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纽约时报 JONATHAN FREEDLAND 报道

《卡尔·马克思：19世纪的生活》认为如果马克思生活在2013年左右，很可能会是一位有趣的博客作者，经常在Twitter上掀起骂战。

乔纳森·斯珀伯(Jonathan Sperber)撰写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传记引人入胜、考据严谨，对于那些即便是跟激进政治活动有过最短暂接触的人来说，这部传记描绘的卡尔·马克思形象也会令人熟悉到有些不安。这是一个在攻击己方阵营的时候最富有激情的人，他常年背负着金钱的压力，离不开父母的资助；不断谋划着新的、改变世界的冒险事业，但却难以按时交稿；个人卫生状况堪忧；他住的房子可能有些人会说是“波西米亚风格”，其他人则会直白地称为“又破又脏”；他可以反复无常到令人恼火，同时又不会陷入到复杂玄妙的理论和不知所云的抽象中。

尽管如此，这本书使人意识到这位终极左派、共产主义之父是一个情理之中的人物，这本身就让人感到震惊，如同发现耶稣基督在他家附近的教会定期举办糕饼售卖活动似的。无论马克思是作为革命偶像被尊敬，还是作为苏联极权主义的源泉被唾骂，他在全世界的形象都被过分夸张和拔高，以至于看到一个真正的人性化形象，一个可能在今天遇到的人时，竟会让人觉得不安。斯珀伯是密苏里州大学的教授，专门研究欧洲史，他描述的马克思如果生活在2013年左右，那么可能会是一位相当有趣的博客作者，会跟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和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在Twitter上掀起骂战。

但那是虚假的。《卡尔·马克思：19世纪的生活》(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的目的清楚明确，即消除“永恒的马克思”——人性元素少，意识形态准则成分多——这个占据主导地位的概念，把他重新置于他生活过的地方，他属于的地方，在他自己的时代里，而不是在我们的时代。斯珀伯坚决抵制那些宣称马克思永远是“我们同时代的人”的大量研究，决心把他描绘为一个“过去的人物”，而不是“现在的先知”。

斯珀伯圆满达成了所有传记的首要任务，塑造了一个跃然纸上的人物。我们跟马克思一起从他的家乡特里尔出发，走过他在波恩和柏林狂欢作乐的学生时代，之后他在科隆首次登上政治新闻界的舞台，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流亡并参加革命活动。我们看到他的思想在发展，但也可以瞥见他向母亲请求提前继承财物的乞求信，以及他担心是否供养得起他从十几岁起就爱上的妻子的长期焦虑。我们听到他在美国南北战争开始之后度过的不眠之夜：他担忧的不是美国的命运，而是作为《纽约论坛报》(The New York Tribune)自由撰稿人的收入；这家报纸把所有精力放在离家更近的事件上后，就不再需要马克思作为欧洲记者的稿件了。我们看到马克思出入典当行，承受着维持中产阶级生活标准的压力，正如他对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同谋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所说的那样，这种生活标准是“体面尊严的展示”。

这部传记展现的画面是丰满的、人性化的。马克思对革命富有献身精神，但却不是一个偏执狂。他是一个极为慈爱的父亲，劲头十足地跟他的孩子们，以及后来的孙子们玩闹，在8岁的儿子埃德加(Edgar)早夭后，他遭受了两年心理折磨，其症状现在应该会被诊断为抑郁症。马克思显然也是一个令人抓狂的同事，他可以每天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待上12个小时，但计划写的书却是一拖数年，最后也没能交稿。斯珀伯写道，恩格斯几十年里一直在反复对他说同一件事：快把活儿干完！

