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艺术.大家

文／马克·安杰维克 译／费婷

数字的异化

译者按：

本文是马克·安杰维克论文《异化自由劳动》的其中一个章节。他从数据挖掘的角度分析了在数字时代剥削如何在薪酬缺席的状态下产生，并揭示公共网络社交平台或搜索引擎，譬如Facebook，Youtube以及谷歌背后的阴谋--用户信息数据的商业挪用，将数据提炼，货币化从而使其成为商业实体的盈利来源。这种新兴网络经济所依赖的数据挖掘技术异化了我们网上社交活动的产物，使我们在上网的同时失去了在线生产力的控制。

剥削的分析定义在多大程度上可适用于无偿但能生成价值的参与形式（参与性平台的操控者挪用了价值）？霍尔斯特姆（Holmstrom）清楚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剥削概念：“根据马克思理论，剩余的、无偿的强制劳动创造了资本家的利润，生产者无法控制的剩余产物。”该叙述的重点在于所谓的自由选择的构成关系暗含了强迫性。换言之，强迫不需要有人用枪或者用其他武力威胁工人。更深一步讲，剥削不仅与利润而且还与异化有关。霍尔斯特姆如是说：“据马克思所言，工人真正卖给资本家的并非劳动而是劳动力，这正是今天资本家所期望的东西。”异化不仅存在于生产力脱离意识的控制之中，还存在于劳动产品。那么，剥削不仅与货币价值的损失，还与生产创造力控制的失败有关。更明确地说，就政治资源剥夺而言，后者这种剥削意识鞭策着批评，并最终通过不断复制缺失的形式来强迫（工人）屈服。

大卫·海斯莫汗（David Hesmondhalgh）的批评文章试图将剥削的概念应用到自由劳动（free labor），他引用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的三个原理公式来定义马克主义剥削论：

首先，剥削出现在一阶级的物质财富产生于另一阶级的物质剥夺之时。现代社会，资产阶级因剥削工人阶级而得以生存。其次，该因果依赖性转而取决于将工人排斥在核心生产资源，尤其是所有权之外。最后，凭借这两种特征（因果依赖性和因果排斥性）运行的机制是被剥削劳动的一种挪用。

虽然海斯莫汗并不赞同，但我仍认为该定义强调了新兴网络经济的关键方面，或许最重要的一面是新型创造力、通讯以及信息共享基础设施的私有化。数字媒体最常见的是其复制生产资源私有制逻辑的路径。即使它促进了新型创造力和参与的发展，它仍是个受管制的私有化商业平台，譬如Facebook、YouTube。

许多网站并非受商业控制，但仍需依赖互联网的商业基础设施--为了检测私人服务器及路由器传输的不断扩大的数据，互联网与技术管理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紧密。即使在比特和字节的世界里，物质仍然重要--物质资源所有权及控制的重要性。这听起来有点像未来主义者，譬如埃丝特·戴森（Esther Dyson）、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虚构的幻境：

20世纪的核心事件是物质的颠覆。技术、经济、国家政治以及财富--任何形式的物质资源--都已逐渐失去价值和意义。精神力量支配着物的暴力。

这就是数字意识形态，它掩盖了支持生产和分配“精神力量”之成果的物质基础设施。

自由劳动的剥削批评强调少数人控制了新生产资源的真正途径，并借此从必须递交个人信息才能安全访问数字时代的生产性信息资源的多数人手里盗取利益。

我怀疑海斯莫汗论述的关键在于赖特公式的第一要素：尤其是，多数人的“物质剥夺”。这当然可以认为将个人数据的采集与其他更加严厉的身体剥削形式，如血汗工厂的劳工风险混为一谈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前者，淡化后者。然而，也有可能认为，虽然贫困化（immiseration）方面的结果迥然相异，但仍存在结构分析的相似性，而且这种相似性贯穿于并结合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并以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的名义保证关注度和干预性。互联网的私有化和商业化是物质剥夺的一种形式，它令使用者无法接触到支持社交活动的基础设施。互联网加强复制了社会关系的结构，以少数人控制多数人需要使用的生产资源并从中获得经济优势。所有权阶级（ownership class）包括Facebook、谷歌、雅虎等创立者假如不能掌控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构成要素，那么他们将无法生存。他们挪用价值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具备捕获来访者行动的能力，并且他们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掌控着这些资源。坦率地说，假如这些资源是被共同掌控的，那么为少数人的经济利益而进行商业目的的剥削行为将会消失。

