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our vitamin

Domus杂志主编约瑟夫·格里玛(Joseph Grima)曾经谈到这种矛盾性：飞机是最高速的交通工具，同时它本身又是一个封闭的、与一切外界切断联系的空间，几乎可以成为我们的冥想空间——非连续性、非均一性、非规则性的当代生活系统，也许正是催生舒门·巴萨 (Shumon Basar)、约瑟夫·格里玛以及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发起的“匆匆之后”的土壤，而“匆匆之后”也更像是一个在时间中不断延后的书写过程，一个时间过程中形成的环境，它对实践的具体作用远胜于对自身结论的执着。正如电影导演娄烨回应的一句话：“匆匆之后，不知道该怎样，那就不知道该怎样吧，挺好。”与之异曲同工的可能是加拿大小说家道格拉斯·库普兰德（Douglas Coupland）对“匆匆之后”回应的作品，取名为：“后匆匆主义是回答，问题为何？（"Posthastism is the answer. What is the question?"）。这是由几十块彩色字板构成的墙纸，上面的不少句子会让凝神思索，例如，我怀念在前互联网时代的脑。这些睿智而不无幽默感的英文句子被Google翻译之后，产生了被道格拉斯称之为意识“冻结的时刻”，你会突然意识到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就像在巫娜和老古的表演“听得见的茶”和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的影片《动作显微》之中，在观心亭发生的“北京：匆匆之后”让我们慢慢一个充满凝思但又短暂疑惑的时刻。

2011年底，策展人、作家舒门·巴萨（Shumon Basar)、国际建筑杂志Domus主编约瑟夫·格里玛以及批评家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一同发起了名为“匆匆之后”的文化运动。他们描述这个运动是基于一种“对匆匆之后的顿时感悟”：一种超越行事匆匆文化的集体动力；一种减速。2012年，三位创始人将这种动力置入北京这座急速和紧张的城市中，与“观心亭”合作并在北京歌德学院的支持下促成了“北京：匆匆之后”这一活动和展览的开始。


后匆匆主义三位发起人，左起：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舒门·巴萨(Shumon Basar),约瑟夫·格里玛((Joseph Grima)。

2012年6月22日那天，“匆匆之后”在北京产生了相遇的理由和强度，随即又弥散在日常的过程中，那儿的话语、图像、声音之流是关于不同速度、不同能量的个体之间的相遇，并在相互之间改变各自的节奏，其中的湍流无法预先决定——时间和空间可以和我们发生另一种关系。三位“后匆匆主义”的创始人为大家带来了持续编辑中的“后匆匆主义宣言”，尽管“后匆匆”似乎还带有“主义”的尾巴，但仔细阅读诗歌体的“后匆匆主义宣言”，就会发现这更像是对“主义”一种戏仿或引用，重要的是它采用了这种方式能让大家看到在时间中的持续书写过程，而不是结论。与之相应，建筑师谢英俊在“人民建筑”中让“人民”回到一个富有日常意义上的居住主体，他在现场与大家分享了他的建筑实践的演变过程。艺术家孙原和彭禹、郑国谷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创作过程的关系，思考使得时间的密度加大，来自苏州的寂静法师为大家介绍了他在寺庙的修行时的观想练习，并为大家示范了吃饭的观想以及无声慢走，现场出现了一片自省中的宁静。随后，香港经济漫游者刘家明对迅猛发展后的中国经济以及给出了独特的回应，而南京四方美术馆馆长朱彤则带来发生在他朋友身上发人深省的故事；策展人董冰峰则通过对娄烨电影的解读阐发了娄烨电影美学的特性。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家、剧作家康赫从活动一开始就在观心亭二楼的小空间里修改着他已经创作了五年的小说《入城记》第四章，在近6个小时的活动最后，他为大家朗读了修改的小说内容。而此时，声音诗人颜峻已经在长长的白桌子上堆满了发声小装置，白砂糖在音频的作用下开始在喇叭上跳舞。在这个过程中，观者与创作者们共同体验着能量流动的意义。

“匆匆之后”似乎和速度有关，但这不是关于表面的“快”或“慢”，而是关于不同能量的相遇，如何能激发我们对当代生活的意识和锤炼我们在日常中的感知，就像在6月22号的6个小时中，不同速度的人相遇，并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互之间改变速度：相遇的物理、化学和心灵影响力。“匆匆之后”也许会在我们身上延续，“匆匆之后”展览仍在观心亭继续，我们还可以继续驻足于生命的独特体验之中，领会面对生活的智慧。                 (谷雨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