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诺特·维塔尔出生在瑞士恩噶丁的小山村森特（Sent）。从上世纪60年代到法国求学开始，他的生活始终穿梭在世界各地之间，美国纽约、尼日尔阿加德兹、智利诺图纳、中国北京、意大利、瑞士……维塔尔的创作随着视野的扩展而不断刷新。他的作品涉及雕塑、装置、建筑和绘画等多个领域，受到他在世界各地旅行中见闻的启发，体现出不同文化的形态和意象。

 

从上世纪70年代初期起，维塔尔的作品开始在国际范围崭露头角，其绘画、建筑、装置作品在威尼斯双年展、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等重要博物馆、画廊和公共空间进行过展览，个展更是遍布巴塞尔、巴黎、柏林、伦敦、香港等世界各地。他的建筑作品与瑞士、秘鲁、智利、尼日尔、挪威等不同地域生活的天然形态融合为一体，同时他执着于诗意主观体验的设计目的又让其作品带有奢侈的格调。维塔尔通过不同地域之间生存、经济与文化语境的讨论，表达出艺术跨越时空、文化、介质和其他界限的可能。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维塔尔用时间印证了其作品不同于旁人的、始终如一的品质。

 

瑞士独立评论家兼策展人ChristophDoswald在撰文中指出：“维塔尔的雕塑常常巧妙地避开建筑概念本身的限制，某种程度上更接近维特鲁维式，即将建筑视为‘最重要的艺术形式’的观念。”2003年，维塔尔成立了诺特·维塔尔基金会，旨在保护恩噶丁地区的文化遗产，以及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基金会里收藏了17、18世纪该地区用拉丁语和罗曼什语出版的古籍，未来计划对外公开展览。

有那么一下子，维塔尔的神情特别严肃，好像离你很远，难以捉摸。这让人想起3年前他在《从阿加德兹到阿拉达步到阿加德兹》里写过的一句话：“这时天上的星星越来越多，多得仿佛它们就是天空一般。星空是沙砾之海，我们在其中漂浮不定。”那时他在非洲的沙漠里，正考虑怎么用当地人打造的完美银球装下一只晒干的骆驼。

 

现在，他坐在北京的工作室，喝着清淡的绿茶，时不时地抓一把零食放在嘴里，然后环顾四周。这座由日本设计师Mitsunori Sano设计的工作室让他赞不绝口。在院子里看到的是一堵灰墙，从窄门进去，完成的、未完成的作品在眼前豁然开朗。墙上挂着维塔尔最近完成的绘画，自画像或者其他人的画像，都有点像《千与千寻》里的无脸人，离近了看才发现他们隐藏在墨色中的神态原来那么惟妙惟肖。“想看看我住的地方么？”维塔尔带着我们爬上了玻璃门后面的四层小楼，第一层是餐厅，第二层是沙发和客厅，第三层是客房，第四层是他的卧室和书房，再往上是露台，他挥手和站在对面楼顶上的人打了个招呼又转身回来，“设计了首都机场T3航站楼的建筑设计大师福斯特也很喜欢这个工作室的设计，空间布局紧凑又合理，外表丝毫看不出里面的内涵，让我能避开外面的世界，静心读书和创作。”

 

