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事件”——如何创造一个展览
序：折叠
来源：维罗尼卡blog
我是不久之前才知道德勒兹的“折叠”有中文版，是连同他写的《福科》一起出版，名字叫《褶子》，这时候我已经完成大部分对“折叠”一书的学习（当然这里十分主观，这如德勒兹所说：“你看我的书看不懂，重复再读几遍也依然不会理解。”）于是我十分欣喜的把中文版拿过来读，却遇见不少问题，当然先要肯定要把“折叠”翻译成《褶子》的确十分不容易，译者的工作十分值得尊重，但是我必须说作为一个中文母语的我，用法文读“折叠”要比用中文读《褶子》要轻松非常多顺利多！我在学习“折叠”之前花了大量时间做准备工作，对德勒兹我有“充分”的了解，“折叠”也不是第一本我学习的德学，而我的艺术史背景更让我对巴洛克毫不陌生，我重新回去读莱布尼茨……但我不敢想象如果我用中文读下《褶子》会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褶子》的阅读中产生了大量的“不愉快”、“拒绝”、“晦涩”与“模棱两可”，我确信译者们对用技巧性词汇的准确性与对概念的陈述性，但德学难翻译在德勒兹写作的风格。
看过德勒兹的讲座或者采访（如“人手一本”的“识字游戏”），都不难感觉到他说话与写作的风格几乎一致，清晰简单，主观“入侵”客观的“弱势（农夫式）语言”。他陈述与应用的语法都近乎“机械化”，而重点是他对“词”的创造与转换，让这些“词”在平淡无奇的句子中有极强的扩张感，你很难忽略其存在。他的“块茎”式思考系统的确比较复杂而且突变性很强，跨越性很高，通常一章看下来你不得不认识多几个科学家，作家，哲学家，心理学家或者艺术家。但是，他的几乎所有的作品，甚至与瓜塔里合著的那些，都在尝试传递一个“如何观察”的信息，最明显的当然是“何谓哲学”，以及“对话”，“为了说话”与“临界与临床”。他的作品除了在说明他的核心思考体系：“如何一个自由意志能存在与因果控制性物质网络，并且作用”外，还在说明如何在“复杂化-混乱化”的混乱之中“创造”与“表达”。
“表达”实在是个棘手的问题，写作是表达，表演是表达，做艺术品是表达，呈现展览是表达，哲学与科学同样需要表达。我想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把“表达”与“交流”完美区分。为了区分“表达”与“交流”，这里就出现了这个核心问题：何谓“他人”。
“COGITO”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在整个哲学史中都被大师们各自解释，这5个字每个字都可以出本字典，德在“何谓哲学”中，同样论证“我思”的客体是“他人”，是“可能性”（包括了“思”这个行为的可能性），是我“在”这个行为的“必要条件”。
为了这个论证，德勒兹贯彻了他一生，几乎他所有作品都是在“思考”“他人”。从修莫，斯宾诺莎，尼采，康德，卡夫卡，培根，普鲁斯特，贝格尔森到莱布尼茨…之中还有无数XX家。他几乎赋予了“评论”“意见”“读后感”“复述”“翻译”等等词汇新的意义——创造性。创造性是“个性”，是“个体化”，是“区别”。而“我思故我在”则被德勒兹解读为：“我思考，思考“他人”与“可能性”，在思考“他人”中找到“创造”的“可能性”，我创造，我“区别”与“他人”，“我”“存在”。”
何谓“事件”，是我在策划展览过程中一个自己十分重视的课题。在“折叠”这本书中间有这一章节，中文版本翻译为《什么是事变》，原词是“événement”，我十分不明白这里译者选用“事变”一词的必要性，“事变”一词十分历史性与技巧性，一个“被压死的男人”并不是一个“事变”，因为“事变”有其“上下文”，先有“事情”，然后会有“事变”，“事变”一词十分让人堕入其“必然性”与“偶然性”，而这根本不是德勒兹在讲的，如金字塔的存在，他昨天的存在与今天的存在，是十分平常的“事件”，如今天晚上有演唱会，同样是十分平常的“事件”，而不是“罕见”的“事变”。我们每天时刻都有“事件”在发生，而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觉察到一个“事件”正在成为“事件”，这些“潜在性”如何成为“现在性”，“单子”如何形成一个“世界”，“事变”一词要比“事件”一词狭隘许多，完全体现不出“单子”世界的普遍性。
