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本期《艺术界》尝试汇集视乡村为自己家乡的人物、在乡村发生的项目以及关于农村的观点，以展现中国今日农村复杂现实。专题“热土”，从艺术实践的角度切入当下的中国农村，回避将农村定格为一个纾解乡愁的审美对象，而是将其定义为一个不容与无法置身现代性经验之外的问题现场。专题包括三篇文章,其中《”在造“的“再造”：被观看的乡村政治》通过对“实验工作坊小组”已持续三年的社会-介入项目“昆山在造”的介绍，揭示出 “新农村建设”进程对于传统乡土文化具有的破坏性及其现实后果；而在《过境之后—茨满村的艺术家过境计划》中，项目发起者和文朝从北京回到自己云南丽江的老家，邀请外来艺术家的短期驻留创作,希望通过他者的关注，以唤起当地纳西族村民对于文化身份的认同，借以形成一种意识上共同体,主动思考并肩负起自己村庄的未来。《什么是城乡结合部？为什么是城乡结合部？》一篇对于城乡结合部—这块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不断迁移的中间地带的解读，作者在所谓的“活力”与临时性之间建立起思考逻辑，从而将城市与农村连接为一个系统。本期专题还收录了五篇对话，通过对不同个体、不同项目、不同角度的表 述，试图更全面的呈现农村这一问题现场的复杂性与真实性。

“在造”的“再造”：被观看的乡村政治

文：倪昆 / 翻译：聂本洲 / 供图：实验工作坊

昆山新村入口

“社会－艺术”介入类研究项目“昆山在造”开始于2010年，它以当下中国农村在建的“新农村建设”为观看考察对象，以成都市双流县昆山新村1为介入考察样本而具体展开，包括：田野调查、在地创作、短期性主题工作坊、跨学科讨论会、主题展览等在内的多视角、多维度的综合性艺术介入项目。项目自启动之始就自主地搭建着两个平行的对话场域：来自现实及历史文化场域的批判性介入，以及针对艺术家创作实践的自我艺术体系的建构推衍。

而该项目可持续实施的最主要基石，在于项目的发起者“实验工作坊”的艺术家们自2010年起的一年多的在地田野考察，以及由此与土地重续起的万缕联系：昆山村与昆山新村间的变迁，由政府主导的居住的农村庄落形态的社区化转向，田地使用及在地经济组成及变更情况，在地居民的迁移等问题，都被纳入到艺术家的考察视野。这是一个以情感作为介入支点的对话体系，它组成了艺术家第一阶段最主要的思考及创作框架。“地方志连结”和“情感对应”则是实施项目连接的具体通道。2012年起，在地介入创作则成为新一轮的主要实践手段。

2012年4月30日，成都双流县昆山新村，早晨六点，外来蘑菇种植户老陈开始了一天劳作的第二个环节，把刚采摘下来的蘑菇运送往收购点。今天的运送有点特殊，因为运输车上还坐着其余几家蘑菇种植户，他们是老陈的亲兄弟。2008年前后，几兄弟相继来到昆山村种植蘑菇，因为之后的汶川地震，政府把之前承诺给种植户的优惠条件转向到灾区的种植，其后果是5年来的劳作让这几家人一直只能够维持一个收支平衡的状态，其收入远不如单纯的外出劳务打工。

早晨六点半，艺术家曹明浩按约来到，按艺术家的要求，运输车无目的地行进在马路上，蘑菇种植户们在艺术家的引导下开始了口述采访过程，口述内容为这几家人自1990年代开始的外出打工的一个地理志的内容，广州、深圳、上海、北京、西安等不同阶段的热点城市，都曾出现在他们的生命过程中。这是曹明浩作品《一个个体的地理志－II》现场实施的一个环节，从流动的身体经验出发，对以昆山新村为样本的“新农村”经济结构进行切片性的介入，结合该项目在第一个阶段所重点考察的在农村还依稀可见的家庭协作式劳作方式，其所对话讨论的这个流动中的脆弱的生产纽带，在政令的反复变化以及外来市场资本的多重压榨下已变得体无完肤，无从接续。

昆山村外来蘑菇种植户姐弟四人

4月30日在昆山新村发生的艺术活动远不止曹明浩这一件，9位艺术家从早晨开始，一直到晚上九点半，在昆山村的不同区域进行着各自不同的介入性实践。艺术家分别来自成都及重庆，其共同参加的是由成都艺术小组“实验工作坊”发起的，重庆“器·Haus空间”主持的社会介入性艺术项目—“昆山在造，独立研究计划”。4月30日的现场是项目中的主题性工作坊，其对话对象则是“劳动及五一国际劳动节”。（参加艺术家有成都的“实验工作坊”以及来自重庆的“细胞小组/董勋+山羊”、刘伟伟、梁建成，其现场作品包括《粉色意见箱》、《昆山运动会》、《公社食堂》、《五一劳动集市》等。）

“实验工作坊”是一个由艺术家自发成立的创作团体，主要艺术家陈建军、陈胄、曹明浩都有着童年关于农村及乡镇的记忆，这应该是出生于1980年代早期以及更早阶段的所有人的共同经历。其实，农村与城镇之间的距离还远谈不上像现在这般的割裂，虽然户籍的农村户口及非农村户口化早在1958年就开始实施，虽然宪法关于迁移自由的权利在1978年就被悄然摘除。城市化的过程首先加剧分裂的就是这样一群被政府绑架了的、被锁在田地间的农民。1980年代开始的民工潮因为城市发展过程中对于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城乡间事实存在的巨大差距，以及农村生产中普遍存在的因税收、医疗、干群关系、公共设施等诸多因素而造成的困顿停滞，一批又一批农民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祖辈们的土地。2裸村（只留下老人和孩子的村落）及零经济成为了常态，农村日常经济的流转，外出打工收入的回流成为了农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