最显着的异议是上网是为了社交、购物和调查，因此网络的确不是一种雇佣劳动的形式，尽管人们在某种意义上以填写、提交能够生成价值的详细表格来免费获取有用资源。这种行为（至少对于大多数只是为了上网的网民来说）不是工作：他们没有将他们的活动信息提交给发送直接指令的管理者，他们也未曾收取薪水。剥削在薪酬缺席的状态下发生了，但是在用户不再牺牲他们的生产活动控制权的语境下，剥削还有意义吗？该问题是一个潜在的误导，只要数字环境有助于加强可被描述为创造性或生产性活动的东西，剥削依然有意义。当我们创建博客或在Facebook上发布信息，又或购买商品或浏览网页时，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都是不受监控的，只是受到了最低限度的控制。然而，同时，我们活动信息的生成是建立在以牺牲控制来交换基础设施的访问及其提供的服务之上的。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失去了在线生产力方面的控制，即使在免于类似的监管时。

正如当我们进入到工作空间时，我们牺牲了生产活动使用的控制度，而当我们同意特定网站或在线服务的服务条款时，我们同样失去了活动该如何使用的控制度（或甚至当我们浏览网页时，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活动的信息已被互联网收集）。网络社交工具的操控者具备设置访问条款的权力，并且这些条款包括制定使用者提供信息的权利--描述粗略且常是费解、限制性的。分隔（网络在线社会资源的私人管制）引发了分离（用户产生的信息使用权的制定）。各种各样的“使用条款”以及社交网站发布的最终用户许可协议确立了他们使用、售卖以及转让网上收集到的信息的权利。

换言之，曾依靠其他途径的社交、互动以及交易形式越来越依赖第三方提供的基础设施。这并非说第三方的引导是完全新颖的。譬如，电话公司是盈利性的中介（虽然不是广告支持的盈利模式）。在目前情况下，更确切的说，为了扩大活动范围，我们可以分析商业支持的中间媒介被不断使用的趋势：例如，在线购物取代了现金购物；在隔壁宿舍或办公室给朋友或同事发送短信的趋势替代了敲门；以及社交新形式的开发是为了集中发展商业基础设施（例如在Facebook上“交友”）等等。当我们未使用社交工具时，这并非意味着我们没有访问它们；相反，我们开始依赖它们这种社交技术方面的媒介，并把我们与我们社会生活所依赖的信息分离开来。互动的重要资源不再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曾是这样），而是存储在被商业实体掌控的服务器内。

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根问底为何人们会如此愿意使用这些网站：它们提供了现成的，方便而又有趣的能够充实、拓展以及保持与他人联系的方式。需要更多的解释是我们如何在无偿而能生成价值的活动中识别出剥削的痕迹。Facebook促进分离形式的结果并非剥夺使用者而是异化他们网上社交活动的产物：事实上，该产物可以成为一种适用范围无法估量的资源。假定使用者信息的价值提取建立在资源圈占的相同逻辑以及因“自愿”放弃个人信息的控制权而引起的权力关系的不对等上，那么，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为何要在乎？

剥削的概念是为了引出社会正义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来看，对剥削的控告既是批评的一个术语又是对行动的一次呼唤：霍尔斯特姆如是说，剥削是“邪恶的”因为它在各方面都涉及了强迫和支配，并且它剥夺了本应属于工人他们自己的控制权。这种强迫性并不经常直接显示在强迫某人放弃自己的劳动力而是建立在不对等的社会关系上，并且只有受到质疑时，它才显现出来。相反，数字媒体基础设施的私有化和商业化不会强行发生，只会通过在数字领域的延伸来复制现有的财产关系。强迫的语境是建立在法律结构和监管制度之上，并使私有化过程成为可能。我们可能注意到强迫的间接结果是，假设可以选择，使用者或许更不愿意为了上网和网络资源而服从全面监管，正如最近的调查表明，他们反对以监控为基础的侧写以及对在线信息收集的高度关注。他们不是为了便利而交换个人信息，而是因为网络资源的私有制以及对实际追踪惯例的低意识。假如我们担心工作空间的剥削是强迫签署责任书和工作者因身体的贫困化（精疲力竭和日益恶化）而付出代价，以及他们对创造力的失控（霍尔斯特姆称之为异化），那么这些担忧会继续存在于自由劳动剥削的批评中吗？此处，我们会注意到自由劳动的特征是它不像其他工作场所的剥削那样需要付出身体上的代价，至少使用者不会因罢工而担心失业（至少在某些语境下）。然而，在异化批评理论下，他们的确失去了生产活动的控制。全面监控的目标是为了发现营销商根据商业规则引导消费行为的手段--将消费者归入到反馈机制的角色中以加速生产与消费的循环。控制论的创立者以苦赞歌的方式将它归入以反馈为基础的市场营销力量：

