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ANC艺术新闻中文版
如何认识一个人？了解其生平或许是最直接的方式。由此，我们得以勾勒出黄小鹏人生中某些重要的时间节点：1979年考入广州美术学院；1990年离开中国，在英国斯莱德美术学院攻读硕士学位；2003年回到广州，进行教学与艺术创作；2018年，计划移居柏林；2020年柏林时间10月6日，因突发心脏病在柏林离开。它不仅为这次在广东时代美术馆举办的展览《别杀我，我还在爱！——向黄小鹏致敬》提供了一个线性时间的序列，也作为一种空间逻辑，为其艺术创作和思想在不同时期的转向建立参照。
黄小鹏与他的作品，斯莱德美术学院，伦敦，1991
图片来源：亚洲艺术文献库
进入广东时代美术馆展厅的入口，映入眼帘处是透明玻璃上的一行字“从没碰到过像你这么多问题的人”，这一作品的最早版本曾在广州美术馆学院附近的一座烂尾楼中展出，他将正处于施工状态的工地变成了一次临时的展出地，并树立起一面如橱窗的玻璃，供人观赏。展厅玻璃的背后是一件影像作品《只有你》（2009），艺术家将《Only You(And Me Alone)》这一经典的流行歌曲，通过金山词霸的转译，变成一曲荒谬且充满黑色幽默的“时代颂歌”。正如视频中“你是产品业的一种黑暗闪烁”所提示出的某种意义不明，这里的“你”，也与前面的“问题”形成互文。艺术家曾提到长期译文阅读的习惯和在多文化语境中的来回切换，不仅让他成为一种“使用多国语言的产品”，也勾勒出在多重翻译和语法生成的过程中，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和理解途径，如何被投射在文字、音乐和图像中，并形成与自我的连接和对主体的重新塑造。
黄小鹏，《从没碰到过像你这么多问题的人》，2003如果将展览《别杀我，我还在爱！——向黄小鹏致敬》入口处这件2003年的作品《从没碰到过像你这么多问题的人》视为一个分水岭，前面对应了两段在不同艺术教学系统的求学经历，也构成了小鹏后续工作的起点，关乎学习和自我探索：80年代的绘画创作，包括一系列人体素描习作、大量的肖像作品，以及一组风格荒芜的风景画。艺术家在苏派的学院框架下，一步步从革命现实主义走向现代主义；1990年代，在他以抽象、混合媒介及装置为主的作品中，能够看到无形式艺术、观念主义、极简主义，以及现成物的理念产生的影响和自我思辨。后面则是回国后对录像、装置和场域的实践，策展人将之视为一种“误译主义”和“地摊装置”。“当时的广东艺术家都有类似的创作，他们很敏锐地捕捉到当时的历史节点。因为‘世界工厂’出现了山寨文化，相应也出现了文化的误解和拒绝理解。而他晚期的作品则更加深沉，甚至可以将这些作品视为‘自传’ 。素材背后的意义变得不那么重要，反而变成了自我和经验的一部分。他的论文电影《K.O.H.D(敲扣天堂之门)》取材自多年以来积累的各种各样的素材，经过‘我’转译出来，并最终变成了‘我’。”此次展览策展人翁子健在接受《艺术新闻/中文版》的采访时这么说到。
黄小鹏，《我们先攻下曼哈顿，再拿下柏林》，2004黄小鹏录像作品《K.O.H.D.(敲叩天堂之门) 》，录像，60’，2014教育，黄小鹏曾将自己2004-2012年在广州美术馆学院“第五工作室”的教学工作视为“作为艺术项目的教育”，而2012年与徐坦一起创办的讨论和交流平台“黄边站”则作为“社会实践的教育”，这两段教育经历不仅勾勒出广东地区过去两、三个代际的艺术家的整体面貌，同时，正如他对博伊斯“社会雕塑”所秉持的那样，“通过社会和艺术的互动，让社会的参与重新塑造一个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人性。”（侯瀚如）。小鹏曾将这两段教育经历视为一个“拆除”和“重建”的过程。而这次展览则更趋向于“重制”，一次教育现场的重新排演，一次对其物质作品和精神意识的重构。一方面，展览包括了对艺术家文献的梳理和研究，对其艺术生涯的整体勾勒，另一方面，小鹏的学生们也在不同程度参与到展览的制作、作品的重制和对其作品及个人境遇的回应和诠释中。据悉，一个名为“黄小鹏艺术与教育研究会”的项目也在展览筹备期间同时建立，并将以小鹏的工作为起点，展开对未来艺术、教育的研究和讨论。