我同时对“折叠”翻译为“褶子”也同样存在十分大的意见。译者自己都译了“（LE PLI）无处不在。”选用“褶子”一词，下一个问题就必须是“什么是一个褶子？”，德勒兹千辛万苦避开莱布尼茨留下的“尴尬”——“什么是单子（MONADE）？”所以选用了一个普遍存在（无处不在）的概念“折叠”（详见《识字游戏》），为的就是要表达概念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创造这个概念的意义。单子论中大费周折表述“单子”，为的根本不是在告诉我们“构成世界的物质是什么”，而是在告诉我们“这样去观察世界的意义”。德的“折叠”同样是在阐述“如何去观察混沌，如何在混沌中创造，如何在混沌中表达”——创造性行为的诞生过程。——如何能更有意义的去创造“世界”。译者的“褶子”实在十分狭隘。
思考“他人”与“可能性”是一个事件。策划一个展览同样是一个事件。我的问题是：如何创造一个展览。
序：折叠
来源：维罗尼卡blog
我是不久之前才知道德勒兹的“折叠”有中文版，是连同他写的《福科》一起出版，名字叫《褶子》，这时候我已经完成大部分对“折叠”一书的学习（当然这里十分主观，这如德勒兹所说：“你看我的书看不懂，重复再读几遍也依然不会理解。”）于是我十分欣喜的把中文版拿过来读，却遇见不少问题，当然先要肯定要把“折叠”翻译成《褶子》的确十分不容易，译者的工作十分值得尊重，但是我必须说作为一个中文母语的我，用法文读“折叠”要比用中文读《褶子》要轻松非常多顺利多！我在学习“折叠”之前花了大量时间做准备工作，对德勒兹我有“充分”的了解，“折叠”也不是第一本我学习的德学，而我的艺术史背景更让我对巴洛克毫不陌生，我重新回去读莱布尼茨……但我不敢想象如果我用中文读下《褶子》会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褶子》的阅读中产生了大量的“不愉快”、“拒绝”、“晦涩”与“模棱两可”，我确信译者们对用技巧性词汇的准确性与对概念的陈述性，但德学难翻译在德勒兹写作的风格。
看过德勒兹的讲座或者采访（如“人手一本”的“识字游戏”），都不难感觉到他说话与写作的风格几乎一致，清晰简单，主观“入侵”客观的“弱势（农夫式）语言”。他陈述与应用的语法都近乎“机械化”，而重点是他对“词”的创造与转换，让这些“词”在平淡无奇的句子中有极强的扩张感，你很难忽略其存在。他的“块茎”式思考系统的确比较复杂而且突变性很强，跨越性很高，通常一章看下来你不得不认识多几个科学家，作家，哲学家，心理学家或者艺术家。但是，他的几乎所有的作品，甚至与瓜塔里合著的那些，都在尝试传递一个“如何观察”的信息，最明显的当然是“何谓哲学”，以及“对话”，“为了说话”与“临界与临床”。他的作品除了在说明他的核心思考体系：“如何一个自由意志能存在与因果控制性物质网络，并且作用”外，还在说明如何在“复杂化-混乱化”的混乱之中“创造”与“表达”。
“表达”实在是个棘手的问题，写作是表达，表演是表达，做艺术品是表达，呈现展览是表达，哲学与科学同样需要表达。我想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把“表达”与“交流”完美区分。为了区分“表达”与“交流”，这里就出现了这个核心问题：何谓“他人”。
“COGITO”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在整个哲学史中都被大师们各自解释，这5个字每个字都可以出本字典，德在“何谓哲学”中，同样论证“我思”的客体是“他人”，是“可能性”（包括了“思”这个行为的可能性），是我“在”这个行为的“必要条件”。
为了这个论证，德勒兹贯彻了他一生，几乎他所有作品都是在“思考”“他人”。从修莫，斯宾诺莎，尼采，康德，卡夫卡，培根，普鲁斯特，贝格尔森到莱布尼茨…之中还有无数XX家。他几乎赋予了“评论”“意见”“读后感”“复述”“翻译”等等词汇新的意义——创造性。创造性是“个性”，是“个体化”，是“区别”。而“我思故我在”则被德勒兹解读为：“我思考，思考“他人”与“可能性”，在思考“他人”中找到“创造”的“可能性”，我创造，我“区别”与“他人”，“我”“存在”。”