早晨十点，艺术家陈建军拿着手写的仿制“昆山新村界”界牌开始了他在这次工作坊的作品《2.92平方公里》。2.92平方公里是昆山村的地理面积，艺术家以步行的方式，从昆山村的村界出发，向南徒步行走约12里并穿越了昆山村以及相邻的杨公村、文武村、田林村、共和村等地，因其手举界牌，被村民们误会为政府勘测人员，进而不同村界的村民以及同一村镇的不同居民，针对这个被当地政府定为“新农村试点样板区”的“昆山新村”，展开了多重立场及观点的对话。这是一次源起于艺术家自我推断进而与现实展开直接对话的现场，更是一次对于被政府政策所实验的“新农村样本”在农村现场所进行的自我测量。

陈建军，《2.92 平方公里》，2012 年，行为图片

昆山村的乡建实验是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所明确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的直接产物，其宏观性在于通过新农村建设来提高乡村劳动者的收入，扩大其消费能力，进而扩大内需，以达到化解中国当前生产过剩危机的目的。在此，农村建设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性动机。就整体而言，中国的农村经济在事实上依然属于小农经济范畴，分散度高，土地分割细碎。以效率及收益作为建设指标的新农村建设势必会对此现状进行整合重组。细碎土地被集结整合，社区型集中住宅的建设就成为必然。曾经四散居住的他们，被集中安置，既空出了多余的耕地，又便于管理。昆山新村的落成则是此思路的具体执行。按城市建筑模式规划设计的小洋楼，公寓楼代替了以往农村常见的四合院，然居住空间的改变不能仅停留在简单的新旧房屋的置换层面，由空间变换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将细节而具体地影响和改变着因久远的生活生产习惯而形成的那一整套包括习惯、习俗及思维方式在内的乡村文化基因，这才是最让人担忧及焦虑的所在。

早晨十一点，当艺术家陈胄推着自己设计的永久墓地出现在昆山新村时，其在工作坊中的具体作品也得以展开。艺术家在此变成为了一位推销员，向村民们介绍及推销由自己设计制造的，名为《长在亭子》的可移动永久墓地。墓地分两部分组成，川西农村常见的手推运输工具鸡公车，再加上昆山村这边丧葬时通常选用的亭子外框造型。艺术家以成本价720元推销着其“产品”，好奇者多，偶有人上前问询。可移动永久墓地在农村存在的合理逻辑主要来自两个内容，其一是国家在农村强制推行的火化丧葬政策，土葬变火葬，其目的在于节约耕地。（然其荒诞性在于，火葬政策的实施并没有起到通过改变风俗来达到节约耕地的目的，去世的老人被火化后，其子女通常会将之重新土葬），另外则是农村土地的细碎重组势必会把这些通常安葬在田间地头的逝者坟墓给挖掘重迁。昆山新村至今还保留了一块由此而产生的临时墓地群，据说将会在新村建设完成之后再进行重新安置。在农村所推行的丧葬政策不能仅简单地看成为是一项关于利用率的斗争，作为事实上在农村推进得最为困难的几项国家政策之一，它所触及伤害的恰巧是乡间社群内部的来自文化及血脉中的连接纽带。

昆山村的临时公墓

以整体项目形态进行的“昆山在造”所反复讨论及对话的内容，将在艺术及社会（新农村）间不断展开。就实质而言它首先是一项艺术介入项目，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如何判断及观看这个不断行进中的现场，将影响项目的基本形态和走势。以具体现实作为最主要对话对象的艺术项目往往存在着何为第一性的问题，这既是个艺术内部的问题，更是个价值取向的问题。也因此，保持项目自身的开放性，强调艺术家观看角度的多元性及差异性；对于项目结果的不设定和不预判，明确艺术介入在形态上的“微介入”或者说“不介入”；拒绝创作落地时的景观化及消费化；清理及构架艺术家作品的内部逻辑及讨论主体，是方法，也更是立场。

中国的农村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其复杂性在于普遍存在的小农经济现实与在建的以追求经济最大化为核心目的的新农村建设间的天然存在的裂痕和分歧，而1980年代开始的国家在农村建设总体思路上急剧转向，也将注定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消化及缓平因惯性而造成的路径依赖。也因此，可预计的发生在这个乡村现场的艺术家实践将会在两个系统里产生回应，其一，以整体项目作为观看对象的艺术实践将在时间的叠加中成为“异质”的现场事实，项目本身将与具体的环境现实一起，成为待讨论和对话的对象；其二，以切片形态介入的艺术家个体实践，将最终回到艺术家具体的艺术逻辑线索中展开讨论，同时，具体的环境语境也将在不定期的主题设定下，以独立艺术计划的背景展开实施，并与艺术家的创作脉络形成互文。

注：本文关于“新农村”问题的部分论述参考了《新农村建设的背景》（温铁军著）、《新农村建设的背景、困境与出路》（申端峰著），特此说明。

1 昆山新村位于中国成都双流县城西南部金马河流域，距双流县城6公里，距成都约10公里。为四川省农用地转变为规模集中经营的样板区、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全国十佳小康村”。 

 

2 1980年代开始的农民离开土地的运动其深层原因还在于当时国家的总体思路是在农村之外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开放户籍制度(农转非)，发展非农产业，进行小城镇建设，转移农村劳动力等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导思路。然而，事实是巨大的农民人口基数，让此目标沦为不可完成的任务，并直接导致之后的三农危机，以及之后政府被动应对的税费改革。

