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今艺术 文：吴金桃

以前在英国读书的时候，系上的老师大抵都是偏左的（艺术史系应该是少数最最保守的学科，当别的系所早就充满来自各国的人来就读，我的系上一直到1990 年代初仍然是清一色的白人）。虽然每个人左的程度不太一样，但广义的左派论述彷若家常便饭，是再自然不过的话题。所以当我邀请英国老师海明威（Andrew Hemingway）於10月初来台举办工作坊，老师给了个主题「新左艺术史的面貌（Faces of New Left Art History）」，我想也没想，就直接宣佈了。直到老师开了读书会的书单，我才发现大不妙，书单上的文章，许多都不是国内学者的专长，在犹豫请老师改题和想办法克服眼前的难处之间，我最后选择了后者— 正因为这是国内极少碰触的主题，因此，设法尽其善美，将之引介给台湾读者，更显得别具意义。

「新左」（New Left） 起源於1960 年代前后风起云涌的歷史浪潮，结合了各式反对／抵抗既有当权势力／体制的力量，包括女性主义者、二次大战后「第三世界」反抗殖民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黑权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等不同势力。不同国家的脉络，有其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跡与重点，但某种型式的马克思主义可说是「新左」所共有的特色（虽然并非每个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法国有关艺术方面的论述，阿图塞（LouisAlthusser）版的马克思主义，為為期短暂的（1977-80）《艺术批评与歷史》（Histoire et critique des arts）期刊设下基调，而在英国，「新左」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则是歷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及以文学评论著称的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60 年成立的《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 以及其於1970 年成立的「新左丛书」（New Left Books，现以Verso 為名），自然是「新左」许多重要论述的发声场域，也是译介、批判、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的龙头。不同於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投身於政治，「新左」人士的活动范围，愈来愈侷限於学院教职，尤其是到了1980 年代，其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也愈来愈多元，与心理分析、结构主义或女性主义等结合，发展出各样的版本；究其因，「新左」对於阶级、性别、种族等关键议题，并未发展出一套彼此共享的理论或论述，在艺术史方面，也是如此。

西方在上个世纪的60、70 年代，歷经一波波「新左」思潮洗礼之际，台湾正值白色恐怖时期。当反共大纛高举时，不只共產主义有如洪水猛兽，必须除之而后快，连西方备受尊崇、几乎成其知识传统一部分的马克斯主义思想，也倍受打压，甚至连根拔起，以致在台湾既缺乏左派的思想传统，连「左倾」、「左翼」等字眼，在台湾的语境脉络下，也往往隐含著负面的意思。在西方国家，判断一般人的政治思维与意识型态，大多是用「左」、「右」区分立场，而台湾由於特殊的政治情境，往往不问左右，只问统独，然而统独可以全部概括台湾社会目前所有极需关注的议题吗？台湾日益扩大的阶级不平等问题（在台湾解读為「贫

富差距」）、性别平权、外籍劳工／配偶议题，又该如何置放在统独的大框架中思考呢？

当然，「新左」思潮在台湾没有生根发展的餘地，可能还有其他更直接的原因，尤其是与台湾学院流行的理论风潮有关，这些年，台湾理论界吹的几乎都是法国「风」，虽然法国的哲学、思想家自然不乏左倾之人，但通过引介入台的筛选体制后，「左倾」的元素轻则被淡化、被稀释，或根本就是「引而不入」。

我当然也明白一场「新左艺术史的面貌」工作坊，对於学院的现状所能改变的幅度非常有限；甚至，我有时也不免怀疑，与群眾併肩、站在烈日风雨中共同抗争社会的不公不义，是否比起此纸上操兵更為有效？此时此刻，重啟任何「新左」相关的论述，所关切的问题自然不会是马克思主义—做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或政治机器—於前共產国家的挫败实践；我所能期待的，反倒是其做為一种「批判」的知识体系（特别是针对资本主义），将為我们提供何种思考的座标？其反保守布尔乔亚思维的精神，又是否能对令人窒息的体制，提出有效的批判？

如果你一直向「右」看，又何妨向「左」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