何谓“事件”，是我在策划展览过程中一个自己十分重视的课题。在“折叠”这本书中间有这一章节，中文版本翻译为《什么是事变》，原词是“événement”，我十分不明白这里译者选用“事变”一词的必要性，“事变”一词十分历史性与技巧性，一个“被压死的男人”并不是一个“事变”，因为“事变”有其“上下文”，先有“事情”，然后会有“事变”，“事变”一词十分让人堕入其“必然性”与“偶然性”，而这根本不是德勒兹在讲的，如金字塔的存在，他昨天的存在与今天的存在，是十分平常的“事件”，如今天晚上有演唱会，同样是十分平常的“事件”，而不是“罕见”的“事变”。我们每天时刻都有“事件”在发生，而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觉察到一个“事件”正在成为“事件”，这些“潜在性”如何成为“现在性”，“单子”如何形成一个“世界”，“事变”一词要比“事件”一词狭隘许多，完全体现不出“单子”世界的普遍性。
我同时对“折叠”翻译为“褶子”也同样存在十分大的意见。译者自己都译了“（LE PLI）无处不在。”选用“褶子”一词，下一个问题就必须是“什么是一个褶子？”，德勒兹千辛万苦避开莱布尼茨留下的“尴尬”——“什么是单子（MONADE）？”所以选用了一个普遍存在（无处不在）的概念“折叠”（详见《识字游戏》），为的就是要表达概念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创造这个概念的意义。单子论中大费周折表述“单子”，为的根本不是在告诉我们“构成世界的物质是什么”，而是在告诉我们“这样去观察世界的意义”。德的“折叠”同样是在阐述“如何去观察混沌，如何在混沌中创造，如何在混沌中表达”——创造性行为的诞生过程。——如何能更有意义的去创造“世界”。译者的“褶子”实在十分狭隘。
思考“他人”与“可能性”是一个事件。策划一个展览同样是一个事件。我的问题是：如何创造一个展览。
何谓“事件”——如何创造一个展览 章一：何谓“事件”
首先必须道歉，收到一位朋友的来信说在《序》里有语误字误影响阅读。我很尴尬，因为在这上面的文章都相对“粗糙”，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修改，更多来说是自己思绪上的整理跟一个框架的搭建，写这个序的意义在于，1表明问题的出处——德勒兹的《折叠》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2表明写作的动机——从分析什么是一个“事件”入手，尝试探讨如何去创造一个展览（展览的意义与有意义的展览），3从分析德学来表明自己的思考线索——创造性行为，4从对中文版本的翻译问题中表明自己思考问题的方式与态度——必要性，充足理由与意义。
只要一开始动笔写，你就必须涉及到“为谁而写”（不是写谁）这个问题，德说“为谁而写”（POUR）包括了2个含义，第1是引起“谁”的注意（ATTENTION），第2是以“谁”的身份（PLACE）写。我想这是存在于“表达之前”的问题，是一个“我”与“他”关系的问题，是一个在“他”之中找到“我”的问题，关键在于是在“找我”，而不是在“找他”（或“排他”）。莫扎特为小鸟而写歌，是因为他以“小鸟”的身份在写，他在“小鸟”身上找到“我”，用“小鸟”的身份在创造，他在“成为小鸟”。在我们“表达”之前，我们早以设计好一条“逃生路线”，让我们去“成为”。这是只有人类才具备的技能——“通感”“同情”（这里不是“怜悯”，而是“感觉同样的感情”）——创造力的来源。
我在年前参与一个小讲座，讲的题目是：“思考是一个节日”。这里的“思考”一词可以被“主意”（IDEE）代替，“节日”一词可以被“事件”代替。即“主意是一个事件”，在那之前我开始思考什么是一个展览。“展览”其实无处不在：地铁里的人各有各的姿势，站着坐着挨着，各有各的表情，发呆傻笑哀伤，各有各的“风格”，引发着各自的故事，这是一个展览；图书馆是一个展览；花园是一个展览；餐桌是一个展览；尸体解剖是一个展览——“你的所见皆为展览”。问题是在什么时候，一个展览才能被察觉，我们回到困绕怀特海德与贝格尔森的问题：“什么条件下，客观世界才会允许主观世界产生新产品？也就是创造物。”