来源：艺术界LEAP

陈彧君：回溯侨乡记忆

采访整理：孙冬冬 / 翻译：毕珂

陈彧凡、陈彧君，《木兰溪》，2008-2011 年，综合材料，可变尺寸

我老家在福建莆田的附近，是一个有点像岛屿的村落，四周环山，木兰溪绕山而过。因为村子在丘陵地带，没有什么田，村子离海还有几十公里距离，捕鱼也不方便，村民就靠种植龙眼、枇杷之类的果树生活。我们那边常开玩笑说，整天吃稀饭是有原因的，因为没有水稻，米很少，煮一锅的汤才能放一点点的米，主要以地瓜为主食。所以，大家只能外出去谋生。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们那里就有许多人去南洋，我奶奶的哥哥就是一个蛇头，把想去南洋的人汇总，再开船到那里。第一辈出去的人很苦，一开始要么去橡胶园干活，要么去挖矿，但他们勤劳，有经营头脑，后来很多人在经营庄园。这些去南洋的人，我们有一个专门称呼叫“走华侨”，我们的村子也成了“侨乡”，也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侨乡文化”。东南亚文化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在建筑上，喜欢用马赛克装饰，有一股强烈的伊斯兰风格。不过，村民很少有人明白，就是觉得它好看，而这种审美就是早一辈去南洋的人流传下来的，代表着先进与财富。另一方面的独特性体现在对祭祀、拜神的热衷。比如，春节前农历二十五的早上，我们要祭天地，从零点到早晨五六点都可以，全家人都要祭拜，邀请道士来作法事。我们每年都会从杭州赶在农历二十四的晚上到，一大早不睡觉等祭拜，特别是在我奶奶去世之前，大家觉得这是好几代人团聚的机会。仪式和祭祀的活动，会让人从城市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包括许多和我一样，在外地的同学回来都有这个原因。我妈妈在城市里帮我们带小孩，就特别想回老家，其实回去很忙，整天拜这个、拜那个的，虽然这种行为有一定的盲目性，但是她觉得很充实。而村里大规模的祭祀由族长管理，人选是算卦选出来的，每年选的人不一样。在农村的“势力”多多少少跟家族有关系。我们也有这样的家族概念，总会关注堂兄堂弟在做什么，因为大家是住在一起，一起长大，一起经历了许多家族活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理解父亲他们四兄弟之间的关系，知道应该承担哪些责任。但这种概念我们的下一代就没有了，他们的成长已经没有了这样的环境。有时候，我会有意识在没事的时候带孩子回老家玩，但刻意的给他灌输这种概念，只能是点缀，无法形成一种自觉。我和哥哥（陈彧凡）在杭州生活了十几年之后，发现我们之前的经历对自己而言更有真实感，在这个时代到底还有哪些东西我们还有一定的敏感性，而每次回家都会触碰我们创作神经的这根弦。做“木兰溪”项目就是通过回溯的方式，重新审视我们的成长经历、村子的历史以及自然环境与人文状态。这是一种比较真实的创作态度。在很多为“木兰溪”项目撰写的文章中都提到了“乡愁”，笼统地说，它是一种乡愁，但对于我们的创作理念而言，它不仅仅是对现代性的一般性的反思，也是在通过我们的作品描述东南沿海侨乡文化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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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宁：乡建的障碍

采访整理：孙冬冬 / 翻译：毕珂

碧山村远景

“碧山计划”作为一个乡建计划，筹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我们现有的资源来讲，只好通过艺术活动解决问题。2011年之所以会策划成都双年展，是因为“碧山丰年祭”可以变成展览的一部分，这样可以调一些资金过去。但实际上，钱还是不够，我还得自己去找。做完“碧山丰年祭”，当地政府觉得不错，就把“黟县国际摄影节”交给我们来策划。我们接这个工作，实际上是想把碧山丰年祭和摄影节捆绑在一起，借助政府想搞的艺术活动，这是我们目前唯一有效的筹资方式。

虽然，我们从文化入手，但兴趣不仅仅是在文化这一块。实际上农村的要务并不是文化，而是经济。进入当地时，不管是政府，还是老百姓，他们都很现实的，你做的事情如果没有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好处的话，他们会觉得难以理解。所以，导致我们的工作虽然是从文化入手，但还是想要落实到经济层面，要在经济上给农村带来改善。我们想找更多的人在碧山村买房子住，住的人多了，慢慢就有人想开个书店、餐馆，慢慢自发的形成的业态，可以满足各种需要。如果我们把碧山做火了，这样皖南村庄旅游盛行的门票制度就会自动解除。

村民本身也可以发展自然加入到村庄业态的建设，也可以开客栈和餐厅的，在改善业态的过程中，如何平衡村民的比例就很重要了。如果我们只是把外边的人带过去，那就像占领一样了。关键是我们要动员一部分村民加入业态的建设里面。他们经济条件好的可以自己开店，把自己的老房子弄一下开客栈，更多的是以他们为主体。我们可以帮他们出谋划策、找一些资源。

但现在我们也不是投资者，也没什么钱，我们只有通过接大型展览才可以筹到款，这是最大的困难。另外，改变政府和老百姓的观念也是很难的，我们工作的核心是培养农民的主体性，而现在他们观念都是趋利的。他们的观念是，你来到这里，最好能把这里的经济搞起来，政府、老百姓都高兴。可能，还有一两个领导能理解我们接下来做的事情。但普遍的人对此理解都是希望你能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改观。这是乡建的第一步，你必须走，你不走到那里，就没有地位。否则别人就觉得你那边几个艺术家自娱自乐，没给他们带来什么。

