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ANC艺术新闻中文版
耳朵上长出翅膀的小男孩，把羊肉做成玫瑰花的屠夫，与鳄鱼成为朋友的孩子，困在啫喱蛋糕中的秃鹫——这些都是奥诺拉·卡林顿的《梦想之乳》中的角色。这位生于英国一个富裕家庭的女艺术家二战期间流亡至墨西哥，并在这远离战火、远离自己出身与过往的土地上创造出了一个奇诡的世界。
六月威尼斯双年展组委会宣布以 “梦想之乳” （The Milk of Dreams）作为2023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梦想之乳”正是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利奥诺拉·卡林顿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绘本。如本届双年展策展人塞西莉亚·阿莱马尼（Cecelia Alemani）所言，卡林顿以她的故事和图像营造了“一个神奇的世界。在那里生活通过想象的棱镜不断被重新认识，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改变和被改变，成为另一个人或物”。
2011年享年94岁的卡灵顿在墨西哥城去世，是20世纪超现实主义艺术浪潮中最后的弄潮儿之一。她的一生才华横溢、绚烂瑰丽，却始终处于地理的边陲，还有历史与主流叙事的边缘。威尼斯双年展组委会对卡林顿的致敬一来彰显了她的作品对当下的启迪，二来代表了对女性艺术家在艺术史中地位的正视与承认。
利奥诺拉·卡林顿在墨西哥城罗马街区Calle Chihuahua的住所。©Casa Estudio Leonora Carrington UAM
本次双年展将聚焦三个主题：身体的表现和它们的蜕变、个人和技术的关系、身体和地球的联系。在阿莱马尼看来，卡灵顿的创作回应了我们这个“物种的生存受到威胁”且“疑虑弥漫在科学、艺术和神话中”的时代。她提到许多艺术家正在想象一种后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物种间的新联盟，也借此挑战现代西方以白人男性为“理性人”和万物尺度的观念。卡林顿笔下那个人类与非人类共生，且滋养出非凡生物的多元世界正是对现今生态议题的独特思考。卡灵顿创作出的形象在一次次身体的蜕变中扣问人与其他物种的界限，探索对性别与身份的定义。本届双年展从她的作品出发，带领我们走上新的想象之旅。
威尼斯双年展主席罗伯特·奇库托（Roberto Cicutto）(左)和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塞西莉亚·阿莱马尼（Cecilia Alemani）。图片来源：威尼斯双年展
卡林顿的名字也往往与她曾经的伴侣德国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相连。然而卡林顿自己却直言不讳：“我没空做别人的缪斯，我忙于反抗我的家庭并学习成为一名艺术家。”
她能塑造出那貌似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正是因为她终其一生都在反叛中寻求出路——反叛她的原生家庭和性别的禁锢。
卡林顿早年的人生与艺术之路都颇为坎坷，儿时的卡林顿就因叛逆的举止连续被两所天主教寄宿制学校开除，父亲也极力反对她从事艺术创作。默默支持她艺术热情的爱尔兰裔的母亲不仅带领她进入了凯尔特神话的梦幻世界，还赠予了她艺术评论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所著的《超现实主义艺术》，让她首次接触到超现实主义的思潮。卡林顿和父亲的关系是冷漠的，她甚至说自己是她母亲和一个机器相遇后诞下的产物。二战爆发后，她当时的伴侣马克斯·恩斯特被法德军方相继逮捕，卡林顿情绪崩溃并一度被送进精神病院，经历了痛苦不堪的电疗。她的家人随后企图把她送到远在南非的精神病院，卡林顿于中途逃脱，在转辗葡萄牙、纽约等地后终于在1942年抵达墨西哥，并在此过完了后半个人生。