宗教、色情文化以及伪科学的混合体会经销画报……为了确定这点，我们要把普通人的粉丝分级、民意投票、民意抽样调查以及心理调查的体系变成他们的目标……幸运的是，这些奸商，这些恶贯满盈的剥削者并没有获得能让所有之事遂其所愿的完美方式。

当然，营销商和其他剥削者的目标是认清维纳（Wiener）公式的隐性威胁：征服“尚未”。

更具体的表述是，正如伊恩·艾尔斯（Ian Ayres）在其关于数据挖掘的着作中所说，“预测你想要的以及想要做的东西”--甚至在你自己都无法知道或者不确定时。这并非意味着预测某种必然会发生的未来；而是学习如何操纵条件、感染力以及语境并以此获得预期的行为或行动。这意味着利用我们收集的人员的详细信息来加速引导消费过程。这也只是有关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的问题，假如那意味着让他们相信他们必须要更多、更快地消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定激励消费行为的最有效的方式以及如何解决阻止消费的疑问和担忧。目的是为了发现何种感染力--不管是个人安全还是个人焦虑和健康关怀--是最有效的行为驱动因素，以及在消费者无法意识到未来时是何种潜意识影响了行为。

在此意义上，消费者参与了信息的生成并将信息输入到操控程序中，我们扯平了对剥削的控告并强调捕捉个人信息但又背叛我们行为的方式。马克思称之为疏离（estrangement）或异化：

马克思作品中论及的工人的“异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还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立。

虽然马克思在此处谈论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语境下雇佣劳动的产物，但它是说明消费者生成信息商品轨迹而又转身操控他们行为和欲望的一个公式。

互动营销商构想的异化世界是一个将我们的行为（以及它们被汇总和分类的方式）系统地转回给我们的世界。最终，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景象：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信息化的世界已变得私有化和商业化。我们写的每条讯息，发布的每个视频，我们购买或看到的每个商品，我们社会互动的时空路径和模式都已成为用以分类、预测和管理我们行为的运算法则中的数据点。其中一些数据点是自发的，消费者意向性行为的结果；其他则是诱导性的，正在进行的随机实验的结果。运算法则的复杂性以及相互关系的不透明性被提供给除那些无法访问数据库之外的所有人，并查明他们为了特定的政治运动而可能被拒绝贷款的原因，或当他们表现出易受营销诱导时为何会受到特定时空中的广告轰炸。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测的能力是否可转化为行为管理能力，但这是营销商所下的赌注。或者更确切地说，当它转向以监控为基础的数据挖掘系统和以预测分析作为支持信息交流基础设施的手段时，这便是社会所下的赌注。

在某种程度上，剥削是否适用于自由劳动的形式取决于试图保持娱乐、消费及家庭生活领域与工作空间的独立性的尝试。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评是在分化的现代领域语境下产生的。雇佣劳动的发展取决于工作空间与其他领域社会生活的差别的保持--至少不是为了监管。交互式数字技术促进了这种反对明确区分的去分化形式：我们可在家工作，在工作场所社交，这都应归功于移动电话、短信、手提电脑等等。同时，与所谓的非物质劳动发展有关的文化经济转换是建立在娱乐、劳动和家庭生活之间差别的模糊化。特拉诺瓦（Terranova）引用了托尼·奈格里（Toni Negri）的论述：“‘社会工厂’描述了‘工厂转换到社会的一个工作过程，从而开启了一架真正的复杂机器’。”当我们确立Facebook的价值时，当我们无论在家，还是在火车或沙滩上使用Facebook时，我们就已经在参与社会工厂了。

