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neke Dijkstra回顾展上的青春期焦虑
来源：豆瓣网“nani的日记”
没有上演的革命
雅克・朗西埃 / Jacques Ranciere
无产阶级不能没有党，党不能没有宣言，这种依存关系的成立，好像应该做一下说明，但那些著作的科学语气和党的宣言却从不多说。它们坚持理性，充满乐观，把历史的本质和进程说的明明白白，声称历史的一切都逃不过我们眼皮底下。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下简称《宣言》）的独特文风，表面上说的一清二白，背地里其实另讲一套。它把它所做的主张说成是我们亲眼所见，“在我们眼前”，“我们见证了”，“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历史不过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根本上说，历史就是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生产力的发展史：生产关系总是变成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时它就要被打破，这一点已经为历史所证明。旧的生产关系总是被新的取代，而新的生产关系变成桎梏时也要再被打破，这个过程循环往复，一直持续到占有和非占有两方的最终对决。这时，资产阶级培养出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掘墓人，他们埋葬资产阶级就像要撼动大地：“无产阶级位于我们这个社会最下面一个地层，他们如果想要运动空间，想要升到上面，就必须彻底摧毁压在上边的正统社会的整个地层。”（注1）
马克思这个博士爱好地质学，经常用地质名词做比喻。他在上边这句里用的比喻，说明他认为自己完全看清了现代社会这片土壤：无产阶级受它的滋养，而资产阶级用自己发展中的新陈代谢产物做它的肥料。《宣言》对共产主义充满乐观，而它的两位作者却并没有多少共产主义经验，这个落差正是来自文章之中：文章证明共产主义的可能，靠的不是还没出现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而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它所说带来发展和冲突的那些力量，其实来自资产阶级的行动和激情。
资产阶级的主宰
《宣言》开头先用一段环境描写，衬托出共产党这个主角。这个党从哪来的？显然不是来自德国施特劳宾（Straubinger）那些小手工业者组织，也不是来自假想中由现代大工业催生的无产阶级的虚有力量。这个党的存在，是因为它的幽灵吓到了那些有权的人。这篇文章就是要打破那些人讲的“共产主义幽灵的吓人童话，为这个党写出自己的宣言”。所以这个党的存在，就是对童话做的改写。党有力量，是因为它的幽灵吓到了所有势力。党的合理，来自不合理，来自教皇和沙皇、梅特涅（Metternich，反革命的奥地利首相）和基佐（Guizot，保守的法国首相），来自联合发起驱邪镇鬼的这些势力。
所以只要让幽灵现身，我们就看到了那个主角。这套省事的论证把费尔巴哈的论述大大简化，费尔巴哈也给这个幽灵找到了化身，但他让幽灵依附的不是全人类，而是许多的个人，各有不同的多种现实。他的这个让步，让他的论证有了力量（幽灵这样一现身就赶不走了），同时也让论证本身现出了弱点，按他的说法，每个存在只有能被算进那个整体才能存在，这样来看，共产主义就只能让人一头扎进寻找友爱的无限旅程。费尔巴哈引用歌德说：“人类只有成为一个总体才能了解自然，人类只有成为一个总体才能过上人的生活。”（注2）这就像那个北欧人安德斯一样去各地宣讲，走上一条没有尽头的旅途（注3）。
马克思的论证与此同理，因此也有一样的去向。在前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他写人们不会思考只顾生活（注4）。而《宣言》为共产主义幽灵做了一番辩护，最后却谈的只是现实中那些处境悲惨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在这里把这些人区分出来，他拿起了辩证法，丢掉了唯物主义，因为用唯物主义去看，就只能看到相加和相乘，只能看到那些“只顾生活”的个人的代代繁衍，所以，他为了编出一个结局，就用辩证法做了这个区分。这里的区分帮了马克思的忙，因为这样一分，就是先承认有一种统一，有一个怎么加怎么乘也得不到的整体。马克思想要的这个“一”，其实又是“二”，是没有区分就没法存在的一个整体。
马克思得其所求，是因为资产阶级被幽灵吓到，这时党就可以出现，用党的“一”来对抗其他所有。资产阶级感到恐惧，不像老人和孩子是因为无力而害怕。资产阶级用他他的力量催生了共产主义的幽灵，也用他的力量建设了铁路等现代系统。资产阶级害怕的是，他发现无产阶级好像成了自己另一半，当初生产力为了帮他或是害他让他签下了一份契约，契约上的另一方就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恐惧，证明他有着力量。如果能说资产阶级的激情带来了共产主义，就是因为资产阶级的行动催生了无产阶级。
这是因为，在《宣言》里只有资产阶级有力量做代言人。资产阶级带来了普遍的文明，这个文明里的城市、工厂、铁路、轮船、电报，要打碎所有种族和国家间的屏障，要让地球上所有的原始野蛮和落后倒退的迹象消失的毫无踪影。资产阶级也带来自己的毁灭，他陶醉于自己手中那悲剧性的力量，为了逃避自己的命运，他只能不断革新生产手段，不断解放生产力，把自己拖进无底深渊。《宣言》这个剧本讲的是信念，对资产阶级自杀结局的信念。
这出戏里，无产阶级没有办法成为主宰。他们无论如何要服从自己的角色。他们是掘墓人，甚至不能自己动手来搞暗杀。他们拥有的一切都来自资产阶级的行动和激情。他们只是为工业而斗争，为生产所利用，为机器做补充。他们要想成为人，只能接受分配去进行斗争，或是拾起手工业来对抗机器，他们的力量来源只能是自身之外的其它地方。他们逐渐联合起来，是因为工业走向了集中，技能得到了增长，铁路方便了交通。他们已经取得的政治主体地位也是来自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秩序的时候也带上了他们。他们现在接受的政治教育也离不开统治阶级的解体，是统治阶级用自己的教育系统培养出大批斗士加入他们，统治阶级派出自己的思想家们来指导他们的斗争。
不过，无产阶级至少有一个优点：他们“一无所有”。他们被剥夺了所有地位，对它们来说，财产、家庭、宗教、祖国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因此大彻大悟了。但凭这他们也比不过资产阶级。《宣言》说无产阶级和妻子、子女的关系“跟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根本不同”，但资产阶级的婚姻已经是“共妻制”了(注5)。无产阶级没有国界，但资产阶级也是作为一个不分国界的阶级而存在，因为他已经推倒了保卫国家利益和传统的“万里长城”。在无产阶级看来，“法律、道德、宗教全是资产阶级的偏见，偏见背后隐藏着的全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但资产阶级经过“利己主义的冷水”的洗礼，已经不再迷信宗教、鼓吹道德(注6)。“没有地位”这一点，让无产阶级极为被动，但这一点却能为资产阶级提供永恒的精神动力，让他不断去推翻一切固有价值，永不落伍。资产阶级好像才是革命者，因为他不仅创建了现代大工业，也打破了所有固有和守旧的价值，解散了所有阶级。资产阶级已经是一个非阶级的阶级，他要主演这场生产和毁灭的悲剧。在资产阶级的这场革命里，无产阶级不过是一个替身、一个反角，只能见证主角的生和死。无产阶级没有辩证的行动，只有唯物的行动。这个掘墓人只能看着资产阶级完成他的革命。
资产阶级的背叛
就这样，《宣言》用唯物主义解明真相，又用辩证法分配角色，编出毁灭的结局。这个剧本无产阶级不能胜任，于是《宣言》把任务交给了资产阶级。《宣言》对资产阶级的信心也是对它自己的信心，它自信用政治可以解释历史。
但是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给它这两种信心带来重创。这次革命把它的剧本演砸了，把悲剧演成了闹剧，这出闹剧可以起名叫《主角退场》。
其实当时各种条件都已经具备，只等《宣言》的理论得到证明。在1848年6月，书中的论述已经展现为街头的景象，街垒的这一边和那一边明显分出了不同阶级。共和国经过了血腥镇压的洗礼，这正是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们摘下了掩饰的面具，露出了权力的本质。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跟《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理论还是互相吻合的，但下一步就没了头绪。本来资产阶级应该实现专政，政治的走向应该像书中一样变成阶级斗争，但现实不仅没像《宣言》那样变的简单，反而更加难懂。政治舞台上，不再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些原班人马，走上台来的是一个杂耍剧团，这帮人的闹剧的高潮，就是拿破仑三世这个小丑的胜利。这明显是虚名胜过了事理，编造胜过了生产，倒退胜过了历史。
舞台上本该上演真相，却演出了一场闹剧、一场马戏，这正说明，那些阶级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个阶级要有政治表达才能算一个阶级，而那些阶级却做不出任何表达。