80年代末兴起的消费文化曾对小鹏产生影响，从文学、哲学和摇滚乐获得的思想来源也构成他的创作基础。个体行动和路径作为时代的切面，将带出对当下的思考。而不论是艺术创作还是教育工作，都离不开对“人”的讨论。翁子健在接受采访时提到：“80年代关于人的合法化的问题是当时很重要的文化现象，即个人的价值重新拿出来讨论。在很长时间里，因为高举唯物主义，个人的价值一直被贬低，人作为集体的一部分才能发挥价值。对于人的关注，也是艺术转向的一个重要思想背景。这个对小鹏来说非常重要，他是非常强调‘人’的。我想所有做当代艺术的都有这样的出发点，对于自我和人的尊重。”如何看待黄小鹏生命经历中，在多种文化语境和系统之间的转译和游离，他的“失败”、“尴尬”和“矛盾”。作为其多年好友的策展人侯瀚如提到：“我想这也和他作为个人的一种无家的状态，一种困境，这恰恰表明了他是这个全球游荡成为了众多创意心灵唯一生存状态的时代的出色代表，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命运。”
《别杀我，我还在爱！——向黄小鹏致敬》展览现场
图片来源：广东时代美术馆
借由此次展览，《艺术新闻/中文版》访问了黄小鹏在“第五工作室”和“黄边站”教学期间的五位学生，分别是伍思波、莫希亮、杨美艳、朱建林、卢珊，他们都在不同时间，以选修课学生、研究生、黄边站研究员等形式进入小鹏老师的教学现场。同时，除了此次展览策展人翁子健，策展人侯瀚如、博尔赫斯书店及其艺术机构（CANTONBON）创办人陈侗和艺术家徐坦也接收了此次访问，一起对黄小鹏的教育工作及艺术创作展开讨论。
“摸着石头过河，是因为有彼岸；尽管它可能只是存在于想象中……”——黄小鹏，2020年
描述一下小鹏老师的教学现场，对你而言比较比较重要的场景或事件？朱建林：我认为小鹏在学院条件下，在一个远离市区的孤岛里，做的最大的努力，是让学生身处一个当代艺术的情境、语境中。为什么大家会对一个空荡荡的课室有信念，你如何在一个工地里构建信念，我觉得这是小鹏在第五工作室创造的奇迹。伍思波&莫希亮：我们上的第一节课是油画课，上了没多久，就把画架清走，然后将模特站立的台子变成一个长桌，大家买啤酒花生回来，我们就这样面对面上课。对于当代艺术的讨论，你得先找到自己的问题，然后找到自己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方法，成熟与否不重要。教育系统会要求一个很完整的东西，但是在小鹏的教育里，是允许失败的。我记得小鹏提出的三个提问，如何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如何构建你自己？你想要怎样的生活？杨美艳：一开始我选择了第五工作室，只是我比较幸运地遇到了小鹏，他是个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老师。课上他让我们直呼名字，这是为了让我们放松，摆脱学生的身份，可以与他平等交谈。后来，这个成了我们交谈的习惯。他对我唯一一次教育就是让我不要放弃创作，不要为了挣钱荒废了创作。卢珊：黄边站的项目会比较灵活，可以根据一个很小的点展开，它没有那么官方和深奥的学术，你去行动就好了。看到同学在实践，会想我也可以去试一试。现在想来是一个很好的营养地，所有的行动和实践都源于那个时候。
“年轻人具有与生俱来的自由的好奇心、自发性、敏感与宽容。真正的教育应该是打开、保障这种潜能，而不是毁灭它。”——黄小鹏，2006年
结合你对第五工作室和黄边站的了解和观察，如何看小鹏的教学工作，它和广州艺术生态、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为当下提供了哪些建设性的参考意义？翁子健：了解黄小鹏的教育，我认为有三个重要概念：首先，他认为他的教育是“社会雕塑”——教育即未来。他在教育实践中灌输了很多社会理念，例如平等、民主和参与性。第二，是他强调自我组织，认为学生如果不满足于学校的教学，应该自己行动，小鹏自己也一直是一位边缘艺术家，所以很强调自己行动，不等体制始于的机会。第三，他喜欢使用批评课，这是西方美术学院十分常见的课堂模式。对于学生来说，无非就是坐下来，比较自由地讨论方案。我认为最好的教育是像小鹏这样，把教育当作艺术项目。不是“教”，而是“交流”，明白艺术家是怎么一回事？他的专业性在哪里？是一个艺术家和另外一个艺术家平等地碰撞。
侯瀚如：他的最后一件作品《紫色是最后的颜色》是在柏林创作的，在经历过从广州到香港再到去柏林生活，这样一个迁移回欧洲的过程，面对一种新的地缘政治的情况所做的很有力量的批判性的表达和警示，也联系到他最后策划的展览《畏无所畏》，计划筹备中我们进行了很多讨论，这个过程也得益于他的教学经验，把艺术事件、展览变成一种集体性的动员，不光达到艺术家之间的交流，艺术家建立自己的艺术体系或者艺术语言，更重要是建立一个新的艺术共同体。珠三角新一代艺术家的形成和他的实践不可分割，他激发了一些思想和人格，最后都落实到行动上。从他整个教学过程来看，实际上都是在帮助建立一个艺术的生态，而这也反应出珠三角艺术生态之间的良好互动。
