不会出现。

然而，不得不说的是，抛去眼下淞浩举例所说的，日常中显性的癫狂职业个体以外，即这些社会夹缝中的职业之外。庞大社会板块内的职业同样也有着疯癫的态势，它们用集群化“明智”席卷整个生活。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让人无法察觉其背后同样的疯癫。一遍遍刷新人们的视觉与感知的经验，进而丧失对“明智之举”的敏感度，产生审美疲劳。用福柯的话来说，理性把疯癫引渡向海上，有了愚人船。在这里，群体疯癫把个体疯癫也排挤到社会缝隙中，使其显影，成为一种“日常而真实”的疯癫奇观。于是，职业成为了疯癫的收容所，依靠出卖疯癫为武器。相对于高地的图媒手段而言，真实的错觉又一次在夹缝中占领低处，被质疑，被嘲笑。同样，也被消费。

在这里，只有真实，最重要的是真实，近距离的真实，现场的真实。吸引人的也是真实，为人排斥的也是真实。需要讨论的也是这现场的疯癫的真实。可被触摸的真实，可被体验的真实。这真实通过急眼的原始反应、通过麻木的惯性重复、通过装逼的恶心矫情、通过自娱的才艺展示...一系列以毫无矫饰个人的身体为导体，串联其背后职业性的目的，一同制造出真实而不同的现场感来敲击每个经过它们的人，化为一种触动，一种鄙夷，一种嘲笑，一种恐惧，一种麻木...演变成一种社会现场的小剧场。

文/佩恩恩｜《乘人之危》是一段7分钟的影像，一次偶然，我经过一个图书馆，在楼梯的缝隙中我看见楼下一个背书的女学生，她一边背诵课本，一边玩弄自己的头发，时不时地抚摸自己的脖子和肩膀，手舞足蹈近乎忘我。我见状，立刻拿起相机，透过缝隙偷窥起来。我的瞳孔放大，全然不顾旁边的过路人，镜头地伸缩，瞄准了女孩的身体和关键部位。女孩背诵的是民法法条关于乘人之危的定义，像是在对我进行现场控诉，而我的反应不是内疚，而是粗矿地喘息与兴奋…

是装疯还是真疯，是利用还是被利用，好像都已经不重要了…关于疯癫我不想给自己设定太多方案性的创作预设，只是以自己最日常的疯癫方式：游荡。去撞见一个作品。

关于李论出题“酒桌政治”

文/刘亚｜酒一开始就是作为“政治液体”出现。伴随着仪式，被认定为一种“通神”的介质使用。从原始的部落文明到今天的酒桌文化，酒携带的仪式感一直被保留且从未被消弱。“政治液体”进入到“政治容器”这个动作，构成了酒桌这个充满政治基因的形式语言。而我想说的是，“形式大于内容”是不是绝大数酒席的共同特征？

文/佩恩恩｜我写了一个开放式剧本，邀请一个男演员讲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一半是分享他的真实故事。他的真实身份就是一个演员和模特，还有一个隐性身份：约炮达人。故事的另一半是我强加的剧情，和两个过来捧局的群众演员，他们是来向达人讨教约炮的取经者，三个人凑成了一个临时酒局。

故事大致是演员和她的女友双方如何相互控制，在这个爱情政治中男方如何转化关系最后取得革命胜利。

我不是宣扬一种女权，现在的女权似乎更加绑架女性本身，更加在男性逻辑之内。如何能不陷入一种强迫参与的同时又逃离一种被男性消费的逻辑之外？

具体题目参见：展览的噩梦（上）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I2NjM4OA==&mid=200691943&idx=1&sn=0ce1ed0f9f12a2a16bc8b09651158f4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