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口口声声“当代”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理解了“当代”，而是指我们很清楚那些是“非当代”，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们对大部分社会文化事物的不满。这种不满的产生是源于我们对艺术史的认识，尤其是对那些勇于打破陈规的先驱者们的尊敬。不是很了解这一点的人，习惯于将这种由尊敬引发的行为称之为“理想”，而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艺术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博尔赫斯书店，或者说在它的名义下建立的当代艺术机构，不可避免地要被纳入当今的充满时尚意味的艺术生态范畴。但是，长达十七年的历史以及它没有充分地展示它的效能的现状，又使这种归纳显得不很恰当。2004年，我们为它的十周岁打出了一个口号：以时间反对时尚。这个像是文字游戏的口号表明了一种不合流的态度，同时也暗指我们的行动是源自某些相当个人的精神资源：博尔赫斯的“一个人留下的是他的形象”、罗伯-格里耶的“真正的文学只为少数人开放”和午夜出版社的“不服从”。后者，在上世纪40年代抵抗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在整个现代文学运动中扮演的孤独者角色，对我们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汇总了我们对当代的所有认识，从哲学观念直到文学技巧，最终引出一个基本问题：艺术是什么？

所以，使博尔赫斯书店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并非个人意志（尽管个人意志能起到控制局面的作用），而是因为有了午夜出版社这样的精神参照。坦率地说，成为一个当代思想的传声筒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个人意志加上一定的经济保障就可以了。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能够让自身的每一个举动都不偏离当代范畴，同时还能丰富我们对当代的认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当代”一词成为了一个挡箭牌或通行证的时候，我们对于自身的行动就愈发谨慎了，而中国的文化根基或土壤往往使得这种谨慎变成了踌躇不前。

2007年9月，博尔赫斯书店当代艺术机构在新址开放，巴黎的杨诘苍夫妇托人带了一瓶香槟和一张字条，字条上“当代艺术”被写成“当代意识”——这是一个不错的转换：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来说，也许宽泛的“意识”比具体的“艺术”行为更重要。

在“当代意识”的驱动下，阅读行为将不再是为了精神上的满足，而应当是激活创造力；对于哲学的思考将专注于德勒兹的概念的创制，而不是回答“世界是什么？”；文学，它将一直处在意识的层面，同时也被归为一种艺术活动；艺术的各种界限将被打破，它所创造的价值不同于其他新事物的价值，每一次，它都重新回到意识状态，或最终表现出对于回答“艺术是什么”的热情。

我们能为当代——在意识的范畴内就不止是当代艺术——所做的就是对一个已经注满了液体的瓶子加以重新观察。我们不可以再往里面加东西，也不想倒掉里面的东西；我们只能先了解这是一些什么东西，分析其中的各种成分；接着，我们要对它进行描述。假如我们不慎打碎了这个瓶子，我们也不要可惜它，我们可以重新找到一个瓶子，并着手考虑注入之物，究竟注满它还是留有余地。

因此，必须说明一点：中国当代艺术的外部环境并不是我们工作的理由或基点。与其说我们也在尝试一种可以被归类的形式，不如说我们更偏重于实践这一形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交流”变得不切实际，徒有其表，而“合作”却在不断地扩大我们的视野，改进我们的认识。2007年和2008年，我们与让-菲利普·图森的合作就体现出这种合作的意义。从他的一系列举动中，我们不光看到了文本如何成为视觉，我们还掌握了解析这种文学和视觉的方法。就我个人来说，我对于罗伯-格里耶的近乎绝对的忠诚，不仅没有引起曾经试图摆脱“新小说”阵营的图森的反感，反而促使了他更多地考虑重新将罗伯-格里耶作为精神遗产，换句话说，他谈论罗伯-格里耶比过去更多了。而且，就在罗伯-格里耶逝世消息传出的那一刻，图森想到了“在时间的某个点上，我们相会了”。罗伯-格里耶的精神作用于我们的时候，既免使我们陷入现实主义的泥潭，又时刻提醒我们不能走向虚无。当罗伯-格里耶重复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是我”，并说出所有的“是我”时，我们试着也这么去看我们的机构、我们的工作。因此，当我说“博尔赫斯书店是我的一件作品”时，我并不是想把它归到我的名义之下，独享它的“荣誉”。说到底，每一次，每个人，都应当说“是我”，这是与现实主义情结的斗争。


我没有想过对抗谁，如果说对抗学院，那这个目标太小了。
——博尔赫斯书店艺术机构创始人陈侗访谈
受访者：陈 侗
采访者：吴建儒

吴：请谈谈博尔赫斯机构的具体定位？

陈：博尔赫斯机构首先是一个非盈利的服务性艺术机构，一方面为本地的艺术家及爱好者提供一个交流、创作的平台，另一方面也服务于需要帮助的艺术家和创作者，我们尽可能提供一个好的环境给他们。我愿意把博尔赫斯机构定义为带有学术研究性质的艺术机构，而不是单纯的展览空间。

吴：博尔赫斯的活动有一个主要的线索吗？例如每年有计划的推出几个艺术家，做几场讲座等等。

陈：博尔赫斯主要做当代艺术和文学的推广，从类型上来说就是通过出版、讲座和展览等活动来展开。展览方面没有一个刻意的计划，像刚刚结束的丹的展览，起源是北京的箭厂空间有一个项目需要找一些赞助，我同意负担其中一位艺术家，条件是让他在广州也实施一些作品。我选了罗马尼亚艺术家丹·皮乔沃维奇。其实我没见过丹本人甚至他的作品，我听完介绍之后就说那就丹吧，见了丹之后我们马上开始着手展览的事情了，这一次算是我很主动邀请的一个展览。其实不少展览是朋友介绍过来的，还有的活动是从出版那边延伸出来的，比如去年4月我们做了图森的展览。