我们要迁就政府与村民的观念水平，他们想要什么，我们先做什么，慢慢他们认可了，觉得我们的确有能量带来经济上的改观后，我们再去发展我们想做的事情，包括在政治上的“安那其主义”的实验。基本上，我现在都不跟他们讲这个，因为“安那其主义”这个词歧义太多，不要说农村的干部和百姓，城市里面的精英都没有理解到点上。真正的安那其主义是一种很温暖、很理想、很美好的社会模式。不像一般人所理解的，与暴力、直接对抗、跟反政府有关，它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互助和自治。

来源：艺术界LEAP

为农者的家：“四季”住宅

未知纪念碑
文：叶扬

“四季”农宅外观

这栋农宅和它周围的当地农宅有着相似的体量，占据了10米×30米的一条宅基地，背后就是农田。外皮是砌筑得整整齐齐、带有十字镂空的红砖墙，看上去和石家村多数表面涂了白灰、中间大门两侧窗户的普通房子不太一样。可以种植作物的前院和用来养猪并在底部设了沼气池的后院之间，容纳了温室、卧室、厨房、集水池、卫生间、菜园这些农家必备的功能，还加上了郑重其事的起居室，以及很少见的种菜梯台，这梯台向上延伸，变成能晾晒谷子、收集雨水的台阶式水泥屋顶，屋顶随着顶下功能的不同坡升坡降，将光线引进室内，靠近浴室的地方还安装了太阳能设备。这栋农宅里不仅容纳了这些新派的设计，也巧妙地吸收了北方地区农村的传统，容下了厨房灶台的热气直接连向卧室的土炕这样民间的做法。另外，在设计上，建筑使用了混凝土柱梁结构与土坯砖结合的方式，加上控制着外部透光量、确保私密性的黏土砖外墙。最朴素的农村建筑材料不仅部分解决了复杂构型带来的成本问题，也使建筑具有了不错的抗震性。

这栋被命名为“四季”的农宅，由香港大学林君翰助理教授和他的团队设计建造。从2006年开始，他们为内地的一些农村设计了桥、小学和农宅。建筑的规模通常不大，处理手段确有匠心：用着现代技术和材料，又结合了甚至是有点儿顽固地保留了地方传统的民间特点。

设计这座农宅时，学生们调查了周围的许多农户住宅，发现石家村的建筑方式在最近几年出现了很大变化：壮年劳力纷纷离开家乡，去附近例如西安这样的大城市务工，导致农村以前亲力亲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建造方式几乎消失，雇佣外来临时工按照同样的模式造房子成了主流。这样建造的方式与生活需求脱节，空间单调。与此同时，农村家庭日常生活中原有的农人的自给自足也被釜底抽薪似的瓦解，更多地依赖商业、工业，而这些本质上都是在依靠城市。

内部空间

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林君翰的设计实际上是在背离时代趋势，尝试用新建筑的方式引导农村生活回归本质、改变生活，减缓城市吞噬农村的速度。这栋建筑是一个“原型”，选取了典型的农村生活状态，一家人，一张灶台、一组或者两组炕，比较简单，设计胜在创造了完善的自给自足的可能性，耕种、收获、养殖，配以能源和水源，让生活可以完整无缺地保守在家庭内部，只需尊重太阳和四季，不必特别地需要工业时代和城市的辅助。

这栋住宅本身是一种逆时代的宣言，意味着即使在城市化、工业化无法阻挡的时候，仍然能够利用现有的建造技术结合传统农业中早已存在的智慧实现无所依赖的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作为“原型”存在的意义可能不止是在农村，而是在将人心中那种想要心无旁骛、自生自灭的自由愿望勾出来。

四季：一所房子
位置：中国陕西省渭南市石家村
设计师：林君翰/香港大学
捐款人：陆谦受慈善基金
竣工日期：2012年3月
总面积：380平方米
总造价：53,400美元
单位造价：140 美元/平方米

来源：艺术界LEAP

文与供图：城乡结合部小组 / 翻译：聂本洲

什么是城乡结合部？为什么是城乡结合部？

《亚人共和国No.1》，2012年，木板丙烯，不规则尺寸

“城乡结合部小组”成立于2012年，由该艺术小组撰写的这篇文章是他们在艺术实践启动之前，针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后果之一—城乡结合部所做的先期思考与思想铺垫，相较于社会学范畴内的研究与实践，该小组关注的是城乡结合部作为一个政治场域所给予的思想活力。

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的扩张，在城市和乡村的交汇处出现的不同所有制的土地、不同行政体制交汇的，混合了城区和乡村风貌和特点的一种经济和物理的空间，被称为城乡结合部。

实际上，我们（城乡结合部小组）关注的并不是这个经济和物理的空间中的美学的、政治的、日常的事实，我们关注的是城乡结合部这个意象所蕴涵的一个抽象的，更为广阔的空间，一个各种力量纠缠、争斗的场域，以及这些力量的纠缠、争斗所能带来的各种想象和可能性。

城市是一个“理性世界”的意象，这个世界经过了盘算、规划、知识的重新布置，在这个世界中的各种实践都有一个谋划的思虑、一个可预计的期待、一个能预测结局的目的，这些谋划、盘算总是锁定在一个时间上的未来，产生一种功利性的充足结局。这个由理性宰制的世界的特征是具体的功利性生产，它被理性的算计、规划和知识宰制，被禁忌和秩序规训。“是一个生产的社会，即实用的社会。”（乔治·巴塔耶）在这个世界中，每一个人、物，所有的知识和实践都和别的人、物，知识和实践相关，互相发生作用，都卷入到一个紧凑的生产的链条中。这个被盘算、谋划重新布置的世界也是对偶然性、无目的性的实践的拒绝，是对生命力和狂喜的否定，按照尼采的观点，即是呈现了一种衰败的征兆。

