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博客“理论车间”

在我们的这个后共产主义世界里正在发生什么？除了后冷战、后革命、后殖民、后意识形态和后现代之外？

Groys的看法印证了我以前一直持有的看法：对于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后共产主义世界，从灰色、单调和压抑的共产主义世界到自由民主的市场经济世界，是一种倒退（《艺术权力》，153）；我们本来是没有身份的，现在，我们被跨国资本和美国大学系统要求强拿出我们自己的身份来，如果拿不出，那么，它们就让文化研究来给我们编出一个。在一些基督教邪教组织里，如果修炼到很远的未来，回不到当前来了，他们就去圭亚那或什么上帝神秘之地集体自杀。但是，我们中国人从普遍政治的高地被活生生拖回到了这个具有异质的文化身份的自由主义世界，我们怎么办？当代西方的的绝对趣味是：异质、多样和差异，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世界是普遍、一致，uncool， 不够娱乐，不够景观，缺乏诱惑。我们中国人是学习、跟进和练习变态。我们的1985年以来的艺术，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个矫情的过程，中间也像煞有介事的有很多反抗和起义，回忆起来大家还很觉得自己很是英勇呢。

激进政治和激进艺术在审美上讲，是如巴尔特说，达到了零度，也就是说一点不玩差异和多样性，原味，不加冰。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时代连先锋也会落伍的原因。在中国和苏联，我们知道，“先锋”原来是个不大优雅的词，指的是走在队伍最前列的人，是突破小分队，是想要入党的人做的事儿，是近几年，我们取了欧美人的意思，把“先锋”理解成先锋主义。但即使是欧美人说的这种“先锋”，其意思也是：在审美和感性上偏重政治，而不是关注商业市场。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甚至都不能容忍包豪斯了。而所有的乌托邦式、激起的趣味，都偏向禁欲、一致、单调、灰暗而且没劲。而只有激进政治才是真正普遍、真正民主的。所以，激进政治反而显得很精英和或很排外。革命一开始，苏联的一些美术馆像今天在埃及那样受到冲击，党政府决定保护古典作品，先锋艺术家马尔维奇马上站出来说不用，理由是，哪怕是人民只能像回忆希腊已失传的绘画那样回忆鲁宾斯的作品的风格了，也比到美术馆盯着它，被它的真的representation作弄，要来得好，还不占地方。但斯大林还是一定要装得爱好古典艺术，硬的要去保护。所以，激进政治和激进艺术并不是将我们从一个封闭的共同体带进一个开放社会和开放的市场，而是相反，它将我们从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带进一个基于共同的投身的封闭的共同体内。

总之，1989年之后，这个后共产主义主体是从未来退回到了过去。对于一个到西方去的中国人，这对于个年青主体来讲，几乎是僵尸还魂那样的感觉。“倒带”的感觉，是无法用后冷战和后革命这样的概念说清楚的。而我们的过去，根本也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西方的。被脱去了当前，也被剥夺了过去，那么，我们的未来还剩什么？马克思主义也弃我们而去，回到了西方！我们原来以为自己是一个像沃霍尔做的那个可乐瓶，还以为自己虽是可乐罐，但毕竟是一个大师用心过的东西，现在，我们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体硬是被放到了超市的货架上，与别的可乐瓶没有任何区别了，这就是我们的感觉！

所以，在与霍米巴巴和恰克巴蒂这样的后殖民思想家的交流中，我们中国人和前苏联人必须先认识到这样一条界线：激进政治是在审美趣味上走普遍，想要达到多样性的零度，而自由主义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政治，更偏好多样性/差异、开放和异质性。今天，后现代趣味仍是统领一切。激进政治和激进艺术根本不可能被大众接受，因为它们是与大众趣味严重冲突的。但也许我们正在进入诸众时代。一种与激进政治和激进艺术合拍的新感性，说不定正在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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