吴：我注意到博尔赫斯机构每年大概也只做三、四个活动，也没有明显的要推出年轻的艺术家，作为一个服务性的非营利艺术平台，你是怎么选择艺术家在你们空间做展览的？

陈：现在国内的年轻艺术家我看得不是很准，之前做过邓猗夫，迟点打算做蒋志“0.7%的盐”，后者不是我们的原创，只是把展览拿过来就是了。我也没有很刻意认为有责任去推广年轻艺术家，在广州推荐广州艺术家当然会给年轻人很大的鼓励，但有时候大家对本地的艺术家都已经很熟悉了，从展览中学不到很多新的知识，如果把外地好的艺术家介绍过来能有更大的启发的话，我宁愿选择外地的艺术家。

吴：从1993年博尔赫斯书店的成立到现在艺术机构的运行，一方面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坚持和独立的态度，另一方面，提起博尔赫斯机构和书店很容易让人想到这是一种陈侗式的节奏和判断标准，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陈：坚持是很容易的，坚持就坚持了，放弃反而很难。就一个空间的建设而言，如果现在放弃了，当初为什么要成立呢？一件事情不坚持的话，前面的都白费了，无论当时产生了多少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只要是非人为因素的影响如地震、战争等，都不会放弃，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追求什么，而在于看准了之后怎么做，怎么坚持，这样给后人就会有影响。比方说我们做法国新小说的出版，从90年代到现在，我可以说在亚洲区做到最全了，这个过程是慢慢完善的，不可能一步到位。现在整个空间的运作是用我的作品销售所得在支持，我有合伙人和各方面的助手，我希望大家都能热爱自己的工作，并从工作中学习到在别的地方学不到的东西。我希望用文学的方式做艺术，用艺术的方式做文学。

吴：可以具体谈谈“用文学的方式做艺术，用艺术的方式做文学”吗？

陈：在文学出版方面，我选择的都是法国新小说，因为它和视觉有密切的关系。有很多人不习惯读新小说，觉得它缺乏传统小说的亲和力。新小说很强调画面，或者说形式层面的东西。比如在罗伯-格里耶的小说里面会有很长的数字，这是在传统的小说里面没有的，如同我们在看电视屏幕中睡觉的人，几秒钟还好，如果这个画面持续几分钟，那观众就会觉得浪费时间。再例如我们读图森的小说，虽然是一直往下看，却没有情节上的转折，感觉是句子往前走，事情却没动。传统的文学就像坐火车，看到的是一个个场景，车却一直往前走，但有时候看图森的小说就像是火车在走，可是看到的场景却是一样的。我们曾经协助图森拍电影，还在空间做了一次展览和讲座。图森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他自己主动的把他的作品视觉化了，他来中国把小说一部分拍成同名影片《逃跑》。他曾经提到：“相比字词我更喜欢光”，在我们协助他拍电影的时候，他有很多特殊要求，比如需要主体很亮，背景很黑，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包括用手电筒照明。现在机构外墙上挂着的霓虹灯也是他的作品，选择霓虹灯作为材料不是因为他赶时髦，而是他觉得这个材料符合对光的需要。罗伯-格里耶和杜拉斯也是电影导演，罗伯-格里耶认为有志于研究人类思维的人应该既拍电影也写小说。

吴：那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做艺术？

陈：说起来和个人经历有关，我小时候就爱画连环画，爱看电影，所以我是个叙事型的人。我不喜欢平时那种纯视觉的展览，看看就走人，收益在哪？我还想耽误一下观众的时间，希望作品具有可读性。比如我为邓猗夫的画写了一篇长长的文章叫《邓猗夫为周正龙辩护》，用了一种语言学的方式把观众带入对画的理解中。这样一个展览就出现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邓猗夫的画，一个是我的文章，我在邓猗夫之外又建立了一个作品。活动中构建的是一个新的整体，而且里面没有多余的东西，例如图森的《书》展览开幕的时候有个讲话，那是一种仪式，我也在他的讲话里面获得知识，并不是他平时讲话的重复。所有的行为都不需要表面的东西，我们必须在里面获得启示。

吴：这样看起来，博尔赫斯机构的活动你的介入程度都很大。你和艺术家或者作家之间的关系有点像合作者，而不是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关系。你提到博尔赫斯机构和书店都是靠自己作品销售来维持，并不在这行为中获得经济的回报，博尔赫斯书店像是你的作品，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陈：要说它是一件作品也行，说不是作品也可以，外界的议论说明现在大家对“作品”的概念在理解上还是有问题的。书店每年都是赔本的，这本身就是一个违背经营常识的事情，如果它不是一件作品，那它是什么呢？作为作品，它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宣示，告诉人们一些事情是可以坚持的。

吴：博尔赫斯书店也是一个精神场所，广东帮当代艺术家和学生都常常聚集在这里，这是否是你抵抗学院体制或市场趣味的一种方式呢？

陈：我没有想过对抗谁，如果说对抗学院，那这个目标太小了。学院一直缺少真正的学术性，这是它必须检讨的地方。我们所做的事情，说是对学院的帮助可能比较贴切。至于市场趣味，我个人更愿意研究它，就像我愿意研究以前的现实主义艺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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