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与定位

自1994年以来，通过十年的累积与发展，上海双年展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展示平台，被国际艺术界公认为亚洲极为重要的双年展。
过去十年中，上海双年展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发展格局与文化定位。从第一届“开放的空间”到第二届“融合与拓展”，双年展积极思考和建构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动态特征和开放格局；第三届“海上•上海——一种特殊的现代性”在全球与地域之间探讨上海城市发展的现代性与文化的现代性；第四届“都市营造”则以建筑为支点，探讨艺术的公共形式与社会功能，进一步致力为上海当代都市空间的建构与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提供具有建设性的参照。第五届“影像生存”致力于探讨可视世界的制像技术，呈现影像的历史及其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影响，致力于在人文关怀中思考技术的发展，在技术发展中深化人文的关怀。
通过这五届的努力，上海双年展不但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展览，而且成功地进入了国际艺术大展的序列之中；不但打造起了一座国内外艺术交流和展示的平台，而且以视觉艺术的形式在实验文化与公众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更加重要的是，双年展依托着上海独特的历史文化记忆，坚持从中国经验出发，以当代都市文化建设为本位，积极调动中国的文化资源和艺术媒体发展的最新成果，以自身视野思考世界艺术文化问题，从而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起了自身特有的风格和模式。
2006年第六届上海双年展在历届双年展积累的经验基础上，将继续坚持立足本土经验，面向全球境域的文化姿态，坚持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构想，以“超设计”（Hyper Design）为主题概念，针对设计这一当代视觉文化的重要元素，探索设计作为美学形式、生活方式与社会历史模式的复杂、交错的内涵，旨在突显当代艺术对功能性对象与美学对象、造物术与乌托邦之关系的深入思考。这种艺术理念不仅延伸了2002年“都市营造”和2004年“影像生存”的主题，而且更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双年展所构筑的都市人文视野，充分展现出上海作为中国和世界之交往平台的文化品格。
同时，2006上海双年展也将对当前国际文化、艺术思潮进行严肃而深入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种种系统重组、文化杂糅的学说盛行一时，跨文化的转义、挪用现象比比皆是。然而，挪用与移植的观念总是与局部的、自我参照的艺术史话语联系在一起，认同与差异的讨论也总是以一种狭隘的总体论为前提。在全球化时代，这种艺术观念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它以跨语境的文化转义作为再生产的方式，将增殖当作建构，并没有真正解决艺术史的自我参照问题，只是预示了以犹太教和基督教哲学体系的线性历史走到了尽头。尽管种种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超前卫主义（Trans-avanguardia）和挪用主义（Appropriationism）的态度似乎仍在建构着种种新的前卫方式，但它们同样宣告了前卫主义的终结。
第六届上海双年展正是这一文化语境中，循着上海双年展自身的发展线索，面对国际艺术的文化逻辑，以“超设计”为主题方向，提出了具有国际针对性的文化命题，确立了具有自我文化特征的学术定位。

主题“超设计”

设计，是指在做某一工作之前，根据一定的目的和要求，预先制定目标蓝图。今天，我们生活在设计无处不在的时代，无论是社会、生活和艺术，无不与设计息息相关。设计往往被与功能化和实用主义联系在一起，因而它本身存在着某种局限性。以设计为题，旨在打破现行理论话语所构筑的艺术和实用之间的过于简单的对立关系。“超设计”不是对艺术中设计身份的相对简单的运用，而是对艺术与设计的传统定义提出一定的置疑，重新阐释其深刻内涵。这种对艺术界限的重新划分和再编织的方法，对艺术与设计、创作与工业、生活与生产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全面的反思，其目的并非再现最初的混乱状态，而是力图重新恢复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关联，焕发出其能量与活力。
在古希腊语中，“超”（Hyper）有“超出、超越、在……之上”之意。“超设计”反映了我们时代共同的美学目标，艺术家希望探讨的是一种凌驾“设计之上”的艺术，以及“以设计作为材料”进行观念创作的艺术。也就是说，“超设计”一方面是对原来狭隘的设计定义的突破，使设计从原来产品设计的范畴中解放出来——设计不止是一种功能性对象与美学对象的“前制造”行为，它还成为了一种指认和编织现实的姿态；另一方面，设计也从单一的对象领域中扩展开来——设计，除了产品设计和艺术设计之外，还包括日常生活设计以及社会设计。
2006上海双年展将从以下三个层面发掘出“超设计”的内涵：艺术设计、日常生活设计、社会设计。艺术设计包括各种各样的艺术生产形式，它们的设计和生产过程都包含着艺术家的观念和审美意志。日常生活设计是每个个体对自己的生活规划，正是由于这种规划日常生活才得以摆脱制度化的、功能主义的律令。社会设计指的是古今中外社会理想家们不断对社会进行观念性构想和规划，试图以其设计使社会变成一个运作良好、协调一致的有机整体，它能充分实现整一的社会理想。在社会设计者的眼中，社会正是因为它的和谐性、有机性和高效性才表现出一种审美品质。
设计，它不仅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创造出一种功能性对象，更重要的是，它还贯穿着美学意志，包含着艺术价值；设计不仅仅是创造出一个作品，它还指向一系列生活方式、社会理想和历史计划。在这个意义上，设计走向了“超设计”。
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是一座设计之城。设计这一最贴近日常生活的创造形式将我们引向生活美学、技术美学和社会美学的思考。设计在不断地自我超越， “超设计”既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也是这个时代的推动者。“超设计”是一种反设计和再设计，是对原有设计概念的反思，是对功利主义设计的反讽和批判。“超设计”以“超怀疑”为前提，这就意味着通过对现实世界中某些虚构部分甚至现实经验的质疑，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展望，而人生和生活方式首先强调的就是存疑与共生。“超设计”源自人自身的艺术意志，“超”既是一种超越，又是一种回归，是人的自由的实践方式，正是在这种“超设计”中，每个人的审美意愿和生存理想得以充分展现。
“超设计”作为2006年上海双年展的主题，也试图从地缘、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和当代美学的四个领域诠释当代艺术。正是借助“超设计”这个视角，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策略与艺术家的鲜明个性，在交互文化语境中得到明确的表达。从这一思考出发，提出“超设计”的主题还旨在强调当代艺术的社会学意义，针对国家与帝国、民族与身份、融合与抵抗、自我与他者、流动性与混杂性等当代文化问题，来思考2006年上海双年展的基本架构和中国当代文化的走向，以新的文化视点来审视当代艺术的行动潜力，从不同的地缘政治和文化空间中建构新艺术发展的可能性。

