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于抗议与狂欢之间
1- 巴赫金的《拉伯雷与他的世界》写于1940年代，出版于1965年。它的译本于1968和1970年在美国和法国出版之后，立即给欧洲和北美的无政府主义者带去革命的灵感，提供了反社会等级的操作模型。
巴赫金认为，狂欢节是欧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世纪，一年的三分之一时间里，人民都是渲染在狂欢氛围中。狂欢节没有边界，全民都可参加，统治者也可。它使人摆脱一切等级关系、特权、禁令，让人不从封建国家、官方世界看问题，而可从非官方的、非教会的角度与立场来看，所有的人在其中都可暂时超越官方的思想观念，置身于生活制度之外。
狂欢节是人民依据大笑的原则，来组织第二种生活，也就是节日生活，是生活本身的形式。是生活到狂欢节上来表现了，而这种表现暂时又成了生活本身。狂欢节创造了一个特殊的世界，一个第二世界，第二种生活，类似于游戏，它在某一时间里形成一种特殊的双重世界。
由于它采取了超教会、超宗教的处世方式，摆脱了特权、禁令，所以在生活展现它自身的同时，人们也就展现了自己自身存在的自由的各种形式。人这时回到自身，消除了种种束缚，异化消失，乌托邦的理想与现实暂时融为一体，人与人不分彼此，相互平等，不拘形迹，自由交往，形成一种狂欢节的世界感受。
在街头、广场上的狂欢表现中所体现的狂欢节的世界感受，显示了对人的生活、生存的多重观念，如生死相依，生生不息，死亡、再生、交替更新的关系，始终是节日世界的感受的主导因素。这种节日感受，显示着不断更新与更替、不断的死亡与新生、衰颓与生成和生命节律。在这里，节庆成了极其重要的生活的第一（首要）形式，它总是面向未来。而官方的节日，则是要人们庆祝它的制度的天长地久，万世永恒，无例外地面向它的过去。所以，在节日中总存在着着这样一种惯性：从官方节日拉到平民的生活世界里的节日中去。
2-无政府主义者也是情景主主义者的Raoul Vaneigem的《日常生活的革命》（1967年）一书，更是为1968年的五月革命提供了燃料，后者简直就可以被称作狂欢解放运动。Vaneigem非常直白地写道：“为提高工资而罢工，或一次吵闹的示威，能唤醒狂欢的精神”，“革命时刻都是狂欢时分，个人生活在那时庆祝它自己与一个再生的社会团聚（2009：105）”。
“全球狂欢节反对资本主义”（The Global Carnival Against Capitalism），简称J18，由一个叫“夺回街道”的国际颠覆街道党在德国科隆发动，来向当时在那里召开的G8峰会抗议。它拔高巴赫金的狂欢节理论，真正来实践了用大笑来反抗权威，把资本主义拖进山寨和装逼。
3-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比起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公社运动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国际共同体运动，只能算是软饮料，范围和深度都没有超过当年的情景国际和意大利自治运动。美国无政府主义者Hakim Bey的《临时自治区域》出版以来，一直是1985年以来的反全球化运动的策略手册。在这本书中，“占领”的意思几乎就是“狂欢”，虽然Bey没用这个词。“因为国家主要是在假装，拿不出实质，临时自治区域就可以暗中去“占领”这些区域，可以在相对的平静中，在其中执行其节日目标，至相当一段时间”。这句话完全可以来定义在自由广场被驱逐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2009年出版的《起义将至》也在号召我们用狂欢的形式，来替换现在全球人民身处的“被占领状态”。“我们生活在被占领状态之下，这是一种警察式的占领”。“我们并不想占领领土，我们想要成为领土本身”。这一看法颠倒了原来我们理解的“占领”的意思。资本主义事实上已殖民化了整个的世界，去成为领土，在我们时代，是更为急切的任务了。什么是“成为领土”呢？这与我们说的成为“诸众”有类似之处：集体身体成为新政治领域，我们用它去反抗资本主义对于资源和人的身体的占领和奴役。