同时，在线创造力和工作空间之间的差别在许多专业语境下变得越来越模糊。专业学者、政治家以及电视制片人都有可能在写博客，发送推文以及在网上完成工作。最近一位公共广播研究员告诉我说，曾几何时电视制片人都是将他们的工作成果放在“罐子”里，然后在其他地方进行空中播放，而现在他们希望在网上直接播出，并进行在线讨论以及发送推文来回应观众意见。

有时，网络在线承担的责任变得制度化并被认为是潜在的价值来源。譬如，应用程序的发展是允许雇主利用雇员的社会网络的联系方式。譬如，一家名为Appirio公司的新闻稿概括了雇员的社会网络数据可以成为招聘、销售以及市场营销资源的三重价值--所有这些无需支付额外的报酬给雇员。Appirio在Facebook上的市场营销应用利用雇员现有的关系来扩大该公司“虚拟账户小组”的范畴：

雇员可以看到朋友在购物或参加活动等等。如果雇员愿意通过Facebook联系他们的朋友，那么他们最终为公司的效益做出了贡献（也许甚至能增加他们自身的红利）。

同样的数据可以为潜在的雇员和客户提供引导性的服务，通过提供数据来吸引市场：“基于朋友侧写的关键词搜索，该应用可以推荐给对此感兴趣的朋友，然后使用者可以从中做出选择。” 为了追踪线索，记录能够促进市场营销的因素，该应用把雇员的个人社会网络数据与专有的消费者关系营销数据库相结合。

该应用构想的未来是服务雇主生产多源价值的在线活动，他们要将雇员的业余活动所产生的价值，包括商业实体获得的个人网络信息货币化。此情境产生了劳动挪用的双重逻辑：工作空间资源以及通讯资源的私有制都用于抽取工作空间之外发生的活动价值。雇主从雇员那里抽取的特许是争夺生产资源不对等支配下的雇佣劳动合同。Appirio设想的未来是递交自己的社会网络的工作空间优先权，并成为人们赢得谋生之道的条件之一。

假如，正如海斯莫汗所言，剥削的概念是解释性的，历史性的以及分析性的，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这有助于阐明数字经济所持有的预期生产力形式的特征。网络资源私有化所产生的价值至少部分是取决于抽取使用者生产数据的能力--该数据可以成为广告商、雇主、政治运动以及治安的资源。与更多的物质商品不同的是，消费数据不存在明确的限定的饱和点--只要自动化系统可以发展为分类处理系统。个人可能会因为个人的能力而无法收集数据，但数据库却不会。可以抽取的信息量没有一个明确的限制，它们伴随互动、交易以及交流的机会增长--甚至当数据收集的成本继续下降时。数据收集和数据挖掘的预期生产力起到了公平化的作用--至少在某些方面--拒绝激进控制。喜欢自我调节的公司担忧的是隐私立法会强加给发展中的网络经济。这种威胁是由隐私权律师提出的，他们声称提案应要求网站设立不追踪的选项“可导向互联网经济-为数不多的经济亮点之一--被限制了。”

基于隐私保护的批评很少能赢得生产力的要素以及受监控市场的控制。如果侵犯隐私构成了侵权问题--自我揭露过程的失控--市场监控包括控制管理的附加要素：系统地使用个人信息来预测影响力。剥削批评理论说明了力量与控制的要素。市场监控的保护者认为个人消费行为仍是非强制性的。然而，这种强制性的特征不仅存在于个别的个人决策，还存在于促成决策的社会关系。在这点上，引用的剥削概念与乔纳森·贝尔（Jonathan Beller）的论述如出一辙：“劳动获得的利益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媒体平台的后勤学，并将它们看成是在劳动和资本斗争中形成的技术，然后从中获得劳动征用。”

由于后福特的生产消费形式以及工业生产模式之间存在差别，剥削的关键途径需要重新考虑。此处讨论的是剥削的构成要素（无偿剩余劳动的获得，强制以及异化）是如何在便于商业监管的技术下运行的。然而，这些构成要素是相互关联的--譬如，异化隐含了背后强制因素的存在--它们出现在不同结构的消费者生产力领域或非物质形式的集体社会劳动。一些批评家集中思考无偿劳动的要素，另一些则看重异化的元素。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阻止通信资源控制以及生产监督中的强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