在我们觉察到自己在思考前，绝大部分时间我们在发呆（神游）。我们的意识感知十分有限，大脑在每秒钟的大量信息接受时，只能够感应到之中的极小极小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主要是“时间-空间”（现在几点与我在哪里），“器官感应”（肚子饿了，眼睛有点累）与“环境性质描述”（今天人真多）。而一个“主意”，通常被包含折叠在混乱无意识复杂的信息之中，十分难以截获，再加上“幻觉”——“等等，我好象想到啥了”。爱因斯坦在漫步之中听见教堂的钟声响起，抬头一看，然后对他旁边的朋友说：“它的12点，要比我的12点快”——一个“节日”。
什么是一个“事件”？这是博伊斯在探讨的“混乱-结晶”，这是德勒兹在探讨的“虚拟现实化”，而在莱布尼茨这里则是“单子的运动”。可以统一的是，“事件”或者“主意”，都是在混乱的状态中（混沌）产生，众多繁杂的信息中闪过可以被感知的小小的“一”，我们分析的重点在于这个“一”如何在混沌之中被感知。首先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一”（事件，主意，单子）它会（在）运动，在漫漫信息的海洋中，这个“一”的运动不是游动，而是外延的扩展，这个“一”不断的在扩展它的限制，与其他信息相与连接，甚至吞噬，兼并。第2，既然这个“一”可以外延到被感知，那么它具备它的可以被感知的性质：颜色，维度，体积，质量，饱和度，音色，性别……第3，这个“一”具备其性质且不断外延，这个过程它不断的“个性化”，它具备另一种技能，德勒兹与莱布尼茨把这种技能命名为“捕获”（抓取）。第4点当然最后必须有客观的介入（入侵）。
我们必须把重点专心于“事件”的“捕获”能力上，这个“个性化”过程是“事件”（主意）发生的关键，“事件”本身有意识的“捕获”其周围事先符合的“数据”并将其“呈现”出来。在脑科学中，我们把“灵感”归结于神经元的随即放电。在我们的大脑之中，有无数细小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各自有各自的意识，并可以作出反馈反应，像一个个触爪，这些神经元各自触爪搭建起一个个神经网络，而这些网络之间每瞬间都有强大的电流通过，神经元的放电随即被激发。比如你对面做着位十分性感让你心怡的潜在对象，你大脑中管理这部分画面的神经元会被刺激并放电，电流可能通过你最后一次做爱并储存下来的快感，让你下半身有所反应，然后电流会通向管理行为的神经网络并告诉你自己：“我应该去要电话。”——这里产生了一个“简单主意”。而电流也可能通过管理你情绪的神经网络，比如“害羞”，再通过用来“控制情绪”所搭建的“自我保护”神经网络，最后你告诉你自己：“长这么好看肯定信不过。”——另一个“简单主意”。而事实上通过多次传电行为之后，你大脑的神经网络会成为一个“固定设置模式”，以后当你遇见你认为“性感”的对象时，你的行动会十分单一而具有惯性，我们撑之为“个性”——即你的性格会偏向“外向社交”，或者偏向“内向防御”。
一个“潜在事件”如何“个性化”（即一个“展览”的概念如何成型），我们比如从“捕获能力”这里入手。
何谓“事件”——如何创造一个展览 章二：拼图与积木
什么叫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什么叫一个德勒兹主义者？主义者（“X”ISME）必须区别于“门徒”，成为一个“X”主义者，并不是说：信“X”，或者：信“X”所信，比如“基督门徒”。齐泽克说一个“X”主义者，是引用“X”所创造的概念去解决“问题”；德勒兹说一个“X”主义者，是思考“X”在思考（已经思考或将会思考——思考线索）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一个“X”主义者，并不完全在引用“X”所创造的概念去解决“问题”，是应该：用“X”创造概念的方法去创造概念；并不完全是在思考“X”所思考的问题极其后果，是应该：用“X”在开发寻找问题的方法，去开发寻找问题。去“成为X”，重要的是“像X一样去思考”，而不是说“信X所信，想X所想”。
