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焱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弗朗索瓦·赫伯尔

　　就像说到电影节会想到戛纳，法国小城阿尔勒现在也是欧洲顶尖摄影节的形象符号。弗朗索瓦·赫伯尔(FrancoisHebel)曾主导马格南图片社(MagnumPhotos)12年，其间以前卫的变革立场被摄影界所认识。2000年后，他在比尔·盖茨并购于旗下的科比斯图片社(CorbisPressAgency)出任欧洲部负责人，致力于整合摄影艺术与互联网资源。当2001年回到阿尔勒，赫伯尔为这个拥有42年历史的摄影节所带来的，仍是变革和发现的激情。“对当代摄影发展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西方有媒体这样评价他。

　　三联生活周刊：草场地摄影季的副题是“阿尔勒在北京”。国际上摄影节众多，阿尔勒有什么不同之处，值得作为异地复制的蓝本?

　　弗朗索瓦：在我看来，阿尔勒摄影节的特点是更具人文性，它不仅是一场包含了多个专业展览的大型活动，也为公众与艺术家以及艺术家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平台。重要的是产生争论，通过争论推动艺术家的理解。作为草场地摄影季的主办方，“思想手计划”和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将“阿尔勒在北京”作为摄影季的副题，意味着他们对这种阿尔勒摄影精神的认同，即摄影作为一种持续演进的、充满人文性的艺术，它值得人们去不断讨论和解读。

　　三联生活周刊：“重新发现大师”是阿尔勒、也是草场地摄影季的重要项目之一。期待什么样的“重新发现”?

　　弗朗索瓦：随着技术的变化，我们观看已存在作品的眼光也在改变，肯定有一部分作品不再是我们感兴趣的，将成为过去。但同时也会有一部分仍被视为经典，对后进摄影艺术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就拿这次的“重现阿尔勒1988——中国主题展”来说，里面5位中国摄影家的作品曾在1988年首次展出于阿尔勒摄影节，这次重新观看它们，我个人觉得其中有些作品已显得过时，没有意思了。但这不是绝对的，比如当年去阿尔勒时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摄影家洪涛，再看他的作品，人们会误认这是2000年左右出道的年轻摄影家，但实际上他来自80年代末，其作品风格20年来所发生的转变是非常有意思的。当我们看一个好摄影师的作品时，总会发现其内在有一种往前走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人人都可以拍照，摄影技术的公众化正在改变人们看待摄影艺术的方式。阿尔勒和草场地的新锐“发现奖”，评选标准是否会改变?

　　弗朗索瓦：大家总会问，阿尔勒摄影节想在众多的摄影作品中寻找什么?我们找的就是一种冲击力、一种惊喜。这同时意味着新的摄影语言和创作手法——在我所熟悉的准则之外所诞生的新的手法，而不是依然如故的那些东西。摄影能令人持续保有新鲜感，也是因为作为艺术形式它很年轻，只有170多年，其自身总在不停地更新，因此有未知的活力。我并不知道明天看到的作品可否称得上是好作品，也不喜欢提前知道自己会看到什么，我更愿意保持一种未知的体验。很幸运，在30多年与摄影师一同工作的经历中，我数次体验了这种“惊喜”的体验：我是第一个为南·戈尔丁(NanGoldin)策展的人，还有安妮·莱波维兹(AnnieLeibovitz)、马丁·帕尔(MartinParr)，以及在中国平遥摄影节和北京大山子刚起步时发掘的中国摄影家们，他们都曾带给我这种惊喜。

　　三联生活周刊：介绍中说，“发现奖”将授予“摄影家或利用摄影媒介的艺术家”。如何区分这样两种艺术家?