318国道上一只中暑的马—仙桃经济开发区，2012年

城市这个意象还意味着过剩和堆积，城市中充盈着生产的过剩、消费的过剩、商品的堆积、景观的堆积。而这些过剩和堆积又在揭示着商品拜物教统治这个世界的全部秘密。

我们绝不能说乡村的世界相对城市的世界是一个相反的意象，乡村的世界绝不是城市的世界的倒影，不是理性世界的反面，但是在许多方面，乡村的世界是城市的理性世界这个强大的机器所无法触及的领域。城市意味着与自然的完全割裂，即使是体现都市之美的绿色的植物，也是一种“绿色景观整形手术”（鲍德里亚），这种“绿色景观整形手术”其实是一个剧场，在城市中不断上演着人和自然的绝对地、持续地斗争，人总是要将自然生长的植物修剪成自然世界中不存在的各种几何形状，这是目的性的行动，而自然的法则则是无目的性的，所以这些植物又会在不经意间朝着无目的的方向生长，人又会再一次的修剪，人不断对这些植物进行修剪和整形，植物也不断的胡乱生长、旁逸斜出。从这些“绿色景观整形手术”我们可以看到人对自然的否定是如此的孜孜不倦、乐此不疲。

在乡村的世界，人对自然的否定和割裂没有那么彻底，乡村的生产实践是从土地里获得农作物，以及饲养牲畜。农作物和牲畜为所有人类提供使之能够得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能量，城市的世界也需要不断从乡村获取这些农作物和牲畜作为得以生存的能量。农作物和牲畜的生产机制可以看作是人和自然一种共谋的机制，而乡村世界的环境则是极低限度改造过的自然。相比城市的世界，乡村跟自然的关系更为密切，乡村的世界也更能容忍更多的偶然性和无目的性。相对于城市的疯狂的理性，乡村表现出的是有限度的野性和原始的生命力。城市所呈现出的目的性、秩序、过剩和堆积在乡村更多的表现为散漫、无序、短缺和贫乏。

城乡结合部是城市和乡村的中间地带，它是如此不泾渭分明地分隔着这两个世界，它成为这两个世界的中介和传送带。城乡结合部总是跟道路密切相关，大路总是划开城乡结合部的中心，再穿过田野，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小路则连接城乡结合部和乡村，直到这些道路消失在自然的原野中。道路在这里呈现出一个双重的意象，即为离乡和还乡，人和物的流动。商品在道路上流动，沿着市场的轨迹，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失去价值的商品—垃圾，这些商品的剩余物则在这里停留下来，在城乡结合部被堆积和清理。

318国道边一个拾荒者—仙桃经济开发区，2012年

生产的行为要产生大量的垃圾、令人不快的粉尘和气体，消费的行为需要整洁、明亮的空间（消费的行为也会产生大量的垃圾），城市中的空间慢慢被消费的行为占据，于是生产的场地—工厂，逐渐在城乡结合部安家，城乡结合部的空间逐渐承担起生产的功能。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工厂里的劳动者，耕地变为厂房；耕牛变为流水线上的机器；农作物变为塑料、金属、陶瓷等各种材质的产品。这些产品源源不断的供应给城市，而它们的剩余物又回到这里。

除了商品的剩余物，人群的剩余物—背负屈辱的人、失去土地却又被城市驱赶的农民、拾垃圾的人，也在城乡结合部集结，城乡结合部使剩余的人和物再次获得生命力。还有一个社群，流浪狗的社群，也在城乡结合部游荡，城乡结合部的狗的社群中既有来自乡村的看门土狗，也有被城市遗弃的宠物狗，这些狗一开始是一种商品，被饲养以后成为人的伴侣，融入人类社会成为一种“亚人”。狗依赖人，如同人依赖这个物化的世界、这个坚固的系统。流浪狗是被遗弃的对象，它们或结成狗群，或独立生活，它们与垃圾为伍，从垃圾中获取能量，从人的社会中独立出来，依靠人的剩余物—垃圾过活。它们无意之中逃离了这个系统，它们自成一个系统，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一个别样的社会，实际上，流浪狗的社群呈现出一种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

城乡结合部是城市和乡村的边界，同样它也是理性和律法与野性和自然的边界，它成为自身的边界，它即是边界。理性世界的秩序、律法、规训和来自乡村的野性和自然、无序与偶然在城乡结合部融合、彼此纠缠、此消彼涨。在这样的斗争中，城乡结合部以一种“解域—再结域”的方式不断生成新的现实。相对城市的秩序和乡村的自然，城乡结合部呈现出一种绝对的嘈杂、混乱、肮脏和无序。它以这种嘈杂、混乱、肮脏和无序实现着对城市和乡村的调停。这种嘈杂、混乱、肮脏和无序也是自然世界的法则在面对城市世界的效率和理性的宰制时做出的反抗。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想象，城乡结合部不但在非此即彼中漂浮，同时它还是理性和野性、秩序与自然的战场，只有在它们的斗争和彼此纠缠中，偶然性和各种关于未来的想象才能得以浮现，而城乡结合部是一个彰显偶然性、彰显不同可能性的想象的空间。

来源：艺术界LEAP

什么是城乡结合部？为什么是城乡结合部？

文与供图：城乡结合部小组 / 翻译：聂本洲

《亚人共和国No.1》，2012年，木板丙烯，不规则尺寸

“城乡结合部小组”成立于2012年，由该艺术小组撰写的这篇文章是他们在艺术实践启动之前，针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后果之一—城乡结合部所做的先期思考与思想铺垫，相较于社会学范畴内的研究与实践，该小组关注的是城乡结合部作为一个政治场域所给予的思想活力。

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的扩张，在城市和乡村的交汇处出现的不同所有制的土地、不同行政体制交汇的，混合了城区和乡村风貌和特点的一种经济和物理的空间，被称为城乡结合部。