我想这是一个“走出去”与“走下去”的关键，拉康是拉康主义者最大的敌人，杜尚是杜尚主义者最大的敌人，“X”主义者不是要成为“X主义”，而是要成为“后X主义”。博依斯“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者，德勒兹“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更多是“后马克思主义者”，而最后演变成“博依斯主义者”与“德勒兹主义者”。这依然是个“个人化”的过程，而这个“个人化”过程必须经过“他人”。
我们都是厄俄普斯，不是吗？“以父之名”来“弑夫娶母”——“我要用你教我的功夫，赐我的剑，来要你的命。”：动机不在于“母”，而在于“区别于父”。重复，再实现，双胞胎，READY-MADE，CINDY SHERMAN，JONATHAN MONK，克隆，像“X”一样去思考…他们的意义都在于找到“差异”。
是的，我是一个德勒兹主义者。我有个很奇怪的习惯，我读书的时候经常3本书一起读，回旋轮流着，直到同时完成。我同时热崇于美剧编剧，这种完全迷失，乱麻型线索到最终渐渐清晰渐渐把潜在性现在化。我十分经常的组织跟不同的人一起去参观展览，中国人与外国人，不用的职业不同文化。我不爱“秩序”，但我爱“秩序的趋势”，在混乱复杂潜在之中的“秩序的趋势”，而且是一种“无法预见的秩序的趋势”。我同样把这种思考的过程用在写作，对于我而言，美剧编剧式的写作方式，若干线索同时给予，“清晰”的块但“不清晰”的衔接，在之中寻找“秩序化的趋势”，我希望的当然不是“不合格的表达”，而是寻找“把事情讲清楚的方式”。
我们被教育“表达”是用于“交流”，讲别人能够听懂的话，用别人能了解的表达方式，因为你写的话，他人是要用来读的，这正如你创造一个展览，是因为他人要来看。然而真的是如此吗？这里的限制是什么？我们的脑袋总有千言万语，一个又一个的思维系统，但要我们表达时，我们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也是我讨厌采访的原因，电视节目的采访实在是最无意义的事情，全都是一些事前预知的客观事实，采访者的弱智问题不断谋杀被采访者的创意，诊断被采访者，引导限制被采访者，最后得出来的全是一通废话。而这不只是一个值得“采访者”“精神分析师”，“艺术评论家”，“展览导游”等等应该思考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展览策划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如何谋杀创造力”——你应该如何解读？你应该如何采访？你应该如何重复？你应该如何再现？你应该如何表达？
写作也好，采访也好，艺术评论也好，展览策划也好，我们不应该做“拼图”。即一堆混乱复杂的元素根据一个愿景意图，一一吻合的将之秩序化。像写作：一个中心思想，几个段落大意，开头结尾，中间承上启下，引用例子理由说明……像采访：列一个问卷，一问一答，让被采访者填充完毕……像艺术评论：追问作者意图，“解释”作者意图……展览策划：一个主题（愿景意图），然后开始找作品填空说明，插画图解，或像采访艺术家一样让艺术家来填空……这些功能完全是弗洛依德式的“精神分析”：先将“你”完全固定在一个愿景意图中，人性应当如此这般；然后再灵媒式的“看图说话”，你有这个心理障碍，是因为你童年这般，家庭这般，父母这般，朋友这般；最后起个名字：“精神分裂”……一流的谋杀创造力。
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你尝试在时间空间上把某一事件“点”化，固定化，清晰化，但在这个过程中你大大的忽略了事件的运动与成为。你把事件当成“一个准确主意”，然而事件本身“只是一个主意”，正如维特根思坦试图分析语言，评注语言，精准语言，寻找“一个准确语言”，然而语言本身“只是一种语言”。一个“事件”（文章，艺术品，现象，展览…）在每个主观世界中，都有其自己的“捕获能力”，都有其自己把自身潜在性现在化的过程，在每个主观世界中都有其自己的“网”，有其自己的“成为方向”。你给出这个“事件”，不能是一堆“拼图”，那些试图寻找“一种准确标准”来评判“表达方式”或“风格”的，不应该把其“主观意见”客观现实化。