大卫、格拉勃在2011年9月25日《卫报》上写道：历史上，债务对于国家总是一个工具，是要用它来控制臣民，并从他们身上盘剥出资源（通常会导致金融战）。当足够多的人欠足够多的债，一般会出某种起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资本和狂欢，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是分别从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用两种方式讲了同一个故事而已。狂欢不是由全球无政府主义运动复兴的一种文化策略，不是一种狂欢工具。它回收了人类的一种古老的生活原型，是要一下子逆转现状，是要接通和拉近越来越分离的社会频谱里的各个极端，是要建立一种共享的，虽然是短暂的空间，让人们肩并肩地生活一段时间。而这就是福柯说的活出的乌托邦。
4-哈特和内格里的在《帝国》中提出了这样一种立场：今天的政治哲学的首要任务，不是抵抗和反叛会不会或为什么会发生，而是如何来确定我们所要反叛的敌的问题了。在《诸众》里有一章叫做“狂欢与运动”写到：“抗议会是狂欢式的，不光是在气氛上同，哪怕在组织上也是”。他们也承认，巴赫金帮助了我们去理解诸众的，使我们懂得组织必须基于独特个体的自由之上，这些独特个体只有在生产出共同性时，才交汇（《诸众》，2004：211）。
5- 关系美学：艺术家们是如何利用既有的形式和手段的？当现实成了一个简单的蒙太奇之后，对于当代艺术的审美上的最大挑战，就在于如何去编排好节目，如何去做DJ了。艺术成了一个剪辑台，是要用现实中的同样的材料（取自日常生活），努力去实现现实的那些另选、临时的版本，去解构，去重新编排节目。当代艺术的政治纲领的根本：要么是去维持这个处于脆弱状态中的世界，要么永久地去肯定统治各种机构和个人或集体行为的转变中的、依情境而定的特性。资本主义世界中流行的交往方式好像一次次在向我们重申同一条消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有限的、不可移动的和确定的政治框架中，只有我们身边的装修是可以快速地更换的（布依约，“另类现代：与布依约的对话”，见《美国的艺术》，2009年3月）。当代艺术是要跳出来置疑这条消息：马克思实际上就取这样的激进的人道主义立场：决没有稳定的人的本质的，人的“本质”无非只是人在某一历史时刻里所做的事的变动中的结果而已。我们除了自己做出来的东西之外，再没有其它的东西可来为我们自己身上的本质辩护的了。我们必须行动着来证明我们是什么：这就是展示的必要性。
1- 巴赫金的《拉伯雷与他的世界》写于1940年代，出版于1965年。它的译本于1968和1970年在美国和法国出版之后，立即给欧洲和北美的无政府主义者带去革命的灵感，提供了反社会等级的操作模型。
巴赫金认为，狂欢节是欧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世纪，一年的三分之一时间里，人民都是渲染在狂欢氛围中。狂欢节没有边界，全民都可参加，统治者也可。它使人摆脱一切等级关系、特权、禁令，让人不从封建国家、官方世界看问题，而可从非官方的、非教会的角度与立场来看，所有的人在其中都可暂时超越官方的思想观念，置身于生活制度之外。
狂欢节是人民依据大笑的原则，来组织第二种生活，也就是节日生活，是生活本身的形式。是生活到狂欢节上来表现了，而这种表现暂时又成了生活本身。狂欢节创造了一个特殊的世界，一个第二世界，第二种生活，类似于游戏，它在某一时间里形成一种特殊的双重世界。
由于它采取了超教会、超宗教的处世方式，摆脱了特权、禁令，所以在生活展现它自身的同时，人们也就展现了自己自身存在的自由的各种形式。人这时回到自身，消除了种种束缚，异化消失，乌托邦的理想与现实暂时融为一体，人与人不分彼此，相互平等，不拘形迹，自由交往，形成一种狂欢节的世界感受。
在街头、广场上的狂欢表现中所体现的狂欢节的世界感受，显示了对人的生活、生存的多重观念，如生死相依，生生不息，死亡、再生、交替更新的关系，始终是节日世界的感受的主导因素。这种节日感受，显示着不断更新与更替、不断的死亡与新生、衰颓与生成和生命节律。在这里，节庆成了极其重要的生活的第一（首要）形式，它总是面向未来。而官方的节日，则是要人们庆祝它的制度的天长地久，万世永恒，无例外地面向它的过去。所以，在节日中总存在着着这样一种惯性：从官方节日拉到平民的生活世界里的节日中去。
2-无政府主义者也是情景主主义者的Raoul Vaneigem的《日常生活的革命》（1967年）一书，更是为1968年的五月革命提供了燃料，后者简直就可以被称作狂欢解放运动。Vaneigem非常直白地写道：“为提高工资而罢工，或一次吵闹的示威，能唤醒狂欢的精神”，“革命时刻都是狂欢时分，个人生活在那时庆祝它自己与一个再生的社会团聚（2009：105）”。