实际上，我们（城乡结合部小组）关注的并不是这个经济和物理的空间中的美学的、政治的、日常的事实，我们关注的是城乡结合部这个意象所蕴涵的一个抽象的，更为广阔的空间，一个各种力量纠缠、争斗的场域，以及这些力量的纠缠、争斗所能带来的各种想象和可能性。

城市是一个“理性世界”的意象，这个世界经过了盘算、规划、知识的重新布置，在这个世界中的各种实践都有一个谋划的思虑、一个可预计的期待、一个能预测结局的目的，这些谋划、盘算总是锁定在一个时间上的未来，产生一种功利性的充足结局。这个由理性宰制的世界的特征是具体的功利性生产，它被理性的算计、规划和知识宰制，被禁忌和秩序规训。“是一个生产的社会，即实用的社会。”（乔治·巴塔耶）在这个世界中，每一个人、物，所有的知识和实践都和别的人、物，知识和实践相关，互相发生作用，都卷入到一个紧凑的生产的链条中。这个被盘算、谋划重新布置的世界也是对偶然性、无目的性的实践的拒绝，是对生命力和狂喜的否定，按照尼采的观点，即是呈现了一种衰败的征兆。

318国道上一只中暑的马—仙桃经济开发区，2012年

城市这个意象还意味着过剩和堆积，城市中充盈着生产的过剩、消费的过剩、商品的堆积、景观的堆积。而这些过剩和堆积又在揭示着商品拜物教统治这个世界的全部秘密。

我们绝不能说乡村的世界相对城市的世界是一个相反的意象，乡村的世界绝不是城市的世界的倒影，不是理性世界的反面，但是在许多方面，乡村的世界是城市的理性世界这个强大的机器所无法触及的领域。城市意味着与自然的完全割裂，即使是体现都市之美的绿色的植物，也是一种“绿色景观整形手术”（鲍德里亚），这种“绿色景观整形手术”其实是一个剧场，在城市中不断上演着人和自然的绝对地、持续地斗争，人总是要将自然生长的植物修剪成自然世界中不存在的各种几何形状，这是目的性的行动，而自然的法则则是无目的性的，所以这些植物又会在不经意间朝着无目的的方向生长，人又会再一次的修剪，人不断对这些植物进行修剪和整形，植物也不断的胡乱生长、旁逸斜出。从这些“绿色景观整形手术”我们可以看到人对自然的否定是如此的孜孜不倦、乐此不疲。

在乡村的世界，人对自然的否定和割裂没有那么彻底，乡村的生产实践是从土地里获得农作物，以及饲养牲畜。农作物和牲畜为所有人类提供使之能够得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能量，城市的世界也需要不断从乡村获取这些农作物和牲畜作为得以生存的能量。农作物和牲畜的生产机制可以看作是人和自然一种共谋的机制，而乡村世界的环境则是极低限度改造过的自然。相比城市的世界，乡村跟自然的关系更为密切，乡村的世界也更能容忍更多的偶然性和无目的性。相对于城市的疯狂的理性，乡村表现出的是有限度的野性和原始的生命力。城市所呈现出的目的性、秩序、过剩和堆积在乡村更多的表现为散漫、无序、短缺和贫乏。

城乡结合部是城市和乡村的中间地带，它是如此不泾渭分明地分隔着这两个世界，它成为这两个世界的中介和传送带。城乡结合部总是跟道路密切相关，大路总是划开城乡结合部的中心，再穿过田野，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小路则连接城乡结合部和乡村，直到这些道路消失在自然的原野中。道路在这里呈现出一个双重的意象，即为离乡和还乡，人和物的流动。商品在道路上流动，沿着市场的轨迹，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失去价值的商品—垃圾，这些商品的剩余物则在这里停留下来，在城乡结合部被堆积和清理。

318国道边一个拾荒者—仙桃经济开发区，2012年

生产的行为要产生大量的垃圾、令人不快的粉尘和气体，消费的行为需要整洁、明亮的空间（消费的行为也会产生大量的垃圾），城市中的空间慢慢被消费的行为占据，于是生产的场地—工厂，逐渐在城乡结合部安家，城乡结合部的空间逐渐承担起生产的功能。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工厂里的劳动者，耕地变为厂房；耕牛变为流水线上的机器；农作物变为塑料、金属、陶瓷等各种材质的产品。这些产品源源不断的供应给城市，而它们的剩余物又回到这里。

除了商品的剩余物，人群的剩余物—背负屈辱的人、失去土地却又被城市驱赶的农民、拾垃圾的人，也在城乡结合部集结，城乡结合部使剩余的人和物再次获得生命力。还有一个社群，流浪狗的社群，也在城乡结合部游荡，城乡结合部的狗的社群中既有来自乡村的看门土狗，也有被城市遗弃的宠物狗，这些狗一开始是一种商品，被饲养以后成为人的伴侣，融入人类社会成为一种“亚人”。狗依赖人，如同人依赖这个物化的世界、这个坚固的系统。流浪狗是被遗弃的对象，它们或结成狗群，或独立生活，它们与垃圾为伍，从垃圾中获取能量，从人的社会中独立出来，依靠人的剩余物—垃圾过活。它们无意之中逃离了这个系统，它们自成一个系统，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一个别样的社会，实际上，流浪狗的社群呈现出一种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