对此马克思当然找到了原因：无产阶级身处新旧世界之间，守旧的势力和新兴的势力之间，这时的无产阶级还担负不起他们的使命。他们的实力还不够，撑不起这个角色，所以在1848年2月他们只能“依靠”资产阶级一起争取利益，而在6月他们靠自己进行斗争时就只能失败。问题其实出在资产阶级身上，因为革命的力量还在这个阶级手里。1848年的事件不符合原来的理论，就是因为资产阶级掌权后也不可能完成资产阶级的事业。这个阶级一路取胜，促兴了现代工业，找到了自己政治目标，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最后却让位给一个江湖骗子，一个冒名的魔法师。资产阶级没作任何抵抗，就把权力交给这个骗子，这个由社会寄生虫们捧出的头子，这个乡巴佬不只代表他身边那群骗吃骗喝的人，更是代表这个农业社会的旧法国的倒退。
对这个转折，马克思当然也给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说这是因为害怕。6月的街头斗争让资产阶级真真切切的看到了自己死亡的预兆，他发现他的专政带来了赤裸裸的阶级斗争，然后就是最终的对决。他害怕最后的胜利会将自己埋葬。他认识到，为了自身的利益，他“必须避开危险，放弃统治”（注7）。为了保留自身的社会力量，资产阶级把政治权力交给了一个傀儡，想在背后对其任意操纵。资产阶级本来想在表面上交出权力，换来对自己事务有利的秩序，但却中了拿破仑三世的圈套，被夺去了实在的权力。简单说就是，资产阶级牺牲政治利益来换自己的社会利益。
上边这种解释不但没解决问题，反而绕了回去。资产阶级这样审时度势，从唯物主义来看是他们的长处，但这样他就不能用辩证的行动推动历史了。这群人好像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却不敢在阶级斗争中担当自己的角色，这怎么能叫一个阶级？这群所谓的历史先行者怎么能担当那个主角？《宣言》里的资产阶级根本不该是这样，他本该自始至终履行历史交给他的任务，毫无保留的致力于生产和毁灭，而现在这个资产阶级刚接手任务就退缩了。如果说这个阶级已经快要完成任务了，于是感到害怕，于是不惜一切只求生存，这倒可以理解，但在马克思看来，法国的工业资产阶级还没起步，还没掌握权力：“工业资产阶级想要建立统治，必须等所有产权关系跟现代工业协调一致，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等工业占领世界市场。”（注8）一向孤立的法国不跟世界接轨，离这些条件差得还远。
这样的资产阶级好像还没成长起来就老态龙钟。他不仅无力实行专政，还把自己的事业丢到一边，对生产力的发展撒手不管：“巴黎到亚伟农的铁路，于1850年冬开建，而直到1851年12月2日这一天还没建成。”（注9）虽然资产阶级多有胜绩，但现在他显露出了倒退，又不敢面对未来，好像就要解体了。
《主角退场》这出戏，并不像《水浇园丁》（注10）一样，不只是主角浇水却被水浇了那么简单。这出戏其实让我们看到这些阶级前后不一而且自我矛盾。这个年代已经到处都是资产阶级和世界市场，最高权力竟然被一个特殊的姓氏担起，最后的胜利竟然被一个人夺去，这不只是历史开的玩笑。这里是说，那些阶级到了关键时刻，到了需要做出应有行动的时候，他们却开始解体，不能发挥作用。这个时候，那些阶级好像有了替身，好像他的本身解体了，但出来了一个山寨版，用标准词汇说，就是流氓版。
流氓的胜利
阶级解体一分为二的这个说法，一般认为只出现在“流氓无产阶级”的论述中。借用《宣言》来说，这些人就是“旧社会最底层”那些“消极而腐化的群众”。而《法兰西阶级斗争》说他们是“滋生各种小偷和罪犯的温床，在社会上像是捡破烂为生”，而且正是这个更下层的无产阶级，被组织成别动队（Mobile Guard），在1848年6月镇压了那些真正的无产阶级发起的暴动。
马克思从社会学角度做的这个解释是完全靠不住的。我们一查资料就知道，参加别动队的人其实来自无产阶级的上层而不是底层。（注11）“流氓”代表不了一个阶级，它是编出来的一种说法，它代表历史的负面力量，总是影响历史的正常走向。人们总是爱用这种说法编造那种似是而非的政治谎言：资产阶级用这个说法谴责那些小偷、妓女、“监狱逃犯”，说是这些人屡屡支持工人和共和党人发起骚乱；工人也用这个说法谴责那些只顾自身利益的人，说他们不是真正的劳动阶层和激进工人，而是那些在巴黎的街头斗争中骑墙围观的群众。马克思知道，卡贝（Cabet）那一派共产主义者也是用这个说法，批评纸上谈兵的咖啡馆革命（注12），至于“流氓”这个词，马克思可能是借自海涅。在1832年垃圾收集车投入使用的时候，社会正统人士纷纷反对，捡垃圾的贫民也发起动乱，海涅分析了这两派之间的联系，他认为是过去年代里跨阶级的保守力量发起了这次典型斗争，这些卫道士就代表了“传统糟粕”，“各种败类”，或泛称为“贻害至今的中世纪残留”。(注13)
不过，马克思倒不怕过去的垃圾烂在街上，对他来说成问题的是阶级的解体有了这么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一种是积极的蜕变，这种解体方向正确，它对等级制度发起冲击，让各个阶级走向消亡。另一种是消极的蜕变，这种解体方向不对，它让各个阶级功败垂成。阶级的“流氓化”，就是说这个阶级退一步只想保存自身，这时它就解体成一群乌合之众。用“流氓无产阶级”来和无产阶级做对比，就是用方向错误的解体和方向正确的解体做对比，用一个“不够资格”的阶级和一个“超越了的”阶级做对比。马克思一厢情愿的认为流氓是被资产阶级收买而充军，他其实没有说出这下面更致命的一个关键：从劳动阶级中招兵买马就可以对付劳动阶级。别动队对自己的“工人兄弟”开枪，这次出人意料的叛变在后来的事实面前却显得稀松平常，1850年时尽管有法律剥夺了三百万工人的投票权，工业的繁荣还是让工人同胞们安分守己：“（这些工人）就这样为了一时的安逸，忘掉了他们这个阶级的革命追求，抛弃了一个阶级争取胜利的荣耀。”（注14）不管哪个阶级，只要它的成员去维护自己的“社会利益”，它就等于变成了自己的流氓版。
资产阶级的溃败也得这么解释。资产阶级就要取得主宰的时候却失去权力，这其中的问题也是出自同样的过程。资产阶级总是功亏一篑，放弃政治利益以保社会利益。他总是牺牲他这个阶级的利益换来他其中成员的实在利益。资产阶级的解体跟无产阶级的一样，也产生了一个替身。我们本该看见这个替身向资产阶级自身发起挑战，但是我们却发现这个替身是他的流氓版。现代的工业资产阶级身上养出一个寄生虫，这个寄生虫就叫金融贵族，这群人的本事就是无中生有，以财富增殖为生。所以在二月革命之前路易·腓力的“资产阶级”君主政体中，真正的资产阶级实际上已经转化成金融贵族以榨取财富。而且正是这些金融贵族，“制定法律，执掌国家，操控公权”；他们把整个社会套进了他们的法则，反生产的法则，浑身物欲的狂欢：
“从大庭之上到广众之间，在每一个角落，都反复上演着同样的肮脏买卖，同样的无耻骗局，同样的暴富妄想，这些靠的却不是生产，而是对他人现有财富的侵占。病态而无度的贪欲每时每刻都在突破资产阶级自己的法度，恬然自现，特别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顶层，在这里，暴赚的财富自然被用去寻欢作乐，在这里，享乐变的荒淫无度，在这里，金钱和污垢和肉体混成一团。以敛财方式和享乐手段而论，这些金融贵族就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的重现。”（注15）
按原来的推理，1848年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本该除清这些蛀虫般的流氓贵族，为资产阶级生产力发展的代言人开辟全新的道路，可惜的是从事生产的真正阶级和不搞生产的虚伪阶级之间的这一对立关系马上就被推翻。在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环境下，所谓的金融贵族现出了他的真身，他其实就是资产阶级自身，就是从国债中获益的那个“由资产阶级和准资产阶级各阶层无数人组成的民主群体”。（注16）榨取的税金租金取代了工业资本，维持政府运转、供养所谓的金融贵族，但这些税金租金并没有让那些金融贵族借以上位，它促成了一个解体的过程，让资产阶级解散成自顾营生的原子的聚合体。资产阶级掌权后现出了他的真实身份，他并不是什么现代工业的化身，而只是一群不择手段以饱私囊的个人。他们根本不会去算计政府运营需要多少成本、产生多少回报，他们想的全是自己那点蝇头小利。如果说他们支持国家这样榨取财富，那是因为，这样一来，一方面他们就可以安心从事非法投机，另一方面他们这些本来就在榨取财富的人就可以多拿一份“国家发的钱”，拿到靠“利润、利息、租金、礼金这些形式”还赚不到的那份钱。（注17）资产阶级牺牲政治利益换来的所谓“社会利益”，只是一个总和，一个集合，它汇总了其中成员的那些“最为急功近利的各种私人利益”。（注18）这就解释了那个招摇撞骗的皇帝后代和他手下那帮恶棍为什么能够最终胜出，因为成就了资产阶级工业辉煌的这个阶级，不过是一个投机分子团伙。而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工业发展，也被马克思说成是“证券交易的猖獗泛滥，金融业界的坑蒙拐骗，合资公司的仓促冒险⋯⋯上层阶级的各种低级欲求喧嚣不止⋯⋯肮脏买卖占尽风光。”（注19）这现代的资产阶级仍是那落后的群众，他们重现了社会底层的荒淫无度、中世纪的腐朽败坏、农村的肮脏污秽。与此相对，马克思形容1871年春巴黎公社的战士们时，却说他们表现出了工人阶级“勇敢的追求”和“无比的力量”。（注20）但他不是已经证明了吗，即使是这个后来者也不会逃脱阶级的宿命，阶级实际上总会分解成其中成员的单纯集合。马克思眼前的集体淫乐，只是代表他在想象中陷入了这个总是在增多和扩散的世界里。
泥沼中破败的花