“全球狂欢节反对资本主义”（The Global Carnival Against Capitalism），简称J18，由一个叫“夺回街道”的国际颠覆街道党在德国科隆发动，来向当时在那里召开的G8峰会抗议。它拔高巴赫金的狂欢节理论，真正来实践了用大笑来反抗权威，把资本主义拖进山寨和装逼。
3-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比起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公社运动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国际共同体运动，只能算是软饮料，范围和深度都没有超过当年的情景国际和意大利自治运动。美国无政府主义者Hakim Bey的《临时自治区域》出版以来，一直是1985年以来的反全球化运动的策略手册。在这本书中，“占领”的意思几乎就是“狂欢”，虽然Bey没用这个词。“因为国家主要是在假装，拿不出实质，临时自治区域就可以暗中去“占领”这些区域，可以在相对的平静中，在其中执行其节日目标，至相当一段时间”。这句话完全可以来定义在自由广场被驱逐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2009年出版的《起义将至》也在号召我们用狂欢的形式，来替换现在全球人民身处的“被占领状态”。“我们生活在被占领状态之下，这是一种警察式的占领”。“我们并不想占领领土，我们想要成为领土本身”。这一看法颠倒了原来我们理解的“占领”的意思。资本主义事实上已殖民化了整个的世界，去成为领土，在我们时代，是更为急切的任务了。什么是“成为领土”呢？这与我们说的成为“诸众”有类似之处：集体身体成为新政治领域，我们用它去反抗资本主义对于资源和人的身体的占领和奴役。
大卫、格拉勃在2011年9月25日《卫报》上写道：历史上，债务对于国家总是一个工具，是要用它来控制臣民，并从他们身上盘剥出资源（通常会导致金融战）。当足够多的人欠足够多的债，一般会出某种起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资本和狂欢，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是分别从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用两种方式讲了同一个故事而已。狂欢不是由全球无政府主义运动复兴的一种文化策略，不是一种狂欢工具。它回收了人类的一种古老的生活原型，是要一下子逆转现状，是要接通和拉近越来越分离的社会频谱里的各个极端，是要建立一种共享的，虽然是短暂的空间，让人们肩并肩地生活一段时间。而这就是福柯说的活出的乌托邦。
4-哈特和内格里的在《帝国》中提出了这样一种立场：今天的政治哲学的首要任务，不是抵抗和反叛会不会或为什么会发生，而是如何来确定我们所要反叛的敌的问题了。在《诸众》里有一章叫做“狂欢与运动”写到：“抗议会是狂欢式的，不光是在气氛上同，哪怕在组织上也是”。他们也承认，巴赫金帮助了我们去理解诸众的，使我们懂得组织必须基于独特个体的自由之上，这些独特个体只有在生产出共同性时，才交汇（《诸众》，2004：211）。
5- 关系美学：艺术家们是如何利用既有的形式和手段的？当现实成了一个简单的蒙太奇之后，对于当代艺术的审美上的最大挑战，就在于如何去编排好节目，如何去做DJ了。艺术成了一个剪辑台，是要用现实中的同样的材料（取自日常生活），努力去实现现实的那些另选、临时的版本，去解构，去重新编排节目。当代艺术的政治纲领的根本：要么是去维持这个处于脆弱状态中的世界，要么永久地去肯定统治各种机构和个人或集体行为的转变中的、依情境而定的特性。资本主义世界中流行的交往方式好像一次次在向我们重申同一条消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有限的、不可移动的和确定的政治框架中，只有我们身边的装修是可以快速地更换的（布依约，“另类现代：与布依约的对话”，见《美国的艺术》，2009年3月）。当代艺术是要跳出来置疑这条消息：马克思实际上就取这样的激进的人道主义立场：决没有稳定的人的本质的，人的“本质”无非只是人在某一历史时刻里所做的事的变动中的结果而已。我们除了自己做出来的东西之外，再没有其它的东西可来为我们自己身上的本质辩护的了。我们必须行动着来证明我们是什么：这就是展示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