城乡结合部是城市和乡村的边界，同样它也是理性和律法与野性和自然的边界，它成为自身的边界，它即是边界。理性世界的秩序、律法、规训和来自乡村的野性和自然、无序与偶然在城乡结合部融合、彼此纠缠、此消彼涨。在这样的斗争中，城乡结合部以一种“解域—再结域”的方式不断生成新的现实。相对城市的秩序和乡村的自然，城乡结合部呈现出一种绝对的嘈杂、混乱、肮脏和无序。它以这种嘈杂、混乱、肮脏和无序实现着对城市和乡村的调停。这种嘈杂、混乱、肮脏和无序也是自然世界的法则在面对城市世界的效率和理性的宰制时做出的反抗。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想象，城乡结合部不但在非此即彼中漂浮，同时它还是理性和野性、秩序与自然的战场，只有在它们的斗争和彼此纠缠中，偶然性和各种关于未来的想象才能得以浮现，而城乡结合部是一个彰显偶然性、彰显不同可能性的想象的空间。

来源：艺术界LEAP

过境之后— 茨满村的艺术家过境计划

文：赵梦莎 / 翻译：钱进

站在茨满山上向东远眺，以青龙河沿线的绿色屏障为界，茨满村与丽江新城，一里一外，判然可见。 摄影：杨青

这里是真正的后花园，是流放地，是避难所，是归隐处，历史与自然的活标本—复杂的古今现实在这片土地上交错，纳西村落正发生一场新的话语行动。

几位北京和昆明工作生活的艺术家们在接到和文朝发起的“艺术家过境计划”邀请后，在6月中至7月下旬先后前往他的老家，丽江古城直线距离只有2公里的茨满村。“过境”即是“路过”，茨满之于艺术家只是经停处而非目的地，有别于“驻留”的概念，过境者与当地不存在支配关系，而是在自身经验与过境经验之上展开对话、提出问题。和文朝设定了游戏规则，艺术家被要求在3至7天，最长不超过10天内进行过境交流，对村落的历史与现状问题实地考察、提交方案，就地实施或离境后完成作品，10月份将再次回到现场集体展示。随后，原本纷纷南飞准备消夏休息的一众过客被和文朝逐个从空中拽下来，丢进茨满陌生而复杂的现实中。

茨满村人民的头顶，黄山特大桥正在施工。 摄影：杨青

变迁中的纳西村落

茨满村是历史上茶马古道要冲，纳西土著民族最早生活的地方，现今丽江坝区最大的自然村。受到周边旅游开发的影响，茨满村尴尬的成为城市化问题中的又一典型：青龙河农业灌溉的功能逐渐废弛，人工河床改造破坏了两岸生态，枯水期在延长；连通大理和丽江的高速公路桥将村子一分为二，在村民的头顶上，日夜施工的黄山特大桥正在形成一道人工合成景观；民俗风情被当做商品贩卖，传统文化的消逝，年轻人对少数民族、农村的双重身份缺乏认同感……曾经创世神话诞生的土地接入网络就连通了美丽新世界。面对不请自来的变迁，似乎由不得村民多做思考—“要将这片土地交付给怎样的未来？”A.变卖田地，成为丽江的城乡结合部；B.寄生旅游，效仿周边乡镇的模式发展古镇游、农家乐。和文朝希望能给出更多的答案。

2008年和文朝回到茨满筹划一本《村落自传》的出版计划。除调查与编写当地的气候、地理、动植物、水文等自然背景，当时还发动了村中的老人协会、中老年人以及闲散村民加入，各自书写自家的宗族历史。每一段“自历史”都将被集结成册，汇聚为村落共有的记忆，形成民族历史的承接。多种原因之下项目搁浅，而当初参与编写的老人已经相继有五六位过世，和文朝深感要有所作为的紧迫性。在“过境”计划中，他希望通过艺术行动重新开启一个现场，将本土、在地、现代、传统、冲突、融合，放在一个更加广义的语境中予以讨论和研究，并最终在村落的自我与他者之间寻求一种互动的可能性。

每个人的过境

和文朝将不同处境的人拉入现场，让他们尝试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带来的问题。第一个到访者储云在以往创作中的经验更多是与都市相关的，在他看来，无论用任何方式来讲述茨满其结果都将是有意思的，而这种“有意思”正是我们猎奇的视线，也是问题所在。他没有选择一种明确的身份过境，刻意停留在这层认识的表皮，并将过境所得的所有图像作为最终作品。在后期的编辑中，储云放弃主观对图像描述的欲望，他将照片导入iPhoto并交由它自动生成了一个漫长的幻灯片，所有操作都由苹果电脑强制完成。作品的结果看不到故事，只提供对另一种现实的想象。他引导观者穿越旅途的浮光掠影来通往自己的生存现实，而非用当地的题材来做作品，沦为一种文化的代言与介绍。

蒋鹏奕也选择了一种有距离感的方式与当地建立关系，在刚刚完成的录像作品《断续》则来源于艺术家的好奇心。题目取自他在茨满翻阅资料时读到的第一个词（实为“续断”，是西南地区一种草本植物的根，可入药），这种“初见”的感受也被延续到回京之后的后期工作中。在村中拍摄的10天，亦是过去经验逐渐失效的过程。在新鲜感被身体的疲惫逐渐消磨掉之后，他只能机械的透过取景框来观察周遭的环境，一旁作为向导的和文朝却不多做解释，刻意让他保持在无法交流的状态中。直到第四天，蒋鹏奕注意到几个聚集在麻将馆听山歌录音带的耄耋老人，恰好演唱者李艳菊也在其中，她沉浸于歌声的回忆，对唐突闯入的陌生人没有丝毫反应。这一细节打动了蒋鹏奕，在余下的几天他一直跟拍李艳菊，试图用她作为线索解开自己困局。他用高清镜头放大着纳西老人的日常生活，把这种日常拆解为可理解的动作行为，与抽象化的景象形成断续的、多轨道叙事：笼罩玉龙雪山的云弥散开来如同戏剧的序幕，祠堂里的火光像是跳动的山鬼，丽江的风情万种混着酒精披着霓虹被揉碎在河水中……