利奥诺拉·卡林顿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世界。图片来源：BBC纪录片《Leonora Carrington - The Lost Surrealist》
女性在超现实主义运动中所占的权重及做出的贡献，比其他现代主义艺术运动都更为显著。研究女性艺术史和理论的著名学者惠特尼·查德威克（Whitney Chadwick）曾写道：“超现实主义让许多女性首次目睹一个可以在其中进行创作，并从原生家庭强加的社会期许中解放出来的世界”。在一战的废墟中成立的超现实主义寻求摆脱理性的制约，探寻潜意识中的主体经验，强调彻底的个人和艺术自由。
在此基础之上，她们试图真实地呈现自己，描绘自己的恐惧、希冀和欲望。她们的作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女性的心理形象化。
自画像毫不意外地是超现实主义女艺术家钟爱的题材。卡林顿1938年完成的《自画像》是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在这个半开放的室内空间中，墙上一匹似是玩偶的白马仿佛纵身跃到了一墙之隔的树林中，变成了真正的野马。卡林顿坐在椅子上，她蓬松的长发像是飘扬的马鬃，而她抬起的右手也照应着脚边一只母鬣狗微微举起的左腿。这幅作品充满着象征意味。
马是她作品中惯常出现的意象，代表着自由和独立。卡林顿也认同鬣狗的野性。鬣狗的性别同时照应着卡林顿自身。将一只野生动物引入室内，而木马在奔腾出室后变得鲜活，这份张力诉说着她对女性既定社会角色的质疑，和她挣脱束缚的渴望。
卡林顿的童年浸染在凯尔特的神话里，来到墨西哥之后又获悉了当地的民间故事，她也对其他文化的传统习俗深感兴趣。卡林顿的许多作品都从远古传说和神秘仪式中获得灵感。在她眼中，它们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发现被现代社会剥夺的女性的独立性与力量，并建立人与寰宇间纯粹和谐的联系。她曾表示：“我希望我们大多数人都能明白，女性不应该要求权利。因为权利从一开始就在那里。它们必须被重新夺回，包括原本属于我们的，被侵犯、窃取或破坏的神话。”
利奥诺拉·卡林顿，《女巨人》（The Giantess）, 1947年,。图片来源：archive.org
她常会描绘一个白女神的形象，一个集爱、权力与诗性于一身的神话人物。传说她曾是母系社会的统治者，却被她的男性守卫夺取了地位。在作品《女巨人》（The Giantess）中，一个身披白衣的女巨人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手中一颗代表宏观与微观世界的蛋。她虽庞大却温柔，她的威严不是毁灭性的，而是扶植性和孕育性的。飞鸟在她的袍子间穿梭，植被在她的脚下生长，有机的生命体各得其所安然自得。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卡林顿和其它女性主义者共同发起了墨西哥女性解放运动，并为之设计了宣传海报。在这名为《女性的意识》（Mujeres conciencia）的作品中，卡林顿再次回到了远古的故事中以探寻当代女性处境的根源。于蛇和苹果树的衬托之下，她重新讲述了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但在她的版本中，伊甸园里不再有亚当，而是两个夏娃。那个让女性数千年来背负“原罪”的男人消失了。卡林顿想让女性们看到她们可以掌握人类历史叙述的主动权。
利奥诺拉·卡林顿，《女性的意识》（Mujeres conciencia）, 1947年。图片来源：Gallery Wendi Norris, San Francisco. © 2019 Estate of Leonora Carrington /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 Estate of Leonora Carrington / ARS, NY and DACS, London 2019.
