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帝国》的思考
来源：artforum
文/ 奥奎•恩威佐 | Okwui Enwezor, 译/ 王丹华

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专制独裁，它们按照各自的规则自行运作，由政治和社会暴力的极端结构组成。其中，最可怕的当属那些不受国家疆界限制的专制，因为它们主要由全球的资本主义组成，全球化是其源头所在，所以，它们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模式，超越了旧有的领土限制。2000年，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书《帝国》首次为这种虚构性的非领土化规则和独裁权力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解读。作者的目标是揭开其本质。《帝国》面世于21世纪初，动荡的二十世纪已经结束，最后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苏联也已解体，这本书在对专制统治的余波的思考与反省上，具有别样的意义。


 

托马斯•赫史霍恩、《Flugplatz Welt/世界机场》、1999、综合媒介。装置现场、Renaissance Society、芝加哥、2000。
 
对于哈特和奈格里而言，帝国是相对温和的独裁国家，它从根本上改写了君主统治权。作者认为，苏联帝国的解体，可以说是旧式欧洲帝国主义的终结，其集权化的权力和高度的殖民主义是经常用来对付主权领土的手段。它一失败后，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就冒了出来。这种新的世界秩序，通过与全球化的联系，为一个巨大无比的统治权打开了一条路，这种统治权是无形的，对当代生活的很多领域进行极权化统治。这种专制化是一种以法律条文、民主、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法律上的抽象化。它的核心内容是资本的集权机械化，且无处不在。如哈特与奈格里所描述的那样，这种主权是一个大怪物，在此，经济、政治和文化日益相互交错，彼此推动。在宣言式的文字中，二人描绘了这种多变的体制在现代主体和社会成型中所产生的影响：
“与帝国主义不一样的是，帝国并没有建立任何权力上的领土中心，也并不依靠固定的疆界。它是一个非中心化非领土化的组织，将全球的整个领域都容纳到开放而扩张的前沿。帝国通过整合控制权网络，将多重的身份、灵活变通的等级制度、多向的交换进行掌控。”
从哈特和奈格里推论出来的前提和具体的艺术作品之间直接的联系上讲，这种对于当代艺术创作的看法所产生的效果很难去从数量上确定。不过，很清楚的事实是，这十年间早些时候，艺术团体的激增，作者理论化的残余很快被吸收进入了无数的反创作中。在我看来，个人如山姆•杜兰特（Sam Durant）, 托马斯•赫史霍恩（Thomas Hirschhorn）, 阿尔弗莱多•贾尔（Alfredo Jarr）, Multiplicity, Raqs Media团体的努力，人们会认为他们对于《帝国》中全球化无处不在的批评表示支持。例如，赫史霍恩90年代末期开始做的项目，比如《Flugplatz Welt/世界机场》，1999，《斯宾诺莎纪念碑》（Spinoza Monument，阿姆斯特丹)，1999，《德勒兹纪念碑》（Deleuze Monument，Avignon, 法国)，2000；《巴塔伊纪念碑》（Bataille Monument，卡塞尔），2002；福柯（24H Foucault，巴黎东京宫），2004，都是哈特和奈格里写作中所举出的例证。巨大的装置《Flugplatz Welt》最早出现在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上，第二天年在芝加哥的Renaissance Society展出：图片，书，物体以一种故意为之的非组织化、非美观化的方式被放在一起，艺术家的这种创作方式，指向的是一种真正的审美性的崩溃。
 