除了跟燕妮(Jenny)之间长久、深情的婚姻关系之外，马克思还有另外一段爱的故事：与恩格斯的搭档关系。恩格斯似乎准备为这位朋友做任何事情。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在金钱上资助过马克思，但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是，恩格斯还帮助他避免了一桩丑闻：恩格斯声称是马克思家佣人琳蘅·德穆特(Lenchen Demuth)的孩子的父亲，其实那小男孩是马克思的儿子。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是恩格斯耗费心力，从马克思潦草的笔记中整理出《资本论》(Das Kapital)最后两卷并出版发行。即便是马克思最著名的作品，《G。C。D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其中提出的10项措施也几乎是逐字引用了恩格斯先前提出的东西。马克思有浓重的莱茵兰口音，还有点口齿不清，恩格斯之于马克思就如同亚伦(Aaron)之于摩西(Moses)，可以在众人面前讲话，弥补搭档的不足。恩格斯的忠诚甚至达到了这种地步：他采取“托儿”手法，在德国媒体上发表了《资本论》的匿名评论。你可以想像一下，这对搭档在亚马逊时代可以玩出一些什么花样。

假使把这些都当作人生种种奇遇，所有这一切都非常具有吸引力（再加之斯珀伯以一种迷人的、非正式的、可读性强的风格，广泛提供了和马克思有关的各种文本——无论是讲话、书信、文章、杂货账单或发票。）但是这部传记还有别的价值：它重新把马克思塑造成了一个人，他所处的时代中的一个人，这改变了我们理解其思想的方式。

在20世纪，很多学者费力调和马克思很多作品中存在的矛盾内容，试图塑造出一个连贯协调的马克思主义。相比之下，斯珀伯的做法更加务实一些。他承认马克思不是一台思想机器，而是一个会对事件作出反应的人。在这种情景下，颇能说明问题的是，马克思的主业并非学者，而是政治记者：斯珀伯指出，马克思在科隆的一家激进派报社两次担任负责人，是他职业成就感达到巅峰的时期。所以，学者们试图打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标志的很多东西其实是对时事的解读，是对当时事件的反应，因而也就充满了矛盾。

因此，虽然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但在1848年，马克思发表讲话，谴责这个想法是“无稽之谈”。旧式的共产主义学院派以前认定此事是捏造的，但斯珀伯相信它的真实性。

在当时，马克思对莱茵兰群众发表了这个演说，呼吁尽可能多的莱茵兰人对抗普鲁士人的专制统治。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呼吁一个莱茵兰阶级对抗另一个莱茵兰阶级是不合情理的，所以“马克思否认了他自己写的东西”。这本传记清楚地表明，虽然马克思下定决心，要发明一个全面的政治经济理论，但他首先关注的永远是德国的政治活动，他毕生对普鲁士专制的厌恶也永远是激励他行动的一个因素。无论他用抽象的语言写了些什么内容，那些内容都受到了具体时事的影响。

斯珀伯在“情景化”上的努力只有一个地方有所欠缺，那就是他认为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作品，包括马克思对犹太人的敌意言论，应当被“嵌入到”那个时代的态度中去理解，因此不应该被视为是赤裸裸的反犹太主义。但是从斯珀伯自己整理的证据来看，这个观点不太站得住脚，比如马克思在1875年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信口把他在火车上遇到的一个乘客称为“小犹太”(little Yid)，然后对此人进行了描述。马克思出生时是犹太人，他父亲显然在他出生后不久才皈依了新教。斯珀伯不情愿地承认，这个描述是“一个蒙昧、贪婪的犹太人的模式化的陈旧谴责”。作者能这么说倒是值得赞扬。

不过，在马克思反犹太主义问题上的处理相对较弱无损于这本书的整体成就。斯珀伯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一个仍在持续发挥影响力的人。而且，对于我们可以如何看待其他历史伟人，特别是伟大的思想家，他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样板——将那些常常被我们自动视为神圣的人的言行“去神秘化”。比如说，尽管描写美国开国元勋的书籍已经有很多，但我们仍然在等待一位历史学家，可以像乔纳森·斯珀伯为卡尔·马克思所做的那样，为开国元勋们做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