展览构架

2006上海双年展将以“超设计”为主题概念，从中发展出以下三个学术议题，形成双年展的整体学术构架：

一、设计与想象：

设计的艺术价值不仅仅停留于功能性对象，在现代艺术的谱系中，从曼• 雷和杜尚开始，经过波普艺术的发展，时至今日，艺术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一系列观念性设计的实践，思考当代设计中功能性的抽离。从这个视角出发，近一个世纪以来，艺术家们不断以全新的视野来解构和重构设计对象。
设计通常被视为功能性和实用性的，而实用性往往被认为扼制了想象。然而，设计中的想象正是在功能性的地平线上展开的，这种有限的想象、这种有条件的自由，其成就并非是克服功能性，而恰恰在于它对于实用性功能的满足。在设计中，创造力、想象力是以功能性为基础和条件的。这种对创造力、想象力的独特界定，这种“有限的想象”、“有条件的自由”，对于当代艺术的公共性与意义重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日常生活实践：

人们总是习惯于把艺术与日常生活实践区分开来，把艺术看作是日常生活之外的一个特殊领域，一个崇高的意义客体。事实上，日常生活不但为艺术想象提供了经验和土壤，而且为艺术创造提供了催化剂，更加重要的，它还是当代艺术的舞台和战场。对生活的设计是艺术的日常生活实践。它符合设计的本意，也承接了艺术的初衷。
但是，在这一单元，我们要追问的是：哪些价值隐藏在功能性的对象背后？我们如何重新建构这些对象的历史，并追本溯源，展望新的远景？如何通过日常生活的象征物重新建构一个新世界？这些追问无疑将激发艺术与日常事物的交汇。由此，我们将日常生活实践作为想象、发明、创造艺术品的动力和能量，既在日常与异常、日常与超日常中提出对现实经验的质疑，又把自己的生活设计成具有审美品质的作品，并在存疑和共生的日常实践中构筑社会生活的美学理想。

三、未来构建历史：

这个单元并不是为现在与历史划上一个句号，而是强调对于理想和乌托邦的经验和反思，并以未来学、社会学、考古学、人类学和谱系学的方法从未来视角回顾和反思作为未来历史的现在。这一单元将当代艺术的实验观念以及社会史的乌托邦理想结合在一起，探讨历史与未来观念的建构与演变过程。
人的生存方式书写了人文历史读本和知识消费的考古学，这种把今天作为历史的考古学，强调的是设计政治学和设计历史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说的“超设计”（艺术设计、日常生活设计、社会设计）本身也充满着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正是这个展览及其作品本身的开放性使未来充满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这种未来的可能性恰恰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它既反照着今天的现实，又建构着未来的历史。

从这三个议题出发，2006年上海双年展的“超设计”既是“超级设计”又是“超越设计”。它在文化姿态上强调“跨文化”、“跨学科”、“跨区域”的文化整合，在方法论上强调“日常实践”、“社会互动”的行动主义。“超设计”不仅开发视觉快感，而且开启批判反思。因此，“超设计”既是一种美学方式，也是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生存方式。

意义与方法

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使命仍是在精神上提升和纯化这个复杂而变化的世界。近半个世纪以来，当代艺术以其敏感尖锐的文化针对性，逐渐取代哲学的角色而成为人类生活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