马克思给这陷入递增的解体编出两种形式，一种是自耕的农民，一种是皇室的爪牙。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对农民的几段论述，在马克思思想的传统中已被奉为经典，是马克思思想分析社会阶级的典型范例。但你完全可以反过来看它，其实它证明的是用阶级的说法来解释政治根本就是闹笑话。马克思仿佛天方夜谭一般讲到无数无名的群众变成原始人一样住在无窗的洞穴里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他鄙视这样的人群像土豆那样只能被装成一袋充个数量，但他这些话跟经济、社会、政治分析的哪一种都不怎么沾边。当然，马克思会根据农民家庭的报税单上填了几口人去数一数这家有几扇窗户几道门，他也会根据不同的政治立场来评价那种文化更加现代。在他这个讲究科学的学者（savant）眼里，法国塞文山脉地区竟是凭着那里的先进宗教引领法国农业的发展方向，而他被法院判去落后的法国莫尔比昂流放的时候，他则把这个判决看成变相的死刑。（注21）马克思说这些的面目模糊的农民只迷信一个人，这个人当然就是拿破仑三世，马克思对这些人的原始聚居生活的想象，还是他对那种方向错误的解体的想象，其中的元素还是中世纪的腐朽衰败和其中只有加法关系的总体。马克思在这里又及时变出一个替身，说“农村的流氓无产阶级这些破败的花”已经取代了“农民青年那些健康的花”。（注22）他的证明已经做的太充分了，这些落后的农民已经交代了“现代”的各个阶级的真相，他们总是在解体中回到基本生存的真实需要，他们都不会去管他们在概念上面临的存亡危机。
对社会各个阶级的所谓的唯物主义分析就是这样一套谎言，它表明人们的身份总是回到自身，各个阶级都会罢职不干。在上一章里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怎么把普通劳动者说成小资产阶级，把空想家们说成保守的粗鄙农夫，把施特劳宾的小手工业者说成落后的北欧土著。现在马克思又告诉我们，现代工业的每家企业里，都像法国旺代的反革命泥沼中住着一堆穴居原始人，都像腥臭的鱼塘边住着闻见鱼腥才安心的北欧农民，都有一伙流氓簇拥着一个昏君。（注23）不管是资产阶级还是农民，都支持这个叫做路易・拿破仑的粗野之人。拿破仑三世之所以能迷住资产阶级，就像马克思对他眼中的小丑阴谋家梯也尔的评价，是因为他“完全代表了这个阶级自身的腐败堕落”。（注24）这个小丑如实表现了一种历史，一种只有生存闹剧在上演的历史。
革命的败局正好走到了阶级斗争的反面。从整体中并没有产生什么历史的代言人，这出革命闹剧中出现的只有那些替身组成的各色人等。提到“十二月十日会”那帮皇室的爪牙，马克思写了这样一段：
“在那些来路不明生计无着的颓废浪荡汉身边，在那些自暴自弃铤而走险的没落资产阶级后代身边，是各种游手好闲的、当过士兵的、坐过大牢的、逃出牢房的、骗吃骗喝的、兜售假药的、打零工的、偷钱包的、耍魔术的、玩赌博的、拉皮条的、给窑子看门的、给人搬行李的、给人写字的、站街卖唱的、捡破烂的、磨剪子的、补铁锅的、要饭的，总之，这一大群人就像无法计数的一团散沙，随风东游西窜，这就是法国人所说的波西米亚流浪汉。”（注25）
语焉不详又无稽可查的这串名单，就像马克思所说的穴居原始人，他又随着那犯晕的感觉列出这一长串名单。这社会底层的各色人等就像柏拉图所说的“民众”（polloi）。这些假想的画面就像加瓦尔尼（Gavarni）创作的讽刺漫画，让人觉得历史毫无意义、其中只有累加。这是柏拉图式的谎言，它说世界已经倒错，人们陷身钱欲，这些人群好像身处剧场，审美和政治的现代性让他们全成了演员和观众，他们却像各地迎接小丑皇帝拿破仑三世游行的群众，狂热之中演的只是一个错误的角色，就像那个笨木匠斯纳格演狮子，只能故意演成一只不吓人的好狮子。（注26）
小丑皇帝和要饭皇帝
阶级斗争到了最终时刻却让一个小丑皇帝胜出，资产阶级按他们的经济考虑本该降低政府运营成本但却养肥了吸钱的国家，这其中的矛盾，并不是说历史时机尚未成熟，也不用去严谨分析社会结构来给历史定位。费尽心思去给法国的落后寻找解释其实无关紧要。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就是现代化的英国也跟原始的法国一样，有着根深蒂固的问题：“资产阶级没有足够支配自身的资质。”（注27）马克思说国家是要社会供养的寄生虫，就等于说社会是社会自己供养的寄生虫，它总是解体成一群“只顾生活的个人”，这些人“在创造历史之前”，先要吃饭喝水、穿衣睡觉、繁衍后代，这样的事还能列出很多，多的让人看不到尽头。马克思把这最根本的落后看成历史的悲剧，其实是因为他一以贯之的唯物主义眼光下只有闹剧。生存和繁衍的唯物主义历史破坏了生产和毁灭的革命辩证法。在阶级斗争中替身闹出来的政治笑话，让那套科学理论在相反的事实面前也显得可笑。唯物辩证法的分析对象闹了笑话，这也体现出了唯物辩证法本身的自相矛盾。拿破仑三世和他手下那帮流浪汉，既象征又讽刺了唯物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把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理论空想都简而化之，归结到现实的经济情况，比如以此嘲笑有人竟为了逃债企图“改写历史”。（注28）小丑王拿破仑三世（在收买士兵的时候）竟然天真的认为人生来就无法抵抗的诱惑是些雪茄烟和香槟酒、鲜鸡肉和蒜腊肠，哲人王马克思则认为这根本比不上他的科学理论。这个王座上的骗子其实就是这位揭示真相的科学理论家的替身，因为拿破仑三世也用上了他自己的一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天上的理念回到地上的现实，他也把政治争端和意识形态幻象简而化之，“不加掩饰”（sans phrases）的回到个人利益的基本现实上。“在他眼里，各国人民度过的历史和他们对国家的行为都是最为恶俗的闹剧，就像在化装舞会里那些华丽的衣装、辞藻、动作都是在掩饰背后一次次小骗局。”（注29）
马克思对小丑皇帝和其周围流浪汉的搞笑身份如此纠结，让人想到在这套科学理论中它自己又有怎样的地位和身份。马克思以唯我独清的态度批评流氓无产阶级见风使舵，说这个“没有主见的阶级”终结了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其实这也能用来形容马克思本人所处的社会，这个让革命者流落他乡的社会。马克思给拿破仑三世起外号叫“克拉飘零斯基”（Crapulinski）不是没有原因，这个名字出自海涅笔下，海涅又是一个流落他乡的德国人，他用这个词本来也是取笑两个流亡中的波兰骑士。还有马克思在伦敦时的死对头眼中钉，也是这么一位“克拉飘零斯基”，这人就是哥特弗里德・金克尔，他自封为未来德国民众的领袖，他迷恋各种传统糟粕，装成一个诗人但其实很搞笑，他去给街头小贩念他读自己的诗，他还为了提倡文明社会，组织湖边诗歌聚会，强制每人朗读一首席勒。在这位摆不清立场的流氓身上发生的搞笑事情，也体现在另一群流浪汉的滑稽表演之中，他们在流亡中利用而又抛弃德国的革命：“河马肚”沙佩尔，跟“自觉高尚的骑士”维利希同流合污；曾任马克思秘书的皮佩尔，给罗斯柴尔德家族教课，对卖菜人家还未成年的女儿发起追求，从他那些没什么名声的朋友那染上梅毒，仍然无论何时都标榜自己是个奇才。马克思的妻弟埃德加尔·冯· 威斯特华伦，去得克萨斯州体验了一把伐木工的生活，回来之后又一心想重返得州去开个店卖烟卖酒；“沉着冷静”的乌尔麦尔，狂暴一发作就全身震颤；一群“无耻的叛徒”，去了加州淘金；他们的同伙伦普夫（Rumpf），虽然没有去但却发了疯，告诉马克思让自己来当总理就能解决社会的问题；那位著名的北欧宣讲员安德斯，在大街上发起了酒疯；绰号“大流氓”的康拉德·施拉姆，患上肺痨终结了他混乱的一生；游手好闲的教师比斯康普，从乡下学校离职去创办报纸，起了个低调的刊名叫《人民报》（Das Volk），想要借此发起“反资本的劳动斗争”，他有“康德式的道德观念而自己却毫不收敛”；“笨驴”李卜克内西，他喜欢马克思家的咸肉胜过马克思的书，在伦敦逗留期间什么都没弄成，倒是弄出了一个“小李卜克内西”。然后在这里也许还要提一下，这些纯粹的人物中最为出类拔萃的那一个，那位“勇敢的、忠诚的、卓越的无产阶级先锋”威廉·沃尔夫，去曼彻斯特逛妓院时遭人毒打；还有马克思的友人恩格斯，去巴黎调戏完女店员又去曼彻斯特猎狐狸，用他的伞柄给一个酒友送上一顿痛打，却没能在曼彻斯特为第一国际送出哪怕两张会员卡。那么我们要问了，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流浪的哲人王马克思本人又在怎样的位置上？他过着两种日子，他一边给美国读者写文章分析土耳其问题，一边想法设法拼命给他的账单延期，有时他也会自嘲的发发牢骚：像他这样的普通人，怎么没有银行家或是复辟皇帝那样的逃债手段。
因此马克思的出路只有另编一套话。他赶在革命闹剧散场之前就清算了他那些“同党”，借此专心投入他的科学著作。这一次是因为经济危机得到了解决，所以人们必须等它下次带来更大范围的危害，让生产力的历史和革命的历史融为一体：“问题的解决只能这样发生：无产阶级在世界大战中开始领导那些执掌世界市场的人，开始领导英格兰。革命在这时就不会终结，而是会有序进行，这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革命。当前这一代人就像犹太人一样跟摩西走出沙漠。他们不仅要争取一个新的世界，他们还要倒在下面，以便有空间让后来的人走进这个新的世界。”（注30）做出了这种“牺牲”，生产力的发展史就带上了一套价值观。当前这一代人不过是个过渡。因为没有资产阶级可以担负这项使命，所以拿破仑三世的拙劣把戏就是在发展生产力，物欲的狂欢就是在酝酿大规模的生产与毁灭，而马克思这个犹太人在他身处的虚无荒漠中，为新世界里的新人类才能用得上的科学理论埋头苦干。