Raqs Media团体、临时自动的Sarai、2003、多功能结构、条板箱、计算机、投影仪、纸张、声音、人。装置现场、沃克艺术中心、明尼阿波利斯。

而他的纪念碑作品，则与《Flugplatz Welt》形成了严肃的对比，为分析性的想法构建可能性，在未检阅过的权利和统治体系中想象出一条出路。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希望我的作品不仅使人最先想到艺术，而是想到一些与其他作品和生命经验有关的东西。试验室、仓库、工作室空间，我希望在作品中运用这些形式，为这场运动和无休止的思考腾出地方，为对运动的思考留出时间。”他的每个纪念碑都是献给一名哲学家，一阵见血的分析体现了哈特和奈格里所揭示的历史综合性的野心，以及他与《帝国》作者之间在哲学性上的突出关联。
其他的艺术家，Raqs Media团体，也用作品进行了具体性的讨论，通过艺术家知识分子，作品产生出思考性的方式，这样的创作更多针对是伦理性的参与，而非任何美学领域的介入。这一团体分析性的构建通过调查、写作、策展、编辑、摄影和纪录片拍摄的过程形成，对于平凡性进行了审视。这种方式下的艺术更为发散，更为普通化。例如，与北新德里发展社会研究中心为基础的媒体研究实践计划一道，Raqs组织了一系列的调查问卷活动，对于公开思想、自由传播的问题进行询问，阐释了围绕全球平民百姓定义的模式，支持一个可以分享的政体，围绕着将每种想法缩减为商品化身份展开。


在策展实践的语境中，《帝国》也被赋予极大的关注。由于它对反帝国模式采取了强有力的维护态度。这种策展的态度明显表现在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弗朗西斯科•伯纳米（Francesco Bonami）的策展方案上。对我自己的工作，《帝国》具有别样的共鸣：1981年10月25日，我接到了令人不安而又振奋的消息，担任11届文献展的艺术总监。于我而言，这种大型展的某些事物在新的到来之前行将逝去。文献展是文化控制的帝国政体集合中心。它由一种文化统治权构成，对于混杂的文化身份、变通的等级制度、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多向的交流几乎并不容纳，它属于一种排他性的政治和旧有的美学判断所控制的体系。在文献展的策划上，我认为的严肃的策展项目，要证明的是当代艺术实践的非中心化、非领域化、分离性的逻辑，双年展的评委成员们都接受了围绕这种必要性的建议。这届文献展不仅在一个文化活动的范畴内运行，为了能与别处、未完成的、行将出现的议题举行对话，它超越了常规之地。接着，与我的同事卡罗斯•巴斯瓦多（Carlos Basualdo）, 乌塔•梅塔•保尔（Ute Meta Bauer）, 苏珊•盖兹（Susanne Ghez）, 萨拉•玛哈拉吉（Sarat Maharaj）, 马克•奈什（Mark Nash）, 奥克塔维奥•扎亚（Octavio Zaya）共同商议后，这场文献展不仅扩大了展览框架的临时性，同时，通过在柏林、Lagos、新德里、圣露西亚、维也纳、卡塞尔举行座谈会，扩大了外围的空间和文化语境。当然，这些想法在《帝国》出版前已经成型，但是，这本书的议论性分析很快呼应了我们的想法。事实上，哈特和奈格里都在维也纳参加了项目的首轮讨论“未实现的民主”。（当时只有哈特真正在场，奈格里还在意大利监狱中，所以通过卫星连线得以参加）。
如今，回想起一场打破领土性的文献展，愈加感觉到《帝国》批评性的敏锐度占据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应该更近距离地去思考它问世前后的语境。八十年代多元文化战争已经清楚表明，旧有的自主权也会面临挑战。对美国单方权力的抗拒已经从西雅图到布拉格到日内瓦的街头爆发，席卷前殖民地国家的运动呼吁争取被忽略的权利，艺术领域中，反政治以非学院化展览模式的形式出现。这本书对于全球化的观点既集中又全面，毫不留情地预料到了现代化的伤疤，它们在一场场解殖民化的运动和后世界大战的全球的解放战争中已经被耗尽。也给这个新时代的暴乱提供了有理有据的观点。
如果《帝国》十年前所想象出的全球领域包括为反抗全球化的帝国特权提供了一个评论性的理想模式，从那时起，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对权力的滥用、酷刑、生态灾难、社会不平等、经济在乃，都在文化上留下了可怕的印迹，因此也要求对多元化重新定位。联系到今日世界上林林总总的大事，《Commonwealth》忧伤的调子多少是一种惊奇。但从很多方面讲，这种调子似乎在它的实用主义性质上，非常具有策略性，就像目前美国总统和他的政权一样。放眼到艺术前沿，也弥漫着一种忧伤的气氛，部分是因为震惊，部分是由于无法看清事实。对于过渡期，我的看法是，也许它会滋生出对艺术实践更彻底的质疑，这种质疑可能不久就会出现。

奥奎•恩威佐 (Okwui Enwezor)为纽约策展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