表达（一个事件），应该给出一堆“积木”，最大程度的准备：尽可能的给予不同形状，颜色，状态，材质，但最小程度的组织：充足理由-必要性-意义。剩下的最大程度的任由“事件”在主观世界中“捕获”，“生长”。（我们应该有捍卫这种自由的信念。）
“身体最大的敌人，是器官！”
什么叫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什么叫一个德勒兹主义者？主义者（“X”ISME）必须区别于“门徒”，成为一个“X”主义者，并不是说：信“X”，或者：信“X”所信，比如“基督门徒”。齐泽克说一个“X”主义者，是引用“X”所创造的概念去解决“问题”；德勒兹说一个“X”主义者，是思考“X”在思考（已经思考或将会思考——思考线索）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一个“X”主义者，并不完全在引用“X”所创造的概念去解决“问题”，是应该：用“X”创造概念的方法去创造概念；并不完全是在思考“X”所思考的问题极其后果，是应该：用“X”在开发寻找问题的方法，去开发寻找问题。去“成为X”，重要的是“像X一样去思考”，而不是说“信X所信，想X所想”。
我想这是一个“走出去”与“走下去”的关键，拉康是拉康主义者最大的敌人，杜尚是杜尚主义者最大的敌人，“X”主义者不是要成为“X主义”，而是要成为“后X主义”。博依斯“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者，德勒兹“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更多是“后马克思主义者”，而最后演变成“博依斯主义者”与“德勒兹主义者”。这依然是个“个人化”的过程，而这个“个人化”过程必须经过“他人”。
我们都是厄俄普斯，不是吗？“以父之名”来“弑夫娶母”——“我要用你教我的功夫，赐我的剑，来要你的命。”：动机不在于“母”，而在于“区别于父”。重复，再实现，双胞胎，READY-MADE，CINDY SHERMAN，JONATHAN MONK，克隆，像“X”一样去思考…他们的意义都在于找到“差异”。
是的，我是一个德勒兹主义者。我有个很奇怪的习惯，我读书的时候经常3本书一起读，回旋轮流着，直到同时完成。我同时热崇于美剧编剧，这种完全迷失，乱麻型线索到最终渐渐清晰渐渐把潜在性现在化。我十分经常的组织跟不同的人一起去参观展览，中国人与外国人，不用的职业不同文化。我不爱“秩序”，但我爱“秩序的趋势”，在混乱复杂潜在之中的“秩序的趋势”，而且是一种“无法预见的秩序的趋势”。我同样把这种思考的过程用在写作，对于我而言，美剧编剧式的写作方式，若干线索同时给予，“清晰”的块但“不清晰”的衔接，在之中寻找“秩序化的趋势”，我希望的当然不是“不合格的表达”，而是寻找“把事情讲清楚的方式”。
我们被教育“表达”是用于“交流”，讲别人能够听懂的话，用别人能了解的表达方式，因为你写的话，他人是要用来读的，这正如你创造一个展览，是因为他人要来看。然而真的是如此吗？这里的限制是什么？我们的脑袋总有千言万语，一个又一个的思维系统，但要我们表达时，我们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也是我讨厌采访的原因，电视节目的采访实在是最无意义的事情，全都是一些事前预知的客观事实，采访者的弱智问题不断谋杀被采访者的创意，诊断被采访者，引导限制被采访者，最后得出来的全是一通废话。而这不只是一个值得“采访者”“精神分析师”，“艺术评论家”，“展览导游”等等应该思考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展览策划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如何谋杀创造力”——你应该如何解读？你应该如何采访？你应该如何重复？你应该如何再现？你应该如何表达？