于是可以说，科学理论的绝对主宰地位得到了确保，这样它就能在吃革命饭的各色人等中，成为将来革命的唯一代表。证明这一点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个代表团的一句“直截了当”的回应，那群目光短浅的粗人想要通过选举重整党的运作，对此马克思说他和恩格斯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这早已由他们自己全权任命（注31）。只有自称科学的理论才能把矛盾用作利剑，才能坚持说社会总是落后、政治总是流产。但这套科学理论的唯一立场也像堂吉诃德和法斯塔夫（Falstaff）一样，是站在芸芸众生的背景之中。在马克思流亡伦敦中的生活闹剧中，这套科学理论自相矛盾的处境，就像在《德法年鉴》中哲学的处境：它成了一片纯净的虚无之地，它来自于极端的落后和贫穷。而没有上演的革命闹剧，并不能单独归结为人们不纯的动机。它证明，这又一个16世纪的历史还像莎士比亚眼中一样，这新的16世纪本该把资产阶级送进坟墓，却又像旧的16世纪一样让资产阶级得以为生。它还证明，解体的力量让阶级走向消亡，让他们甘心在落后中度过余生。它也证明，各种人都有着力量，即使在这个世纪“科学的胜利似乎换来个性的失去”（注32），即使劳动的分工区分了个人和阶级，带来了社会的千篇一律，让莱布尼茨都很难找出特别的差异，让莎士比亚都认不出他的同胞。（注33）革命的悲剧只能演成一场悲喜剧。这套科学理论的两翼，一边是现代生产力的理性，一边是迷途骑士的疯狂，但这并不是说科学理论受环境所限。科学理论本身就来自这些“环境”之中。科学著作声称时机尚未成熟，但科学理论其实是写给那些“天真的傻瓜，他们还妄自沉湎在革命的幻想中”。（注34）它写给一个饿急了的乞丐团伙，他们把阶级秩序和生产理性当作骨头啃个不停，他们浸淫其中其实是深陷秩序其中。马克思就像他的自编童话里的魔术家汉斯・勒克尔，他必须把他做的东西卖给魔鬼，再把换来的钱拱手送回给魔鬼和凶手。他也是个要饭皇帝，靠资本家和劳动者供养为生。曼彻斯特的一批雇员在欧门和恩格斯公司里工作，这样公司老板恩格斯就能用挣来的资本让科学理论家马克思不用做什么“活”，让他可以专心投入著书，在书里写出一个无产阶级，让这个纯粹的主体去消灭资本。
原题 The Revolution Conjured Away
选自 The Philosopher and his poor, Duke Univ. Press, 2004
翻译 nani
1. 译注：文中的引用部分都是译者根据此文中的英文译为中文。原注：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6), 6:495 (以下英文版《全集》简称CW)。
2. Goethe, letter to Schiller, cited in Ludwig Feuerbach, Manifestes philosophiques: Textes choisis (1839-45), trans. Louis Althusser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3), 15.
3. Anders the Lapp，北欧人安德斯，本书上一章提到的一个共产主义宣讲员，他的旅程就是去往欧洲各地，在每个地方享受一番同志情谊。
4. 本书上一章分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中马克思认为人要创造历史，不能只顾活着，生活不只是衣食住行这些需要，生活是首先是生产，是用物质生产满足需要。
5.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CW 6:494, 502.
6. Ibid. 6:494-95, 487.
7.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CW 11:143.
8.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CW 10:56.
9.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CW 11:143.
10. 《水浇园丁》，L'Arroseur arrosé，是卢米埃尔兄弟在1895年拍摄的一部有名的小短片。
11. See Pierre Caspard, "Un aspect de la lutte des classes en France en 1848: Le recrutement de la Garde nationale mobile," Revue historique 2 (1974): 81-106.
12. 见《马恩全集》第七卷313页，马克思对密谋家谢努的评论。See Marx's review of Chenu's Les Conspirateurs, CW 10:311-25.
13. Heine, De la France (Paris: Aubier-Montaigne, 1930), 104. See also S. S. Prawer, 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201-2. On Marx's relationship with Heine, see Paul-Laurent Assoun, Marx et la répétition historiq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8).
14.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CW 11:146.
15.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CW 10:50-51.
16. Ibid, 115.
17.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CW 11:139.
18. Ibid, 173.
19.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second draft), CW 22:536.
20. Ibid, 269.
21. 这两个地区之间的两方面对比，正好和马克思的判断形成反差。从农业角度讲，塞文山脉是土地贫瘠区，而莫尔比昂是水土肥沃的，只不过塞文山脉地区的宗教是清教，政治上进步，而莫尔比昂还是流行天主教，政治上保守，是这些因素影响了马克思的判断。
22.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CW 11:192-93.
23. 旺代这个省区曾屡次暴发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叛乱，因此这个地名被马克思用作反革命地区的代名词；北欧农民的典故来自本书上一章所引恩格斯信中的话，恩格斯形容北欧的农民生活落后，原话说的是：冰岛人“说的是野蛮的北欧海盗从公元900年就在说的一成不变的语言，喝的是鲸油，住的是小土屋，到了闻不着烂鱼味的环境里他就会崩溃”。引自：Engels to Marx, mid-November to December 1846, CW 38:94.
24.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CW 22:314.
25.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CW 11:149.
26. 木匠斯纳格，the joiner Snug，是马克思常提的莎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一个小角色，他本该在剧中扮演古典神话皮拉摩斯和提斯柏的故事中吓跑恋人的狮子，但他却不能演的太像以免吓到观剧的妇女儿童，所以他在台上还得说几句台词表明他这个狮子不是真的，因此实际上演的很搞笑。此处原注：Ibid. 150.
27. Engels to Marx, 13 April 1866, CW 42:266.
28.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CW 11:176. 另见《法兰西内战》中对儒勒・法弗尔的类似批评，其中说他企图改写历史以免被送上破产法庭（CW 22:313）。又见1858年1月29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所言：“大批的法国资产阶级，面对即将到来的商业损失，在焦虑不安中等待着清算。这时他们发现自己就像拿破仑三世（原文Boustrapa，路易・拿破仑三次发动政变的三个不同地名的头音节联写，即他的外号）那样盼望政变了。”（CW 40:256）
29.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CW 11:149.
30.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CW 10:117.
31. Marx to Engels, 18 May 1859, CW 40:440.
32. "Speech at the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Paper" (14 April 1856), CW 14: 655. 上文中把德文原文“科学的胜利（die Siege deer Wissenschaften）”误译为“艺术的胜利（the victories of art）”——英译者注。
33. "English," 9 February 1862, CW 19:163.
