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佳幸｜文  来源：艺术世界

以退为进

中国上海｜上海外滩美术馆

2014 年 5 月 10 日－8 月 3 日

另类的“论文”

今日沪上，美术馆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竞相亮相，主题与阵容的宏大果真是注入疲惫神经的良药。围绕中国传统文人艺术的当代解读这一命题，就可以是这一篇耗不尽的“文章”，近期在上海外滩美术馆开幕的群展“以退为进”就是这样。

关于中国传统文人艺术的讨论已经由来已久。前些年，由批评家吕澎策划的群展“溪山清远”集结起当代创作者的怀古热情且蔓延持久。习毛笔字风靡为各年龄层艺术家的修行日课，书法把艺术家变作了笃信脚下能啄出泉眼的虞诚惠者。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样式及“故事”如激活神经末梢的药剂，使得当代创作居然也可以用一具体的工具去攀爬“中国艺术精神”。而对这不可抑制的意识风潮，我倾向于认同年长一代的评论者和艺术家们的用力重构，可以简单而言归为难逃的“使命感”。

然再联系到前年的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名为“NOW INK”的区域出现了流淌、晕染的视觉媒介——水墨。将水墨翻译为“INK”,有意地把水墨推入中介般的气质。这里仅仅抽取“水墨”的质感，选择无比宽泛的创作类型和维度。直至去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备受瞩目的《水墨》（Ink Art: Past as Pres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大展将此种解读真正放大。博物馆，这个新物与旧物交错的时空中，“水墨”成为串联大范围艺术对象的“媒介”。

展览现场，上海外滩美术馆｜图片提供

虽说难不隐去重要的市场因素或被默认的策略性选择，“作为博物馆，它期待更新对公众的形象，”展览“以退为进”的策展人杨天娜（Martina Koeppel-Yang）表示。这位东亚艺术史研究背景的德国学者也袒露了对“媒介”用以策展的看法，她说：“我觉这个展览中，我没有把传统作为媒介，而是作为‘方法’来运用。它们需要随着一个更大的媒介去扩大。”然这个“媒介”被佐证的背景文本，即便对当代艺术的专业观众们，也是浩大而生僻的。于是，由其担纲策划的大型群展“以退为进”，注定成为正当时的语境里的一则“另类”。

也许，杨天娜作为东亚艺术研究者，被策展人的社会化身份牵制较少。就策展主题和呈现而言，它更似一篇“议论文”——她选择的16 位艺术家和艺术组合在年龄、圈子、时空上并不协调，不过在用作议论文写作素材时，则合情合理。

如杨天娜此言，“外滩美术馆只是一个空间，这些作品当然无法在此地生长，而是在艺术家的工作室生长。”的确，按照策展人的观点，艺术家们的创作在此以作品的型式出现，包括我在内的观众们也只能敏锐地在策展人这篇“论文”中去寻找作品了。

展览拥有着一连串并不太流于常见的被选参展人名单。但是，首先会猛然注意到的是印在展览宣传物上的人物相片，“蓑衣，孤舟、独钓”的人物尤其突兀，像是柳宗元《江雪》笔下的隐士形象。然这隐者即是袁世凯。这幅历史书皮般的展览广告说的是：在精忠报国为主流价值观的中国社会里，这是传统文人艺术中十分共通的戏剧性图像。

杨天娜的华裔丈夫杨诘苍也参与了展览，他向我详细地聊起，“我自己的个性是遵循于自己家里的脉，自己的爷爷甚至告知我鸦片是好东西，而爸爸也同样是如张艺谋电影《活着》一样的无厘头情状。”故而，到了西方后他仍然保持着家乡了文化，也渐渐脱离了某个西方当代主流，或现代艺术语境。就像他说的，“自己已经认不得真正的祖籍佛山，却在德国某地找到了类似佛山地主文化的传统生命。”

杨诘苍展出了一幅临摹绘画《凯旋门 1914-2014》，其临摹的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一副 1914 年的水彩真迹。但同样观念的创作在展览之外已积累了上百幅，而他称之为“破破烂烂的东西”。“临摹到最后，本身意向也脱开了，在惊天动地的戏剧性时间外，断章取义让其意趣变酷。”杨诘苍也坚持着所谓的修行方式——“习字”。不过其明白：唐太宗、宋徽宗开始，已经把书法变成了公共艺术，且延绵长久地植入生活。这肯定比把“书法”成为文化运动的生命长久得多。

安德烈亚斯·迈耶-布伦嫩施图尔（Andreas Mayer-Brennenstuhl），《重写现代性；开始负增长》，综合媒介装置，2014，上海外滩美术馆｜图片提供

成立于 2001 年末的阳江组也参与了展览，他们的创作秉着一种不自量力的生命糙理。在他们看来“如今的复制（习字风）只是对传统近亲繁殖。他们认为书法只是一种方式，有时还会雇人来写字。他们十分“粗暴”地就如是将书法和环境混搭起来了。“商业的拮据可能迫使只得自行书写，如同马路上的‘一次性大出血！'或‘跳楼价'字样。”而阳江组的一员郑国谷认为，社会的“书写”才是“书写”仅存的生命力。

诗人萧开愚似乎点到了策展人杨天娜的“论文”立于美术馆的价值核心。他告诉我说，“可能视觉艺术，作为符号性艺术，可以拥有发表公共意见的机会。这是诗歌创作者所羡慕的地方。此地（展览）它（诗歌）一时间有了符号性！”的确，今天由于传统阅读的萎缩，即便能生产“声音艺术”的诗歌，始终只能处在权力核心的边缘。不过，艺术的中心始终是艺术家的。萧开愚展出的那些书写在纸本上的诗歌在这次展览里有机会发出疑问，“文学活动是否有可能被公开？”

有些老朽穿戴的广州美院老教师李正天，为参与这次展览而拿出了 1973 年时没来得及送到北京就已被铁路工人截获为“反动大字报”的“上书”（文革期间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人于 1973 年 9 月共同起草了一份名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文章）。当年他还用书法的方式在广州新大新百货的高墙上将文章写出来，他的通宵达旦果然聚起了诸众观看。这次他突然想到变上书为视觉艺术，展出了十四幅书法作品，也取名《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他摸着胡子说，“体验知觉是人的反应。也许是世上理据走不通的，靠的是艺术吧！起码，我带着‘好奇心'来了参展了。”

若要例举杨天娜认为的“明确的方法论”，则属德国艺术家安德烈亚斯·迈耶-布伦嫩施图尔（Andreas Mayer-Brennenstuhl）的创作。他的装置《重写现代性；开始负增长》的表现方式挪用了“以退为进”的方法论。作品包含的文献部分展示了德国斯图加特过去社会运动和标语的记录图片。而展厅现场还竖立起一块块新制作的黑字黄纸板标语，可是其内容与文献中的完全不同，皆在阐述“现在的负增长”、“消费主义”、“城市过腻”等等当代议题。他用一种非常结构化的视觉形式解释了“以退为进”如何成为了艺术的表达方式。

尽管杨天娜一再强调传统水墨作为“通用词汇”在社会和艺术中的运用维度。可“另类”诚实的切入点，和孱弱的视觉串联，令观众陷入难以区分“艺术展览”和“立体论文”的情景。幸好，展览细枝末节内还存有多处“狂喜”，不过却只能通过“艺术家”的眼睛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