维塔尔对建筑的热情并不让人感到意外。除了雕塑作品，他还是房屋建筑的爱好者，对于建筑和艺术的热情可以追溯到他8岁的时候。他在瑞士的小学，每年只有7个月在上课，另外5个月放假。在漫长的假期里，维塔尔和其他小朋友们一起动手造东西。这种孩子游戏般的创作态度一直延续到现在，坚硬的大理石、优雅浮润的不锈钢、黑漆漆的煤块儿、光洁轻盈的塑料、昂贵的金银、禁不住触碰的肥皂、云南大理运来的花岩石板……各种不同类型的材料他都一一尝试。维塔尔作品的材料和题材往往受到所在地域文化的影响和启发。从2008年开始创作的《银盒子》系列作品采用纯银打造，上下两个盒子为一组，作品题目如《Ingeborg Bachmann》（巴赫曼，奥地利诗人）、《Ernest Hemingway》（海明威）、《Adolf Loos》（阿道夫•鲁斯，著名分离派建筑师）、《Alexander McQueen》（亚历山大•麦昆，英国时尚设计教父），看似和作品本身没有任何关联，其实是借用尼日尔Tuareg地区以生辰日期制作个人肖像雕塑的习俗：上面盒子的高度、长度、宽度分别代表日和月份，下面盒子的高度、长度、宽度则代表了年份，所选择的银也是当地民间最有特色的材料。铸铜雕塑作品《（蒙古）牛粪》源于眼见蒙古当地仍被广泛使用的燃料形态，是维塔尔对生态问题的探讨。

他的作品还有一种幽默的体质。一只吊起来的烤鸭（作品《金烤鸭》，2009/2011）,外形上再现了北京这一传统美味，外表却从本该呈现的食物焦黄色变成了贵金属的金黄色泽，以此来反思高速的经济发展对于中国现实的扭曲。鹿头雕塑作品《去你的》，鹿角上弯曲部分的英文字母分别是：f-u-c-k-y-o-u，维塔尔对此的解释是，父亲是个猎人，小时候家里就有这么一个鹿头挂在门上做装饰，他一直觉得，如果那只鹿在天有灵一定会对父亲破口大骂。高达7.8米的不锈钢作品《舌头》延续了他20年前对人类身体的探讨。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首次被发现，人类开始惶恐地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体上，维塔尔创作了《鼻子》、《耳朵》、《眼睛》等一系列作品。维塔尔认为舌头是人身体上唯一一个可以用来测量的部位，现代社会规定了米、英尺等测量标准，而我们应该保留将舌头作为特有的测量工具。

 

2011年11月底，维塔尔受邀在牛津大学做了题为《艺术是全球的》的讲座，用自己游走世界各地的创作经验佐证艺术与人文环境之间可存续的互动性。在谈到雕塑和建筑的关系时，他说二者之间的界限其实很模糊，有时候雕塑会给人距离感，如果恰当地赋予雕塑以实用意义，就成为了建筑的另一种形态。在家乡瑞士白雪皑皑的山谷里，维塔尔建了一座有电动升降装置的小屋，屋子平时静静地藏在地下，需要的时候才轻轻地探出头来。屋子不远处就是席尔瓦普拉纳（Silvaplana）的湖边林地，在这里，30岁的尼采曾经写下了伟大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维塔尔有一项宏伟的创作计划，他要在每个大陆上都建一座看日落的屋子，非洲的尼日尔、南美的秘鲁、北欧的挪威、中国的桂林（筹划中），他建的房子既具功能性又充满诗意：夜晚的屋子、抗热和防风沙的屋子、看月亮的屋子、看日落的屋子。看月亮的屋子其实只是一面墙，人可以从梯子爬到墙上，在大地和星空之间久久呆坐。看日落的房子在各地有不同的样式，有的用当地的石头垒起来，有的在山石里挖出一条隧道，有的则坐落在某个阳光沙滩的小岛上。如此不计较时间与精力的创作，只为了目睹一场大自然的美丽景色，维塔尔作品的奢侈和不切实际甚至让人心生妒意。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维塔尔的作品脱离了艺术家应有的责任与思考，他只是不喜欢用任何概念和主义给自己添加不必要的注脚。维塔尔在西非尼日尔阿加德兹用黏土建了一个金字塔型建筑，是当地孩子用来上课的学校（《MAKARANTA学校》，2006年），学生们可以坐在这件艺术品上，雕塑由此变成了“人类雕塑”的公立学校，突出地证明了他针对社会问题负担起的艺术家职责。2012年7月，瑞士苏黎世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艺术与城市”公共艺术展，维塔尔的作品《没有问题的雕塑》（The no problem sculpture）让人们对他在不同文化之间对话所作出的努力肃然起敬。81米高的莫比莫大厦（MOBIMO Tower）是苏黎世的地标式建筑，在大厦前的广场上，维塔尔用水泥铸成了一个9米长、6米高、5米宽的巨型石方，其12条边的总长度也刚好是81米。这个雕塑双生的另外一部分在尼日尔的阿加德兹，维塔尔在那儿挖了一口深达81米的泉，取名OMIBOM，正是苏黎世莫比莫大厦拼写的倒序。他从阿加德兹取来部分沙石混入了苏黎世的雕塑之中，由此让两个作品相关联。对于极度贫穷干旱的阿加德兹来说，泉水解决了他们的生存问题，作品《没有问题的雕塑》的名字即源于此。由此，生存危机、功能性艺术与汪达尔主义在这个作品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艺术银行VS诺特·维塔尔
艺术银行=ART BANK 诺特·维塔尔=N.V