34. Marx to Johann Philipp Becker, 26 February 1862, CW 41:342.
没有上演的革命
雅克・朗西埃 / Jacques Ranciere
无产阶级不能没有党，党不能没有宣言，这种依存关系的成立，好像应该做一下说明，但那些著作的科学语气和党的宣言却从不多说。它们坚持理性，充满乐观，把历史的本质和进程说的明明白白，声称历史的一切都逃不过我们眼皮底下。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下简称《宣言》）的独特文风，表面上说的一清二白，背地里其实另讲一套。它把它所做的主张说成是我们亲眼所见，“在我们眼前”，“我们见证了”，“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历史不过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根本上说，历史就是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生产力的发展史：生产关系总是变成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时它就要被打破，这一点已经为历史所证明。旧的生产关系总是被新的取代，而新的生产关系变成桎梏时也要再被打破，这个过程循环往复，一直持续到占有和非占有两方的最终对决。这时，资产阶级培养出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掘墓人，他们埋葬资产阶级就像要撼动大地：“无产阶级位于我们这个社会最下面一个地层，他们如果想要运动空间，想要升到上面，就必须彻底摧毁压在上边的正统社会的整个地层。”（注1）
马克思这个博士爱好地质学，经常用地质名词做比喻。他在上边这句里用的比喻，说明他认为自己完全看清了现代社会这片土壤：无产阶级受它的滋养，而资产阶级用自己发展中的新陈代谢产物做它的肥料。《宣言》对共产主义充满乐观，而它的两位作者却并没有多少共产主义经验，这个落差正是来自文章之中：文章证明共产主义的可能，靠的不是还没出现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而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它所说带来发展和冲突的那些力量，其实来自资产阶级的行动和激情。
资产阶级的主宰
《宣言》开头先用一段环境描写，衬托出共产党这个主角。这个党从哪来的？显然不是来自德国施特劳宾（Straubinger）那些小手工业者组织，也不是来自假想中由现代大工业催生的无产阶级的虚有力量。这个党的存在，是因为它的幽灵吓到了那些有权的人。这篇文章就是要打破那些人讲的“共产主义幽灵的吓人童话，为这个党写出自己的宣言”。所以这个党的存在，就是对童话做的改写。党有力量，是因为它的幽灵吓到了所有势力。党的合理，来自不合理，来自教皇和沙皇、梅特涅（Metternich，反革命的奥地利首相）和基佐（Guizot，保守的法国首相），来自联合发起驱邪镇鬼的这些势力。
所以只要让幽灵现身，我们就看到了那个主角。这套省事的论证把费尔巴哈的论述大大简化，费尔巴哈也给这个幽灵找到了化身，但他让幽灵依附的不是全人类，而是许多的个人，各有不同的多种现实。他的这个让步，让他的论证有了力量（幽灵这样一现身就赶不走了），同时也让论证本身现出了弱点，按他的说法，每个存在只有能被算进那个整体才能存在，这样来看，共产主义就只能让人一头扎进寻找友爱的无限旅程。费尔巴哈引用歌德说：“人类只有成为一个总体才能了解自然，人类只有成为一个总体才能过上人的生活。”（注2）这就像那个北欧人安德斯一样去各地宣讲，走上一条没有尽头的旅途（注3）。
马克思的论证与此同理，因此也有一样的去向。在前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他写人们不会思考只顾生活（注4）。而《宣言》为共产主义幽灵做了一番辩护，最后却谈的只是现实中那些处境悲惨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在这里把这些人区分出来，他拿起了辩证法，丢掉了唯物主义，因为用唯物主义去看，就只能看到相加和相乘，只能看到那些“只顾生活”的个人的代代繁衍，所以，他为了编出一个结局，就用辩证法做了这个区分。这里的区分帮了马克思的忙，因为这样一分，就是先承认有一种统一，有一个怎么加怎么乘也得不到的整体。马克思想要的这个“一”，其实又是“二”，是没有区分就没法存在的一个整体。
马克思得其所求，是因为资产阶级被幽灵吓到，这时党就可以出现，用党的“一”来对抗其他所有。资产阶级感到恐惧，不像老人和孩子是因为无力而害怕。资产阶级用他他的力量催生了共产主义的幽灵，也用他的力量建设了铁路等现代系统。资产阶级害怕的是，他发现无产阶级好像成了自己另一半，当初生产力为了帮他或是害他让他签下了一份契约，契约上的另一方就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恐惧，证明他有着力量。如果能说资产阶级的激情带来了共产主义，就是因为资产阶级的行动催生了无产阶级。
这是因为，在《宣言》里只有资产阶级有力量做代言人。资产阶级带来了普遍的文明，这个文明里的城市、工厂、铁路、轮船、电报，要打碎所有种族和国家间的屏障，要让地球上所有的原始野蛮和落后倒退的迹象消失的毫无踪影。资产阶级也带来自己的毁灭，他陶醉于自己手中那悲剧性的力量，为了逃避自己的命运，他只能不断革新生产手段，不断解放生产力，把自己拖进无底深渊。《宣言》这个剧本讲的是信念，对资产阶级自杀结局的信念。
这出戏里，无产阶级没有办法成为主宰。他们无论如何要服从自己的角色。他们是掘墓人，甚至不能自己动手来搞暗杀。他们拥有的一切都来自资产阶级的行动和激情。他们只是为工业而斗争，为生产所利用，为机器做补充。他们要想成为人，只能接受分配去进行斗争，或是拾起手工业来对抗机器，他们的力量来源只能是自身之外的其它地方。他们逐渐联合起来，是因为工业走向了集中，技能得到了增长，铁路方便了交通。他们已经取得的政治主体地位也是来自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秩序的时候也带上了他们。他们现在接受的政治教育也离不开统治阶级的解体，是统治阶级用自己的教育系统培养出大批斗士加入他们，统治阶级派出自己的思想家们来指导他们的斗争。
不过，无产阶级至少有一个优点：他们“一无所有”。他们被剥夺了所有地位，对它们来说，财产、家庭、宗教、祖国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因此大彻大悟了。但凭这他们也比不过资产阶级。《宣言》说无产阶级和妻子、子女的关系“跟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根本不同”，但资产阶级的婚姻已经是“共妻制”了(注5)。无产阶级没有国界，但资产阶级也是作为一个不分国界的阶级而存在，因为他已经推倒了保卫国家利益和传统的“万里长城”。在无产阶级看来，“法律、道德、宗教全是资产阶级的偏见，偏见背后隐藏着的全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但资产阶级经过“利己主义的冷水”的洗礼，已经不再迷信宗教、鼓吹道德(注6)。“没有地位”这一点，让无产阶级极为被动，但这一点却能为资产阶级提供永恒的精神动力，让他不断去推翻一切固有价值，永不落伍。资产阶级好像才是革命者，因为他不仅创建了现代大工业，也打破了所有固有和守旧的价值，解散了所有阶级。资产阶级已经是一个非阶级的阶级，他要主演这场生产和毁灭的悲剧。在资产阶级的这场革命里，无产阶级不过是一个替身、一个反角，只能见证主角的生和死。无产阶级没有辩证的行动，只有唯物的行动。这个掘墓人只能看着资产阶级完成他的革命。
资产阶级的背叛
就这样，《宣言》用唯物主义解明真相，又用辩证法分配角色，编出毁灭的结局。这个剧本无产阶级不能胜任，于是《宣言》把任务交给了资产阶级。《宣言》对资产阶级的信心也是对它自己的信心，它自信用政治可以解释历史。
但是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给它这两种信心带来重创。这次革命把它的剧本演砸了，把悲剧演成了闹剧，这出闹剧可以起名叫《主角退场》。
其实当时各种条件都已经具备，只等《宣言》的理论得到证明。在1848年6月，书中的论述已经展现为街头的景象，街垒的这一边和那一边明显分出了不同阶级。共和国经过了血腥镇压的洗礼，这正是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们摘下了掩饰的面具，露出了权力的本质。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跟《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理论还是互相吻合的，但下一步就没了头绪。本来资产阶级应该实现专政，政治的走向应该像书中一样变成阶级斗争，但现实不仅没像《宣言》那样变的简单，反而更加难懂。政治舞台上，不再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些原班人马，走上台来的是一个杂耍剧团，这帮人的闹剧的高潮，就是拿破仑三世这个小丑的胜利。这明显是虚名胜过了事理，编造胜过了生产，倒退胜过了历史。
舞台上本该上演真相，却演出了一场闹剧、一场马戏，这正说明，那些阶级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个阶级要有政治表达才能算一个阶级，而那些阶级却做不出任何表达。