　　弗朗索瓦：之前人们总问我为何不同时做摄影作品和影像作品，原因是，我认为好的摄影家和好的影像艺术家不可能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实现，就算有人认为这有可能，我仍坚持认为那是一种假象。真正的摄影师只专注于摄影，好的行为艺术家(PerformanceArt)也是如此。即便时有行为艺术家利用摄影来表现作品，效果也是不尽如人意。摄影市场非常多金，因此很多人想通过这个市场来赚钱，他们什么都做一点，人人都是摄影家，而且自我感觉都不错。但事实上，这两者不大可能同时都做好。如今在艺术市场上将两者混同的现象非常严重，对摄影艺术知之甚少的画廊主频频涉足摄影题材，经营一些利用摄影媒介的艺术家，但是实际上他们经营的质量很低。当代摄影大师比如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AndreasGursky)、辛迪·谢尔曼(CindySherman)、杉本博司，他们都只专注于摄影这一个领域，而他们作品的价位在当代摄影作品中才是最高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发掘一些艺术家，现在他们已被视为大师。你是如何工作的?

　　弗朗索瓦：我一般不谈论“大师”这类词，但我关注的艺术家一定是充满创造力的，要有变革意识。我不是收藏家，我不需要收集已经重要的或是会增值的作品。相反我持续做的一件事就是在不同国家见不同的摄影师，在相异的语境中了解他们和他们的作品，这或许可以算是我的收藏。

　　在很多人看来，艺术家更多是被边缘化的人群，但在我看来，他们处于社会的中心。我到纽约，也去乌兹别克斯坦、秘鲁等风貌迥异的地方，通过和艺术家的直接接触而快速接近他们背后的文化和社会现状。艺术家就像是海绵，或是捕捉器，他们通过超人的敏感捕捉文化和社会施加与人的影响，随后将这种感受整合外现为作品。这种作品本身是非常私人的，连同艺术家这个人以及他的外在世界。以上所说的就是我感兴趣的摄影艺术——摄影师如何将自我生存的现实和他背后的大文化叠合。我出生于戏剧世家，要知道戏剧演出每晚都不同，但总有那么一晚是最完美的，你一定会感受到那一晚的不同。这与我接触艺术家时的情况相似，在我与他们的接触中也总有那么一个时刻是特别的，那一刻十分珍贵，那并不代表一定会有一件伟大得足以陈列在博物馆中的作品恰在彼时诞生，吸引我的是这一刻的脆弱——艺术家正在将自身和外在世界用新的摄影语言结合形成作品。那时那刻，你无法断定他们就是大师，他们是充满困惑的人而已。

　　三联生活周刊：能回忆一下你经历过的某个“特别的一刻”吗?

　　弗朗索瓦：比如南·戈尔丁。1986年我到纽约，朋友推荐这个女孩，说她有些新鲜的玩意儿，现场配乐播放照片幻灯。我去展厅找她，里面烟雾弥漫，挤满了人，当时她放的还是那种塑料幻灯片，照片拍的都是她在纽约的生活，包括性爱、药物、男友等等，她自己根据音乐的节奏控制着卡盘。幻灯特别长，花了一个半小时才放完，这种形式在当时是相当前卫新鲜的。南所选的作品里面包括不成功的废片，但丝毫不影响效果，整个过程以及现场营造的气氛真是棒极了，令人前所未有地激动。当时我为阿尔勒摄影节工作，第二天我就邀她到阿尔勒去，她马上说：啊，凡高的城市。我告诉她，那里有可容纳2000人的古罗马时代露天剧场来展示她的作品，只是一个半小时有点太长，要缩短到45分钟才行。至于选什么样的照片，即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完全由她来决定。最终南在阿尔勒的亮相取得了巨大成功。

　　不出四五年，各画廊开始关注摄影艺术市场，自那时起，辛迪·谢尔曼的作品便卖到了100万美元。南·戈尔丁的名气吸引了画商，巴黎大画廊主朗贝尔(YvonLambert)找到她，说服她签约，要求是做出像辛迪那样的大幅作品，那样就能卖到好价钱。南正需要钱，同意了，但她对我说这不是她喜欢的。从她同意的那刻起，她变成了商品，一个我不认识的别的什么南·戈尔丁。六七年前，巴黎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为她举办过一次个展，展厅四处挂满大幅作品，只有一间小屋子里在播放幻灯，不了解她的观众根本无法感受到艺术家的原始创作冲动是什么样子。2009年，我将南再次邀回阿尔勒，在现场乐队伴奏下，她重新以她的幻灯方式展示作品，真正的南·戈尔丁回来了。我想说的是，商业创作会毁掉一个艺术家，即使是南·戈尔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