《女性的意识》和《女巨人》这两幅画作也都体现了卡灵顿生态女性主义的思考。在七十年代的一篇随笔中，她不再称呼自己为“艺术家”或是“女性艺术家”，而是“女性人类动物”（female-human-animal），以此拒绝对物种的人为分类。在《女性的意识》中，蛇不再是堕落的象征，而是女性间分享知识和劳动的纽带。苹果不再是禁果，而促成了生命的延续。在这个没有亚当的世界里，人与自然界的其他物种都由一片翠绿的背景携裹，成就一代代的丰饶。
2007年英国记者乔安娜·莫赫德（Joanna Moorhead）在《卫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当她和一位来自墨西哥的女性说起自己的父亲有一位名叫利奥诺拉·卡林顿的表亲，但她却对卡林顿所知甚少时，对方表示诧异。因为她在墨西哥家喻户晓，可她在英国，甚至对于她的亲人都是一个陌生人。泰特现代艺术馆的策展人也对莫赫德坦言：“英国像你的家人一样，忽视了卡林顿。”那时泰特只藏有两件卡林顿的素描作品。直到2015年泰特利物浦分馆举办的卡林顿回顾展才向英国公众完整呈现了她的一生。
利奥诺拉·卡林顿，《玛雅人的奇幻世界》（El mundo mágico de los mayas），1964年 ©Estate of Leonora Carington/ARS, NY and DAGS, London 2019
利奥诺拉·卡林顿在墨西哥城创作公共雕塑《小鳄鱼怎么了》（How Doth the Little Crocodile）。图片来源：纪录片《Leonora Carrington, imaginación a galope fino》
利奥诺拉·卡林顿，《小鳄鱼怎么了》（How Doth the Little Crocodile）, 2000年。摄影：Carlos Valenzuela
她的第二故乡墨西哥给予了这位艺术家高度的认可。她1964年受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所托创作的壁画杰作《玛雅人的奇幻世界》（El mundo mágico de los mayas）展现了她对墨西哥文化的深刻认识。她为墨西哥城创作的公共雕塑《小鳄鱼怎么了》（How Doth the Little Crocodile）的原稿在2015年她的生日那天被选为谷歌当日的涂鸦（Doodle）。2018年在墨西哥城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回顾展也将视野拓展到她的绘画之外，把她的文学、戏剧和电影创作纳入对她艺术实践的综合理解。今年她在墨西哥城生活了愈六载的故居也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其中保留有八千余件她的个人物品和作品。
利奥诺拉·卡林顿，《小鳄鱼怎么了》（How Doth the Little Crocodile）, 1998年。图片来源：archive.org
西方主流艺术界对卡灵顿的再发现很大程度上在于近年来更具全球性的眼光，其中包括对拉美现当代艺术的研究。在2019年于纽约举办的“超现实主义在墨西哥”（Surrealism in Mexico）的展评中，《纽约时报》评价道：“一些超现实主义最优秀的画作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墨西哥由女性创作的。”
“超现实主义在墨西哥”（Surrealism in Mexico）展览现场，2019年，DI DONNA画廊，纽约。图片来源：DI DONNA画廊
“醒来的梦想家”（Dreamers Awake）展览现场，2017年，白立方画廊，伦敦。图片来源：白立方画廊
另外，对超现实主义的重新审视，尤其是对女性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考量也让卡林顿的明名字近年格外活跃。2017年在伦敦白立方画廊举办的“醒来的梦想家”（Dreamers Awake），以及去年在德国和丹麦举办的展览“非凡的女性”都探讨了女性艺术家对超现实主义的贡献。2019年重新开馆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也将卡林顿的作品放在超现实主义展厅的醒目位置，并在去年又购入两件她的画作。
利奥诺拉·卡林顿，《随后我们看到弥诺陶洛斯的女儿》（And Then We Saw the Daughter of the Minotaur），1953年，现展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2021 Leonora Carrington /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随着她的文集这几年来被一一出版成册，有关她的展览在世界各地举办，这位艺术家正一步步走入大众的视野和艺术史的叙事中。希望这不算太迟。她的创作质疑小到家庭，大到社会的权力架构；她也让我们以另一种视角看待人类与非人类物种的关联；她对传统与传说的挖掘和演绎或让我们正视逐渐被淡忘的文化之根，或让我们从本源上理解现世的处境。在挣脱狭隘的性别和身份定义的过程中，她想象着另一种转变和共存的方式。她构建出的一番如梦似幻的现实在女性的悉心维护下不见硝烟、万物共生，也启发着我们思索对当下社会、性别和生态问题的认知和改变路径。（撰文/赵文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