写作也好，采访也好，艺术评论也好，展览策划也好，我们不应该做“拼图”。即一堆混乱复杂的元素根据一个愿景意图，一一吻合的将之秩序化。像写作：一个中心思想，几个段落大意，开头结尾，中间承上启下，引用例子理由说明……像采访：列一个问卷，一问一答，让被采访者填充完毕……像艺术评论：追问作者意图，“解释”作者意图……展览策划：一个主题（愿景意图），然后开始找作品填空说明，插画图解，或像采访艺术家一样让艺术家来填空……这些功能完全是弗洛依德式的“精神分析”：先将“你”完全固定在一个愿景意图中，人性应当如此这般；然后再灵媒式的“看图说话”，你有这个心理障碍，是因为你童年这般，家庭这般，父母这般，朋友这般；最后起个名字：“精神分裂”……一流的谋杀创造力。
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你尝试在时间空间上把某一事件“点”化，固定化，清晰化，但在这个过程中你大大的忽略了事件的运动与成为。你把事件当成“一个准确主意”，然而事件本身“只是一个主意”，正如维特根思坦试图分析语言，评注语言，精准语言，寻找“一个准确语言”，然而语言本身“只是一种语言”。一个“事件”（文章，艺术品，现象，展览…）在每个主观世界中，都有其自己的“捕获能力”，都有其自己把自身潜在性现在化的过程，在每个主观世界中都有其自己的“网”，有其自己的“成为方向”。你给出这个“事件”，不能是一堆“拼图”，那些试图寻找“一种准确标准”来评判“表达方式”或“风格”的，不应该把其“主观意见”客观现实化。
表达（一个事件），应该给出一堆“积木”，最大程度的准备：尽可能的给予不同形状，颜色，状态，材质，但最小程度的组织：充足理由-必要性-意义。剩下的最大程度的任由“事件”在主观世界中“捕获”，“生长”。（我们应该有捍卫这种自由的信念。）
“身体最大的敌人，是器官！”
何谓“事件”——如何创造一个展览 章三：“展览”的意义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策划一个展览？这是一个困扰我许久的问题，也是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本来这一章节，是要来介绍MALRAUX的虚拟博物馆并谈及我另一个十分重视的概念“博物馆的窗”。但是在发现我们走到“怎么去做”之前，还没有解决“做的欲望”的问题。（真不知道是谁发明了“思考”这个行为及其模式：首先你思考必须有个目的，然后你必须制定你的敌人：“错误”，你必须设定禁区，然后你的模式是找到问题的解决方式，最后迎接审判机构。）
回到我们的问题：策划一个展览的意义？必须回到我的工作：在医院里（监狱里）策划当代艺术展览，之前一年里，我都一直认为策划一个展览，是制造“艺术品”与观察者之间的相遇，而这个“相遇”并不是单纯的两者在同一时间空间中，而是两者相互“捕获”，像人喝水，人需要水，水需要人。我探讨与思索的一直是：在医院中策划当代艺术展，是最大可能的制造病人与“艺术品”的相遇。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解决我的另一个大难题：在什么时候一件艺术品或者一个艺术家行为，会具备治疗性，即：可以影响他人思考与行为。
我写了大量文字在思考这个问题与构建这些概念上，尤其是针对“精神病人”，其中一个概念是“成为病人”。从我们开始感觉异常，不舒服，到看医生，重复看医生，到吃药，重复吃药，到住院，长期住院，我们一直是在一条“成为病人”的路上走着，而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这些系统：医生，医院，药品，治疗过程，不但没有在精神上给予抵抗“成为病人”，反而越来越加强“成为病人”，这是一个控制性系统，这些“精神病人”不但无法抵抗“成为病人”，而且他们还“成为消极”，失去“创造力”。这里的创造力不是说去创造一件艺术品或者去创造一首歌的创造力，而是去创造他们的每一天，实现他们的愿望，雕塑他们的生活。这是创造性行为在医院之中十分重要的意义之一。