蒋鹏奕，《断续》，2012年，彩色有声单频道录像，25分26秒

叶永青与何崇岳是乡村工作经验最为丰富的两位前辈，经验也在某种程度上折损了他们对过境的新鲜感。近年来候鸟般往返于北京与云南，“过境”之于叶永青更像是对问题的重访。何崇岳则延续了对计划生育政策作用下“空巢乡村”后遗症的关注，用大画幅相机为茨满村（200多户，近千人）拍了一张全村福。在动员的过程中由于通知时间错误，许多村民提前两个小时就已到场等候，因为迟迟不开拍走掉了一部分，和文朝和他的亲友们不得不挨家登门解释才把部分老人又请了回来。尽管前后折腾了近三小时，结果仍成功召集了200余村民。村中老人全部盛装打扮，穿着一辈子最重要的服装前来合影，场面蔚为壮观。安土重迁、骨肉相附的传统能否牵制城市化的车轮—似乎是这一热闹场景中的暗语。

叶甫纳是项目中唯一的女艺术家，也是最年轻的一位。她在昆明度过了整个不安分的青春期后离开了云南，此次“过境”是她本土经验重新接线的过程。不同于父辈艺术家们过去式的回顾，或者是对都市经验的检验，她自然地将视线投向了村中的同龄人，也补充了和文朝关注的盲区。在抽样采访的25位16至30岁年轻人中少有离开家乡，他们大多在中专毕业后就开始自觅营生，但也不外乎在丽江客栈酒吧拉客，在新城和村子附近做点小生意。他们满意现在的生活，即便是在昆明念书的大学生也依旧想要回到丽江。村中没有秘密，他们相互了解，价值观趋同。如果没有外来人的闯入，生活中似乎不会有波澜。然而年轻人与土地的关系淡薄，虽能够意识到土地消失后可能带来的后果，但已不会像上一代继续务农，出卖土地的底线在于补偿的钱能否令他们满意。同所有都市年轻人一样，他们厌倦传统节日（几乎没有人愿意再穿民族服装），享受现代化的单调娱乐，小伙子们喜欢喝酒、打牌、钓鱼、踢足球，姑娘们则热爱城里的慢摇吧，如果此刻因为快乐起舞，那舞步恐怕也不会是传统舞蹈。

同为纳西人的和丽斌与张愉在毕业后都留在了院校任教，和丽斌在昆明的云南艺术学院，张愉在中央美院实验艺术系。“过境”对他们而言等同于回乡，没有异地感，能接收到和文朝同样的处境的焦虑。在过境之中，和丽斌的乡愁变成了一种最直观的抒情，他迷恋在自然中得到超日常的体验，是身体的受难和诗意的延伸：在青龙河通往大桥的行走中不断拾起枯枝背在身上，直到超越负重极限将自己“种”在桥上；将发丝（思绪）的蓝色线条与青龙河沿岸的生态元素（水流、树木、堤岸）联系起来，再次逆流而上，行至河与高架桥的交叉地段线条全部脱离艺术家的身体，对这段乡愁做以了断。

在和文朝看来，张愉是纳西朋友中真正能够从当代语境思考的人。张愉选取青龙河一风貌完整的河段，用从茨满老协借来的二十七条方凳彼此相连，搭建了一座跨度达四米二的临时的独木桥，由于未加榫卯与加固措施，该桥在7月15日建起后仅保留两日，就被一名好奇的路人破坏并倒塌。在实施过程中，从借凳子到搭建，很多村民、路人从观望到主动加入，理解并接受了张愉作品的意图。而在桥倒塌之后，村民还计划将在河上同一位置以相同外形搭建一座永久性独木桥，供憩息游玩之用。从艺术家善意的邀请，再到村民自发重建他们心中的“团结”，桥成功变成了一座情感的纪念碑。

张愉的作品《桥》是用从茨满老协借来的二十七条方凳搭建起的一座跨度达4米2的独木桥

更多的答案

直到7月结束，“过境”第一部分全部完成，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和文朝与艺术家们的阶段性成果。对于多数到访的艺术家来说，在茨满村的经验基本都将与他们原本日常生活脱轨的。如果没有和文朝作为中介，将现实问题准确转译，茨满村提供给这些过客们的遭遇与其他任何一个陌生乡村或许没有什么不同，一种仿佛被安排好的情境像村子里满月酒桌上的饭菜，放置在所有人面前。“过境”最需要警惕的可能是“采风”，因为太多艺术家来过云南“采风”了，把这里当做美学实验的平台，用方法论的幻觉取代真实的体验，再依靠经验输出为大同小异的观后感。采风式的过境，其根本行为也是对风情的消费。

过境计划是一次尝试性的实验现场，是身体经验和个人感情的接合，而不是艺术家提交作品，策展人掏出理论的万金油。他的危险存在于桥与河，到访又离去的人，外来知识分子与本地无产者农民之间的相互观望。“过境”的结果要放置在未来的时间长度中检验，但目前可以看到的是，除了其所承担教育角色之外，也成功地向艺术家发问，如何绕过周遭的理论窠臼与消费主义的陷阱，在问题的干扰中依旧保全自身的独立性，并在过境之后给予有效的反馈？

“保卫纳西人留守的最后一片净土”不该被搁置为一种紧张而尴尬的情结，和文朝并非要建立乌托邦，他所期待的结果是：
1.村庄重新回归于一个村庄，成为一个略大于个人的单位；
2.建立村民的身份的认同感，为自己的现在过去感到骄傲。
3.主动思考，对未来不再是茫然无知的状态。从而让乡村可以从权力与经济夹击下松散易碎的利益结盟转化为更加巩固的意识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