对此马克思当然找到了原因：无产阶级身处新旧世界之间，守旧的势力和新兴的势力之间，这时的无产阶级还担负不起他们的使命。他们的实力还不够，撑不起这个角色，所以在1848年2月他们只能“依靠”资产阶级一起争取利益，而在6月他们靠自己进行斗争时就只能失败。问题其实出在资产阶级身上，因为革命的力量还在这个阶级手里。1848年的事件不符合原来的理论，就是因为资产阶级掌权后也不可能完成资产阶级的事业。这个阶级一路取胜，促兴了现代工业，找到了自己政治目标，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最后却让位给一个江湖骗子，一个冒名的魔法师。资产阶级没作任何抵抗，就把权力交给这个骗子，这个由社会寄生虫们捧出的头子，这个乡巴佬不只代表他身边那群骗吃骗喝的人，更是代表这个农业社会的旧法国的倒退。
对这个转折，马克思当然也给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说这是因为害怕。6月的街头斗争让资产阶级真真切切的看到了自己死亡的预兆，他发现他的专政带来了赤裸裸的阶级斗争，然后就是最终的对决。他害怕最后的胜利会将自己埋葬。他认识到，为了自身的利益，他“必须避开危险，放弃统治”（注7）。为了保留自身的社会力量，资产阶级把政治权力交给了一个傀儡，想在背后对其任意操纵。资产阶级本来想在表面上交出权力，换来对自己事务有利的秩序，但却中了拿破仑三世的圈套，被夺去了实在的权力。简单说就是，资产阶级牺牲政治利益来换自己的社会利益。
上边这种解释不但没解决问题，反而绕了回去。资产阶级这样审时度势，从唯物主义来看是他们的长处，但这样他就不能用辩证的行动推动历史了。这群人好像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却不敢在阶级斗争中担当自己的角色，这怎么能叫一个阶级？这群所谓的历史先行者怎么能担当那个主角？《宣言》里的资产阶级根本不该是这样，他本该自始至终履行历史交给他的任务，毫无保留的致力于生产和毁灭，而现在这个资产阶级刚接手任务就退缩了。如果说这个阶级已经快要完成任务了，于是感到害怕，于是不惜一切只求生存，这倒可以理解，但在马克思看来，法国的工业资产阶级还没起步，还没掌握权力：“工业资产阶级想要建立统治，必须等所有产权关系跟现代工业协调一致，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等工业占领世界市场。”（注8）一向孤立的法国不跟世界接轨，离这些条件差得还远。
这样的资产阶级好像还没成长起来就老态龙钟。他不仅无力实行专政，还把自己的事业丢到一边，对生产力的发展撒手不管：“巴黎到亚伟农的铁路，于1850年冬开建，而直到1851年12月2日这一天还没建成。”（注9）虽然资产阶级多有胜绩，但现在他显露出了倒退，又不敢面对未来，好像就要解体了。
《主角退场》这出戏，并不像《水浇园丁》（注10）一样，不只是主角浇水却被水浇了那么简单。这出戏其实让我们看到这些阶级前后不一而且自我矛盾。这个年代已经到处都是资产阶级和世界市场，最高权力竟然被一个特殊的姓氏担起，最后的胜利竟然被一个人夺去，这不只是历史开的玩笑。这里是说，那些阶级到了关键时刻，到了需要做出应有行动的时候，他们却开始解体，不能发挥作用。这个时候，那些阶级好像有了替身，好像他的本身解体了，但出来了一个山寨版，用标准词汇说，就是流氓版。
流氓的胜利
阶级解体一分为二的这个说法，一般认为只出现在“流氓无产阶级”的论述中。借用《宣言》来说，这些人就是“旧社会最底层”那些“消极而腐化的群众”。而《法兰西阶级斗争》说他们是“滋生各种小偷和罪犯的温床，在社会上像是捡破烂为生”，而且正是这个更下层的无产阶级，被组织成别动队（Mobile Guard），在1848年6月镇压了那些真正的无产阶级发起的暴动。
马克思从社会学角度做的这个解释是完全靠不住的。我们一查资料就知道，参加别动队的人其实来自无产阶级的上层而不是底层。（注11）“流氓”代表不了一个阶级，它是编出来的一种说法，它代表历史的负面力量，总是影响历史的正常走向。人们总是爱用这种说法编造那种似是而非的政治谎言：资产阶级用这个说法谴责那些小偷、妓女、“监狱逃犯”，说是这些人屡屡支持工人和共和党人发起骚乱；工人也用这个说法谴责那些只顾自身利益的人，说他们不是真正的劳动阶层和激进工人，而是那些在巴黎的街头斗争中骑墙围观的群众。马克思知道，卡贝（Cabet）那一派共产主义者也是用这个说法，批评纸上谈兵的咖啡馆革命（注12），至于“流氓”这个词，马克思可能是借自海涅。在1832年垃圾收集车投入使用的时候，社会正统人士纷纷反对，捡垃圾的贫民也发起动乱，海涅分析了这两派之间的联系，他认为是过去年代里跨阶级的保守力量发起了这次典型斗争，这些卫道士就代表了“传统糟粕”，“各种败类”，或泛称为“贻害至今的中世纪残留”。(注13)
不过，马克思倒不怕过去的垃圾烂在街上，对他来说成问题的是阶级的解体有了这么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一种是积极的蜕变，这种解体方向正确，它对等级制度发起冲击，让各个阶级走向消亡。另一种是消极的蜕变，这种解体方向不对，它让各个阶级功败垂成。阶级的“流氓化”，就是说这个阶级退一步只想保存自身，这时它就解体成一群乌合之众。用“流氓无产阶级”来和无产阶级做对比，就是用方向错误的解体和方向正确的解体做对比，用一个“不够资格”的阶级和一个“超越了的”阶级做对比。马克思一厢情愿的认为流氓是被资产阶级收买而充军，他其实没有说出这下面更致命的一个关键：从劳动阶级中招兵买马就可以对付劳动阶级。别动队对自己的“工人兄弟”开枪，这次出人意料的叛变在后来的事实面前却显得稀松平常，1850年时尽管有法律剥夺了三百万工人的投票权，工业的繁荣还是让工人同胞们安分守己：“（这些工人）就这样为了一时的安逸，忘掉了他们这个阶级的革命追求，抛弃了一个阶级争取胜利的荣耀。”（注14）不管哪个阶级，只要它的成员去维护自己的“社会利益”，它就等于变成了自己的流氓版。
资产阶级的溃败也得这么解释。资产阶级就要取得主宰的时候却失去权力，这其中的问题也是出自同样的过程。资产阶级总是功亏一篑，放弃政治利益以保社会利益。他总是牺牲他这个阶级的利益换来他其中成员的实在利益。资产阶级的解体跟无产阶级的一样，也产生了一个替身。我们本该看见这个替身向资产阶级自身发起挑战，但是我们却发现这个替身是他的流氓版。现代的工业资产阶级身上养出一个寄生虫，这个寄生虫就叫金融贵族，这群人的本事就是无中生有，以财富增殖为生。所以在二月革命之前路易·腓力的“资产阶级”君主政体中，真正的资产阶级实际上已经转化成金融贵族以榨取财富。而且正是这些金融贵族，“制定法律，执掌国家，操控公权”；他们把整个社会套进了他们的法则，反生产的法则，浑身物欲的狂欢：
“从大庭之上到广众之间，在每一个角落，都反复上演着同样的肮脏买卖，同样的无耻骗局，同样的暴富妄想，这些靠的却不是生产，而是对他人现有财富的侵占。病态而无度的贪欲每时每刻都在突破资产阶级自己的法度，恬然自现，特别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顶层，在这里，暴赚的财富自然被用去寻欢作乐，在这里，享乐变的荒淫无度，在这里，金钱和污垢和肉体混成一团。以敛财方式和享乐手段而论，这些金融贵族就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的重现。”（注15）
按原来的推理，1848年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本该除清这些蛀虫般的流氓贵族，为资产阶级生产力发展的代言人开辟全新的道路，可惜的是从事生产的真正阶级和不搞生产的虚伪阶级之间的这一对立关系马上就被推翻。在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环境下，所谓的金融贵族现出了他的真身，他其实就是资产阶级自身，就是从国债中获益的那个“由资产阶级和准资产阶级各阶层无数人组成的民主群体”。（注16）榨取的税金租金取代了工业资本，维持政府运转、供养所谓的金融贵族，但这些税金租金并没有让那些金融贵族借以上位，它促成了一个解体的过程，让资产阶级解散成自顾营生的原子的聚合体。资产阶级掌权后现出了他的真实身份，他并不是什么现代工业的化身，而只是一群不择手段以饱私囊的个人。他们根本不会去算计政府运营需要多少成本、产生多少回报，他们想的全是自己那点蝇头小利。如果说他们支持国家这样榨取财富，那是因为，这样一来，一方面他们就可以安心从事非法投机，另一方面他们这些本来就在榨取财富的人就可以多拿一份“国家发的钱”，拿到靠“利润、利息、租金、礼金这些形式”还赚不到的那份钱。（注17）资产阶级牺牲政治利益换来的所谓“社会利益”，只是一个总和，一个集合，它汇总了其中成员的那些“最为急功近利的各种私人利益”。（注18）这就解释了那个招摇撞骗的皇帝后代和他手下那帮恶棍为什么能够最终胜出，因为成就了资产阶级工业辉煌的这个阶级，不过是一个投机分子团伙。而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工业发展，也被马克思说成是“证券交易的猖獗泛滥，金融业界的坑蒙拐骗，合资公司的仓促冒险⋯⋯上层阶级的各种低级欲求喧嚣不止⋯⋯肮脏买卖占尽风光。”（注19）这现代的资产阶级仍是那落后的群众，他们重现了社会底层的荒淫无度、中世纪的腐朽败坏、农村的肮脏污秽。与此相对，马克思形容1871年春巴黎公社的战士们时，却说他们表现出了工人阶级“勇敢的追求”和“无比的力量”。（注20）但他不是已经证明了吗，即使是这个后来者也不会逃脱阶级的宿命，阶级实际上总会分解成其中成员的单纯集合。马克思眼前的集体淫乐，只是代表他在想象中陷入了这个总是在增多和扩散的世界里。
泥沼中破败的花