德勒兹有过一个十分著名的讲座：“何谓一个创造性行为”。他描述了什么是哲学：许多人说哲学是用来思考事物，比如用哲学来思考艺术，用哲学来思考科学。这完全是十分愚蠢的想法，因为艺术家们从来不需要依靠哲学来做艺术，正如一个数学家从来不需要依靠哲学来做数学（注意理解语意），如果哲学是用来思考事物，那么它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哲学存在，是因为它有其自身意义：创造概念。正如电影是在创造一个“运动/持续的整体”，绘画是在创造“线/色彩的整体”，音乐，文学都有其自身在创造的“整体”…
一个艺术展览，一样是一个创造性行为，如果一个艺术展览只是在“按照某种秩序，陈列/再现一件或者多件艺术品”，它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并不是因为它体内充满了“艺术品”，它就是一个艺术展览。如果说“艺术品”本身是在创造“感官”，那么一个艺术展览是在创造“感知方式”。一个艺术展览的意义在于：让“物体”成为“其他”，让“艺术品”远离“艺术品”，而去成为“其他”。
一件艺术品本身并不只是一件“艺术品”，一幅画本身并不只是“一幅画”，一个雕塑本身并不只是“一件雕塑”，它们是一个个“事件”，一个个“单子”，它们有“身体”，有“灵魂”，有“捕获能力”，有“健康”。而是我们的系统：“博物馆-画廊-市场-收藏家”使其禁锢于“艺术品”之中。（世界上有两种收藏家：一种“藏”艺术品，一种与艺术品一起“生活”。）（罗浮宫的模式使其本身成为“旅游景点”，物品都被其禁锢在“艺术品”之中。）这也是一个画廊的展览只停留于“产品展览”或者“旅游景点”的原因，而且加上媒体以及一些把其自身放置在媒体系统之中的艺术评论家，构成了一个绝佳的谋杀创造力与艺术品的组合。
艺术本身与“交流沟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作为一个创造性行为的艺术展览，起本身也与“交流沟通”没有任何关系。“交流沟通”，是在用各种方式传达“信息”，而 “信息”是一串“秩序过的词语”，我们交流在于传递这些“秩序过的词语”。言下之意是让你“知道”，让你“相信”，更重要的是让你“信以为真”。没有信息，“交流沟通”也不会存在。
“交流沟通”，是个控制性系统。福科，BURROUGHS与德勒兹等人都对此一再强调，我们的社会已经到了“不需要监狱一样可以惩罚人”的迷你法西斯控制性系统。经典的惩戒性社会链：“学校-兵营-工厂-医院-监狱”，现在功能依然存在，而“家庭”与“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推波助浪，就像高速公路中，你可以“自由”行走或者无限转圈，但你始终被控制于其中。德勒兹在《DEUX REGIMES DE FOUS》当中对这种迷你法西斯控制性系统描写为“木偶操纵师”，一根根无法看见的“线”，伴随的熟练的技巧与动作，把我们束缚于一节一段。
艺术在人类发展中的位置与意义，实在不算清晰，然而，创造性行为难道不是为了抵抗控制性系统？人类抵抗控制争取自身“存在”，与艺术品有何干系？又与展览有何干系？创造与“个人化”有何干系？实在是每个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在医院里策划当代艺术展览，目的如果旨在对抗控制性系统，那么显然应该避免的是展览自身成为另一个潜在控制性系统：正如精神治疗师试图让病人摆脱某个控制性束缚，但本身却在操控病人，又如戒毒所让吸毒者离开毒瘾，但又使其对戒毒所上瘾。
一个艺术展览本身应该尽可能的抵抗“交流沟通”，让而这样的展览又让人如何去感知“感知方式”？这不只是一个策展人应该思考的问题，同样是一个作家，艺术家，音乐家等等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们一直都缺少观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