 

ART BANK：您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有很多，瑞士、纽约、非洲的尼日尔，现在又来到中国。是什么样的动力让您不断地到达一个地方又离开呢？
N.V：我想这是我骨子里的东西。我的家乡在瑞士的一个小山谷里，我们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只有3万多人。出生在那样的偏僻地方，难免有到外面世界看看的冲动。于是我不断地到其他国家和地方去旅游、去看、去生活、去见识新的世界，四处游走对我来说就像呼吸一样必不可少。

 

ART BANK：您以前大部分作品是雕塑、装置和建筑，去年您在UCCA办了一次画展，是什么原因让您开始绘画了呢？
N.V：大约在3年前，我来到中国。这里人山人海，每天我都要面对不同的脸孔。同时，我在中国的助手们对我作品的创作给了非常大的帮助，让我开始有精力和时间开始雕塑以外的创作。我画自画像，把自己想象成不同的身份和样子，流鼻血的自画像、在朝鲜的自画像、种麦人的自画像……我也把身边的人和朋友当成模特，刘野、未未、我的太极老师等等，我都画过。

 

ART BANK：在您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诗歌和文学的影子。阅读对于您来说在生活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N.V：我的母语是罗曼什语（Rumantsch），现在会说这种方言的人还不到1万。罗曼什语流传下来的书大多是关于宗教的，要读其他内容就必须用其他语言。我们那儿的人基本都会说六七种语言。阅读，用不同的语言阅读可以说是我们生活的手段。我喜欢读小说，最喜欢的一本是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

 

ART BANK：我看您也在读很多中国人写的书。（几乎有桌子的地方就能看到翻译成英文的中国文学，在维塔尔卧室的床头柜和地板上散落着各种书，卡夫卡的、苏联文学、意大利的、法国的，还有英文版的《于丹讲论语》、老舍的《骆驼祥子》）
N.V：是的，我是到中国来以后才发现中国作家写了这么多好的作品，以前在欧洲的书店里很少看到翻译的中国作品。我很喜欢阿城、沈从文，阿城的文字很传统很中国。母语对我来说是最通透达理的阅读语言，我能丝毫不费力气地感受到文字后面的内容，出乎我的意料，中文翻译的文字对我来说也并不陌生。我非常钦佩中国小说家讲述故事的能力，总能在突然之间给你惊喜。

 

ART BANK：从2009年开始您来到草场地的这个工作室，到现在已经在中国待了近3年时间。您在纽约也工作和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可不可以将两个城市做一下比较呢？
N.V：对于中国，我始终是一个局外人。说我是生活在北京，但是我其实很少离开自己的工作室，有时候好几天才进城一次。我感觉现在的北京非常像上世纪80年代的纽约。那时候很多艺术家都聚在纽约，无拘无束地创作和生活。后来纽约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一些艺术家不得不把工作室从城里搬到纽约周边。现在草场地的气氛很像那个时候的纽约，艺术家们聚在一起，大家有创作的活力。即便是像798那样商业的地方，也不能否认，在咖啡厅和画廊的夹缝中，还有艺术存留的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