马克思给这陷入递增的解体编出两种形式，一种是自耕的农民，一种是皇室的爪牙。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对农民的几段论述，在马克思思想的传统中已被奉为经典，是马克思思想分析社会阶级的典型范例。但你完全可以反过来看它，其实它证明的是用阶级的说法来解释政治根本就是闹笑话。马克思仿佛天方夜谭一般讲到无数无名的群众变成原始人一样住在无窗的洞穴里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他鄙视这样的人群像土豆那样只能被装成一袋充个数量，但他这些话跟经济、社会、政治分析的哪一种都不怎么沾边。当然，马克思会根据农民家庭的报税单上填了几口人去数一数这家有几扇窗户几道门，他也会根据不同的政治立场来评价那种文化更加现代。在他这个讲究科学的学者（savant）眼里，法国塞文山脉地区竟是凭着那里的先进宗教引领法国农业的发展方向，而他被法院判去落后的法国莫尔比昂流放的时候，他则把这个判决看成变相的死刑。（注21）马克思说这些的面目模糊的农民只迷信一个人，这个人当然就是拿破仑三世，马克思对这些人的原始聚居生活的想象，还是他对那种方向错误的解体的想象，其中的元素还是中世纪的腐朽衰败和其中只有加法关系的总体。马克思在这里又及时变出一个替身，说“农村的流氓无产阶级这些破败的花”已经取代了“农民青年那些健康的花”。（注22）他的证明已经做的太充分了，这些落后的农民已经交代了“现代”的各个阶级的真相，他们总是在解体中回到基本生存的真实需要，他们都不会去管他们在概念上面临的存亡危机。
对社会各个阶级的所谓的唯物主义分析就是这样一套谎言，它表明人们的身份总是回到自身，各个阶级都会罢职不干。在上一章里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怎么把普通劳动者说成小资产阶级，把空想家们说成保守的粗鄙农夫，把施特劳宾的小手工业者说成落后的北欧土著。现在马克思又告诉我们，现代工业的每家企业里，都像法国旺代的反革命泥沼中住着一堆穴居原始人，都像腥臭的鱼塘边住着闻见鱼腥才安心的北欧农民，都有一伙流氓簇拥着一个昏君。（注23）不管是资产阶级还是农民，都支持这个叫做路易・拿破仑的粗野之人。拿破仑三世之所以能迷住资产阶级，就像马克思对他眼中的小丑阴谋家梯也尔的评价，是因为他“完全代表了这个阶级自身的腐败堕落”。（注24）这个小丑如实表现了一种历史，一种只有生存闹剧在上演的历史。
革命的败局正好走到了阶级斗争的反面。从整体中并没有产生什么历史的代言人，这出革命闹剧中出现的只有那些替身组成的各色人等。提到“十二月十日会”那帮皇室的爪牙，马克思写了这样一段：
“在那些来路不明生计无着的颓废浪荡汉身边，在那些自暴自弃铤而走险的没落资产阶级后代身边，是各种游手好闲的、当过士兵的、坐过大牢的、逃出牢房的、骗吃骗喝的、兜售假药的、打零工的、偷钱包的、耍魔术的、玩赌博的、拉皮条的、给窑子看门的、给人搬行李的、给人写字的、站街卖唱的、捡破烂的、磨剪子的、补铁锅的、要饭的，总之，这一大群人就像无法计数的一团散沙，随风东游西窜，这就是法国人所说的波西米亚流浪汉。”（注25）
语焉不详又无稽可查的这串名单，就像马克思所说的穴居原始人，他又随着那犯晕的感觉列出这一长串名单。这社会底层的各色人等就像柏拉图所说的“民众”（polloi）。这些假想的画面就像加瓦尔尼（Gavarni）创作的讽刺漫画，让人觉得历史毫无意义、其中只有累加。这是柏拉图式的谎言，它说世界已经倒错，人们陷身钱欲，这些人群好像身处剧场，审美和政治的现代性让他们全成了演员和观众，他们却像各地迎接小丑皇帝拿破仑三世游行的群众，狂热之中演的只是一个错误的角色，就像那个笨木匠斯纳格演狮子，只能故意演成一只不吓人的好狮子。（注26）
小丑皇帝和要饭皇帝
阶级斗争到了最终时刻却让一个小丑皇帝胜出，资产阶级按他们的经济考虑本该降低政府运营成本但却养肥了吸钱的国家，这其中的矛盾，并不是说历史时机尚未成熟，也不用去严谨分析社会结构来给历史定位。费尽心思去给法国的落后寻找解释其实无关紧要。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就是现代化的英国也跟原始的法国一样，有着根深蒂固的问题：“资产阶级没有足够支配自身的资质。”（注27）马克思说国家是要社会供养的寄生虫，就等于说社会是社会自己供养的寄生虫，它总是解体成一群“只顾生活的个人”，这些人“在创造历史之前”，先要吃饭喝水、穿衣睡觉、繁衍后代，这样的事还能列出很多，多的让人看不到尽头。马克思把这最根本的落后看成历史的悲剧，其实是因为他一以贯之的唯物主义眼光下只有闹剧。生存和繁衍的唯物主义历史破坏了生产和毁灭的革命辩证法。在阶级斗争中替身闹出来的政治笑话，让那套科学理论在相反的事实面前也显得可笑。唯物辩证法的分析对象闹了笑话，这也体现出了唯物辩证法本身的自相矛盾。拿破仑三世和他手下那帮流浪汉，既象征又讽刺了唯物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把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理论空想都简而化之，归结到现实的经济情况，比如以此嘲笑有人竟为了逃债企图“改写历史”。（注28）小丑王拿破仑三世（在收买士兵的时候）竟然天真的认为人生来就无法抵抗的诱惑是些雪茄烟和香槟酒、鲜鸡肉和蒜腊肠，哲人王马克思则认为这根本比不上他的科学理论。这个王座上的骗子其实就是这位揭示真相的科学理论家的替身，因为拿破仑三世也用上了他自己的一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天上的理念回到地上的现实，他也把政治争端和意识形态幻象简而化之，“不加掩饰”（sans phrases）的回到个人利益的基本现实上。“在他眼里，各国人民度过的历史和他们对国家的行为都是最为恶俗的闹剧，就像在化装舞会里那些华丽的衣装、辞藻、动作都是在掩饰背后一次次小骗局。”（注29）
马克思对小丑皇帝和其周围流浪汉的搞笑身份如此纠结，让人想到在这套科学理论中它自己又有怎样的地位和身份。马克思以唯我独清的态度批评流氓无产阶级见风使舵，说这个“没有主见的阶级”终结了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其实这也能用来形容马克思本人所处的社会，这个让革命者流落他乡的社会。马克思给拿破仑三世起外号叫“克拉飘零斯基”（Crapulinski）不是没有原因，这个名字出自海涅笔下，海涅又是一个流落他乡的德国人，他用这个词本来也是取笑两个流亡中的波兰骑士。还有马克思在伦敦时的死对头眼中钉，也是这么一位“克拉飘零斯基”，这人就是哥特弗里德・金克尔，他自封为未来德国民众的领袖，他迷恋各种传统糟粕，装成一个诗人但其实很搞笑，他去给街头小贩念他读自己的诗，他还为了提倡文明社会，组织湖边诗歌聚会，强制每人朗读一首席勒。在这位摆不清立场的流氓身上发生的搞笑事情，也体现在另一群流浪汉的滑稽表演之中，他们在流亡中利用而又抛弃德国的革命：“河马肚”沙佩尔，跟“自觉高尚的骑士”维利希同流合污；曾任马克思秘书的皮佩尔，给罗斯柴尔德家族教课，对卖菜人家还未成年的女儿发起追求，从他那些没什么名声的朋友那染上梅毒，仍然无论何时都标榜自己是个奇才。马克思的妻弟埃德加尔·冯· 威斯特华伦，去得克萨斯州体验了一把伐木工的生活，回来之后又一心想重返得州去开个店卖烟卖酒；“沉着冷静”的乌尔麦尔，狂暴一发作就全身震颤；一群“无耻的叛徒”，去了加州淘金；他们的同伙伦普夫（Rumpf），虽然没有去但却发了疯，告诉马克思让自己来当总理就能解决社会的问题；那位著名的北欧宣讲员安德斯，在大街上发起了酒疯；绰号“大流氓”的康拉德·施拉姆，患上肺痨终结了他混乱的一生；游手好闲的教师比斯康普，从乡下学校离职去创办报纸，起了个低调的刊名叫《人民报》（Das Volk），想要借此发起“反资本的劳动斗争”，他有“康德式的道德观念而自己却毫不收敛”；“笨驴”李卜克内西，他喜欢马克思家的咸肉胜过马克思的书，在伦敦逗留期间什么都没弄成，倒是弄出了一个“小李卜克内西”。然后在这里也许还要提一下，这些纯粹的人物中最为出类拔萃的那一个，那位“勇敢的、忠诚的、卓越的无产阶级先锋”威廉·沃尔夫，去曼彻斯特逛妓院时遭人毒打；还有马克思的友人恩格斯，去巴黎调戏完女店员又去曼彻斯特猎狐狸，用他的伞柄给一个酒友送上一顿痛打，却没能在曼彻斯特为第一国际送出哪怕两张会员卡。那么我们要问了，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流浪的哲人王马克思本人又在怎样的位置上？他过着两种日子，他一边给美国读者写文章分析土耳其问题，一边想法设法拼命给他的账单延期，有时他也会自嘲的发发牢骚：像他这样的普通人，怎么没有银行家或是复辟皇帝那样的逃债手段。
因此马克思的出路只有另编一套话。他赶在革命闹剧散场之前就清算了他那些“同党”，借此专心投入他的科学著作。这一次是因为经济危机得到了解决，所以人们必须等它下次带来更大范围的危害，让生产力的历史和革命的历史融为一体：“问题的解决只能这样发生：无产阶级在世界大战中开始领导那些执掌世界市场的人，开始领导英格兰。革命在这时就不会终结，而是会有序进行，这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革命。当前这一代人就像犹太人一样跟摩西走出沙漠。他们不仅要争取一个新的世界，他们还要倒在下面，以便有空间让后来的人走进这个新的世界。”（注30）做出了这种“牺牲”，生产力的发展史就带上了一套价值观。当前这一代人不过是个过渡。因为没有资产阶级可以担负这项使命，所以拿破仑三世的拙劣把戏就是在发展生产力，物欲的狂欢就是在酝酿大规模的生产与毁灭，而马克思这个犹太人在他身处的虚无荒漠中，为新世界里的新人类才能用得上的科学理论埋头苦干。
