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9年10月的一天，当我得知谷歌数字图书馆项目扫描了包括我在内的570位中国作家作品时，我脱口而出：“谷歌是黑社会吗？”听到的朋友很不知所措地说：“不是，他们是知识分子。”我说：“啊，知识分子？告他们！”。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整个决定没有超过5分钟。 2009年11月4日，我的代表律师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交起诉书，正式起诉谷歌在其中国网站的“图书搜索”栏目未经过我的授权擅自收录了我的作品、小说《盐酸情人》，并且我认为谷歌以作品扫描及片段方式展示，破坏了我作品的完整性。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总被问到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告谷歌？

如果我没有在15岁时就开始写小说，如果没有被《上海文学》的编辑们赞扬具有“惊人的才华”后遭遇审查问题；如果我没有在16岁时从高中退学，直到27岁才终于可以发表作品；如果2000年4月的某一天中国几乎所有媒体没有收到这样一份传真：棉棉的小说《糖》被禁，从此不能再谈论这个人及她的作品；如果我的作品从未被大量盗版（我父亲曾经买到过9种不同版本的我的盗版书）；如果我没有碰到过那么多不专业的中国出版者⋯⋯。如果这一切都从未发生过，我真的不知道我会不会去告谷歌！

当然，我也想因此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作为一名像我这样的作家，仿佛已经习惯了被审、被抄袭，被误解 、被出国、被盗版，因为在太年轻时就开始了这一切，我已习惯了在开party的时候不断地告诉大家：我不是一个牺牲品我是一个活着的人我甚至可以因此而写出更好的作品。

在我之前，谷歌已经被告。

2005年9月，美国多家图书出版商和美国作家协会起诉谷歌，指控其图书扫描项目侵犯作家版权。2008年10月，谷歌与美国作家协会(Authors Guild)和出版商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达成庭外协议，计划为图书版权登记者支付共计1.25亿美元的赔偿金。据此，作家和出版商在Google.com登记他们的出版物，每部作品将会收到60美元以及销售收入的63%，中国作家也被纳入了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当时令一些中国作家大为恼火的60美元和解协议。微妙的是，在我起诉谷歌的时机可谓“不合时宜”，正好与谷歌退出中国的时间相交错。

2010年1月12日深夜我在新浪博客里写了一篇日记，讲述像我这样的一名作家是不想放过谷歌这件事儿了，这不是一件个人跟大公司战斗想出名的事件，这也不是一件严肃的事件，因为我早就严肃不了了，我的革命早就失败了。告谷歌对我来说就像是一次乡村生活，是为了我的健康。

然而戏剧性的地方在于，就在第二天凌晨，谷歌在其官方博客上宣布考虑关闭中国运营及网站Google.cn。谷歌高级副总裁、首席法律官戴维·多姆德(David Drummond)在谷歌官方博客上发表文章“A new approach to China”，多姆德提到监测到来自中国的一次攻击，并宣布谷歌已经决定不愿再审查Google.cn上的搜索结果，并考虑退出中国。

第二天下午我起床后发现我的博客有几百条留言，大多都是用极其肮脏的词汇谩骂并要毁掉我、杀死我的留言。这些留言有大量的热爱谷歌的中国青年，他们中的一些认为我告谷歌是谷歌要离开中国的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作家协会”公开表示支持我起诉谷歌，以至于连我的好朋友都怀疑我跟“中国作家协会”是一伙儿的，也有人愤怒地提出异议：作协为什么要支持你这样只是写性的作家？阴差阳错的，我被认为伙同中作家协会和中国政府联合操作“逼走谷歌”。

在许多方面，我想，我深刻理解谷歌在中国所遭遇的一切。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力量与政治进行着全球性较量时，我为此狂欢；我明知道Twitter和微博正在严重挑战传统文学的传播方式和审美趣味时，我依然在使用它们。说到底尤其是在中国，我们的日常生活正在成为一场战争，人们做所有的事情仿佛都不是处于自然的需要，而是处于对竞争或幸存的需求。