黄小鹏和侯瀚如关于展览《畏无所畏》在柏林展开的对话
图片来源：侯瀚如
展览《畏无所畏》，由黄小鹏（1960-2020）发起
图片来源：时代艺术中心（柏林）
陈侗：“第五工作室”作为一个合法的教育单位，在培养人才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从机构影响力和机构生态的角度看，“黄边站”在建立一个新的制度上比较厉害，但是你要在社会层面做这样一件事，并且坚持下来，就是一个制度建设的问题。我经常使用合法性和非法性，艺术还是在这里面游走的，很多事情是一步步的。谈到自我建构的话，我认为人也是这样的，自我的建构要建立在一定的合法性上。
“误译”作为小鹏最重要的艺术手段和表达方式，结合他的生活及个人经历，谈谈你对“误译”的理解。翁子健：首先，他用荒诞的手法表现出一种现实的情况，呈现出发生在文化之间的误解和人与人沟通上的错误。他用了三种元素：文本（本来的文本和翻译的文本）、影像与声音，并让它们之间产生对撞。这种“对撞”和“翻译”背后，有偶然性，也有刻意，并出现了很多美学上的效果。我把“误译”称作一种主义而非方法，是因为“误译”本身可以延伸出不同的方法，比如MV、海报等。这次展览有一个关于“MV”的房间，呈现了不同组合方法所产出的不同影像。但是2019年的《相信这一诺言占领这个世界》中，影像里出现的文字错位不再归因于机器的翻译，而是来自人为地转译和反复翻译。它透露出的信息是，我们曾经以为的“误译”是技术问题，其实是大家互相了解得不够。我认为文化的误解不是不可逾越，关键看个人是否愿意。这是小鹏给出的特别提示。
黄小鹏，《你是我的实现的梦》，广告海报，2011
图片来源：黄小鹏档案
黄小鹏，《相信这一诺言占领这个世界》，录像，6分钟，2019
图片来源：黄小鹏档案
徐坦：我们这代人都会面对这个问题，虽然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我们社会的主流思想、意识、理念和各个领域的知识，以及日常生活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大多都是由引进的西方文明所引导，我们思考和语言都离不开西方思想影响和潜在控制。但是由语言所引进的西方文明系统，由于各种原因，在进入我们生存环境后并没有真正“落地”。会带来了很不同理解和误解。小鹏所使用的“误解”很重要。“翻译”这个概念，对于理解西方文明从框架到细节都很重要，我们需要学习，要更深刻的了解西方思想和知识的来龙去脉。然而这并不等于复制西方文化的方方面面，需要用我们的实践来重新审视或者确认这些西方概念，通过我们的社会实践使它成为和我们的身体及生存经验相关的意识和知识。要通过实践让这些引进的文本知识落地，并生产属于我们自己的新的文化和知识系统。侯瀚如：翻译、误解和新的意义的生成，实际上也是一个关于现代和当代历史在全球展开过程中的主要动力。这也是殖民主义历史和后殖民时代在历史发展中的根本要素之一。除了在政治上控制他者的欲望以外，在文化上也引发了很多对他者的好奇，所以才形成了从多种角度探讨文化意义的可能性。好奇本身是每个文化、社会和个人，可以发展或是得以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的主要动力和条件，而是否能够准确地翻译其他文化表达的原意总是一个在理想和现实中无法完美解决的较量，新的创造动力也由此而生。
小鹏将文化翻译之间不可避免的不准确性和误解，放在一个当代技术的语境中呈现出来。例如使用早期的网上翻译工具，在不同的歌词、诗歌和文字之间再翻译，以及在各种语言之间进行反复地转换，解构了原来的意义。通过这个来反映全球化中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之间的矛盾状态，他对于这种现实很敏感，并从中找到自己的语言来传达。语言问题本身的悖论在于字的表面和图像含义之间的差别，语言和物的所指和能指之间的不可避免的落差，都是一些很关键的问题。我想放到今天的角度是，当语言翻译成为全球化过程中最便利的一种生存条件的时候，他为我们理解世界和图像的冲击提出了一个图式。他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网络对话和交流的基础上，暗示如何在一个新的技术图景里面寻找一种生存办法。他的作品也充满了对于时事和社会政治生活状态的批判性的反思，并把它很有力量地阐释出来。采访、撰文/卢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