于是可以说，科学理论的绝对主宰地位得到了确保，这样它就能在吃革命饭的各色人等中，成为将来革命的唯一代表。证明这一点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个代表团的一句“直截了当”的回应，那群目光短浅的粗人想要通过选举重整党的运作，对此马克思说他和恩格斯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这早已由他们自己全权任命（注31）。只有自称科学的理论才能把矛盾用作利剑，才能坚持说社会总是落后、政治总是流产。但这套科学理论的唯一立场也像堂吉诃德和法斯塔夫（Falstaff）一样，是站在芸芸众生的背景之中。在马克思流亡伦敦中的生活闹剧中，这套科学理论自相矛盾的处境，就像在《德法年鉴》中哲学的处境：它成了一片纯净的虚无之地，它来自于极端的落后和贫穷。而没有上演的革命闹剧，并不能单独归结为人们不纯的动机。它证明，这又一个16世纪的历史还像莎士比亚眼中一样，这新的16世纪本该把资产阶级送进坟墓，却又像旧的16世纪一样让资产阶级得以为生。它还证明，解体的力量让阶级走向消亡，让他们甘心在落后中度过余生。它也证明，各种人都有着力量，即使在这个世纪“科学的胜利似乎换来个性的失去”（注32），即使劳动的分工区分了个人和阶级，带来了社会的千篇一律，让莱布尼茨都很难找出特别的差异，让莎士比亚都认不出他的同胞。（注33）革命的悲剧只能演成一场悲喜剧。这套科学理论的两翼，一边是现代生产力的理性，一边是迷途骑士的疯狂，但这并不是说科学理论受环境所限。科学理论本身就来自这些“环境”之中。科学著作声称时机尚未成熟，但科学理论其实是写给那些“天真的傻瓜，他们还妄自沉湎在革命的幻想中”。（注34）它写给一个饿急了的乞丐团伙，他们把阶级秩序和生产理性当作骨头啃个不停，他们浸淫其中其实是深陷秩序其中。马克思就像他的自编童话里的魔术家汉斯・勒克尔，他必须把他做的东西卖给魔鬼，再把换来的钱拱手送回给魔鬼和凶手。他也是个要饭皇帝，靠资本家和劳动者供养为生。曼彻斯特的一批雇员在欧门和恩格斯公司里工作，这样公司老板恩格斯就能用挣来的资本让科学理论家马克思不用做什么“活”，让他可以专心投入著书，在书里写出一个无产阶级，让这个纯粹的主体去消灭资本。
原题 The Revolution Conjured Away
选自 The Philosopher and his poor, Duke Univ. Press, 2004
翻译 nani
1. 译注：文中的引用部分都是译者根据此文中的英文译为中文。原注：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6), 6:495 (以下英文版《全集》简称CW)。
2. Goethe, letter to Schiller, cited in Ludwig Feuerbach, Manifestes philosophiques: Textes choisis (1839-45), trans. Louis Althusser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3), 15.
3. Anders the Lapp，北欧人安德斯，本书上一章提到的一个共产主义宣讲员，他的旅程就是去往欧洲各地，在每个地方享受一番同志情谊。
4. 本书上一章分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中马克思认为人要创造历史，不能只顾活着，生活不只是衣食住行这些需要，生活是首先是生产，是用物质生产满足需要。
5.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CW 6:494, 502.
6. Ibid. 6:494-95, 487.
7.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CW 11:143.
8.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CW 10:56.
9.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CW 11:143.
10. 《水浇园丁》，L'Arroseur arrosé，是卢米埃尔兄弟在1895年拍摄的一部有名的小短片。
11. See Pierre Caspard, "Un aspect de la lutte des classes en France en 1848: Le recrutement de la Garde nationale mobile," Revue historique 2 (1974): 81-106.
12. 见《马恩全集》第七卷313页，马克思对密谋家谢努的评论。See Marx's review of Chenu's Les Conspirateurs, CW 10:311-25.
13. Heine, De la France (Paris: Aubier-Montaigne, 1930), 104. See also S. S. Prawer, 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201-2. On Marx's relationship with Heine, see Paul-Laurent Assoun, Marx et la répétition historiq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8).
14.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CW 11:146.
15.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CW 10:50-51.
16. Ibid, 115.
17.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CW 11:139.
18. Ibid, 173.
19.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second draft), CW 22:536.
20. Ibid, 269.
21. 这两个地区之间的两方面对比，正好和马克思的判断形成反差。从农业角度讲，塞文山脉是土地贫瘠区，而莫尔比昂是水土肥沃的，只不过塞文山脉地区的宗教是清教，政治上进步，而莫尔比昂还是流行天主教，政治上保守，是这些因素影响了马克思的判断。
22.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CW 11:192-93.
23. 旺代这个省区曾屡次暴发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叛乱，因此这个地名被马克思用作反革命地区的代名词；北欧农民的典故来自本书上一章所引恩格斯信中的话，恩格斯形容北欧的农民生活落后，原话说的是：冰岛人“说的是野蛮的北欧海盗从公元900年就在说的一成不变的语言，喝的是鲸油，住的是小土屋，到了闻不着烂鱼味的环境里他就会崩溃”。引自：Engels to Marx, mid-November to December 1846, CW 38:94.
24.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CW 22:314.
25.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CW 11:149.
26. 木匠斯纳格，the joiner Snug，是马克思常提的莎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一个小角色，他本该在剧中扮演古典神话皮拉摩斯和提斯柏的故事中吓跑恋人的狮子，但他却不能演的太像以免吓到观剧的妇女儿童，所以他在台上还得说几句台词表明他这个狮子不是真的，因此实际上演的很搞笑。此处原注：Ibid. 150.
27. Engels to Marx, 13 April 1866, CW 42:266.
28.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CW 11:176. 另见《法兰西内战》中对儒勒・法弗尔的类似批评，其中说他企图改写历史以免被送上破产法庭（CW 22:313）。又见1858年1月29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所言：“大批的法国资产阶级，面对即将到来的商业损失，在焦虑不安中等待着清算。这时他们发现自己就像拿破仑三世（原文Boustrapa，路易・拿破仑三次发动政变的三个不同地名的头音节联写，即他的外号）那样盼望政变了。”（CW 40:256）
29.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CW 11:149.
30.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CW 10:117.
31. Marx to Engels, 18 May 1859, CW 40:440.
32. "Speech at the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Paper" (14 April 1856), CW 14: 655. 上文中把德文原文“科学的胜利（die Siege deer Wissenschaften）”误译为“艺术的胜利（the victories of art）”——英译者注。
33. "English," 9 February 1862, CW 19:163.
34. Marx to Johann Philipp Becker, 26 February 1862, CW 41:3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