我希望我告谷歌是一个“自然”的事件，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与一个大公司的官司。尽管我知道这个案件不可能是一个普通的案子。从2009年开始，我在跟谷歌数次开庭后，我把被告“谷歌中国”变更为“美国谷歌”，我要求索赔26万美金，依据是我被谷歌扫描的书《盐酸情人》有26万字，1999年我为美国《时代周刊》写文章时是一个字一美金。变更被告的原因是由于谷歌中国在庭审中提供了一份美国谷歌出具的《情况说明》，称该公司根据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协议获得了《盐酸情人》的纸件版本，并根据美国法律在美国对该图书合法地进行了数字化扫描，电子版本仅保存于美国服务器中。而我和我的律师认为从技术上讲，图书数字化是把图书完整地扫描成特定的信息化格式，等同于图书的复制，因此对于受版权保护的图书，应当事先征得图书作者或版权所有人的许可。我认为谷歌未经版权所有人，我的许可，将图书复制并将图书摘要发布上网供用户阅读的做法，已构成侵权行为。

2009年12月18日，法国“巴黎大审法院”判定谷歌未经许可扫描图书并将图书摘要发布上网的行为侵权，并判决谷歌向法国第三大出版集团马蒂尼埃集团支付30万欧元的损害赔偿。2011年3月23日美国纽约南区法院的巡回法官丹尼·陈(Denny Chin)否决了谷歌与美国作家协会、出版商协会达成的价值1.25亿美元的和解协议。认为这一和解协议不利于保护作者。丹尼·陈法官认为，这一协议使谷歌能够在未经著作权人同意的情况下使用作品，仅仅给予了作者要求删除的权利，这会使谷歌取得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而在中国，2009年10月，“中国文字著作协会”发布谷歌侵权调查，但是之后嘎然而止，没有任何交待。也没有任何作家站出来问一下。我的律师及法庭曾经向“中国文字著作协会”询问及调资料也从无任何回音。我不知道谷歌最后给中国文著协一个什么样的答复。

从2010年到2011年期间，谷歌的律师总是出现一下又消失几个月，然后又出现一下又消失几个月，每次都说要谈和解。我不得不认为他们在拖延时间。我其实觉得他们挺逗的。直到在2011年5月15日，谷歌代理律师杨安进约我的律师在一家星巴克见面，提出将和解金捐赠到他们指定的一家台湾慈善机构的方式来结案，直到那一刻我才突然有了一些愤怒。我的律师随机宣布调解失败。

技术的创新并不一定指向人类道德、文化及文明的进步。怎么可能靠掠夺及垄断知识产权的方式来建立未来的知识呢？怎么能靠无视知识产权人劳动的方式来建立未来的文化呢？在文学日益衰退的时代，尤其是在普遍缺乏道德的中国，谷歌数字图书馆的做法起到了坏的榜样作用。而且，被侵权的570名中国作家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作家的道德。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情到今天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在我告谷歌的两年以后，中国的出版商和作家们开始联合起来告百度。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终于可以讨论一下中国作家的糟糕状况，以及在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的法律将如何更好地保护作家的版权——非常浪漫地说版税是让作家能够活下去的主要来源，这在今天已经不可能了，很多有才华的作家已经停止了写作。

两年来，一直有很多人在责问我为什么不告“百度”，我再说一遍，我现在告的是谷歌。

我也始终以个人身份进行这场官司。也有人要给我找个团队来打这个官司，但我绝对不想跟任何团体和组织有关，这是我的态度。

我与谷歌的最近一次开庭是发生于2012年7月25号上午9：30分，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我仍在等待宣判。我非常好奇法院最后会如何判决。并且，出于一名作家的道德，我随时准备说服其他的中国作家跟我一起去美国告谷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