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ightBelt
上周，一篇来自The Art Newspaper有关中国当代艺术博物馆内职位走向的文章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这其中也包括文章涉及的当事人之一，即将于年底就任杭州之馆当代美术馆馆长一职的意大利策展人Francesco Bonami。
在本期艺文剪报中，我们尝试对这篇文章及其引起的Bonami发表于社交账号上的回应（Instagram账号：@thebonamist）进行评述和追问。是否正如文章标题所暗示的那样，“白人男性”的身份和美术馆高级职位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中国的美术馆选择白人男性担任馆长或高级策展人，难道真的无法为美术馆带来形象和收入之外的任何优势？“白男馆长”不具备的本土能力究竟是什么？是否存在一条能长期支持机构发展的人力决策路径？
Lisa Movius, “Why are top jobs in Chinese museums going to white men?,”The Art Newspaper, 5 July 2021.
Lisa Movius，《为什么白人男性能在中国的美术馆内平步青云？》，《艺术新闻》，2021年7月5日.
文 / ZZ+RY+YT
The Art Newspaper/Lisa Movius发表于The Art Newspaper的文章标题.ZZ: “white man（白人男性）”构成了这篇文章的标题，也似乎是这篇文章的一个题眼。但该文在后半部分对三位策展人受聘的问题所在以及聘请原因的讨论并不见得和这四个字全然相关。“白人男性”经常被作为一个提喻使用，而这类身份至少是问题的一个重要表象——无论在英美，还是在中国，这三位策展人都很容易被概称为“白人男性”，且这一名词表达了一个种族化、性别化社会下的客观存在。但我们很难说，这三位身居高位的策展人的受聘之所以值得追究，只是因为策展人所谓的人种来源和生理性别。如果这种看法真实存在，那么它是以族群的外貌作为判断标准的，是“种族主义”的，若我们在这里取“种族主义”的一类本义的话。我猜想Lisa Movius非常清楚“白人男性”并不是问题的根源，这大概也能解释为什么她在文章中引用采访描述了聘请这些策展人的种种原因，譬如中国机构对国际化面孔的渴求、对白人男性可能象征的权威性的默许和肯定、对来自中国外部，尤其是欧美机构所谓经验的赞许，等等。Movius所罗列的问题也并不完全指向三位策展人的皮肤颜色及性别，而是指向了他们的语言能力、对中国艺术史的了解、移居中国的意愿，以及异常丰厚的收入。Movius比较了白人男性总监和亚洲女性总监助理的收入，但我们在谈论种族和性别所夹带的社会差异时，谈论的往往不是生理特征不同本身直接带来的待遇不同（这句话并不等同于在说生理特征的不同无法带来待遇上的差别）。种族和性别是囊括了生理范畴之外差异的社会建构——这一后结构主义概念不仅适用于黑人、亚洲人、阿拉伯裔、拉丁裔、犹太裔、美洲原住民、太平洋岛屿原住民和女性、跨性别、流动性别，也同样适用于白人和男性。至少我个人是非常迫切地想知道“白人”和“男性”在这里具体指代了何物的，一因它避免了“以貌取人”，二因它可能更接近一种具体的真实。尽管在日常生活中，我也会简单地使用“白男”来形容一些我未曾仔细思考的人物，但近来我在逐渐反思这种随口称呼存在的不理智之处。Francesco Bonami对文章的回应视频下有这么一条留言：“Woke left political correctness craziness. They want equality of outcome, not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which is desirable.（woke左派政治正确的疯狂。他们要结果平等，却不要更有价值的机会平等。）”后面这句似乎跑偏了，有点像在评论和此事无关的affirmative action（弱势群体平权政策），但前面这句关于“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话恰巧也是Bonami玩笑视频的批判重点（让我们假设这条视频真的表达了批评……）。Bonami视频形式的评论粗暴地无视甚至轻视了Movius给出的超出他种族和性别身份本身的所有有关此事的评价——我觉得他是被“白人男性”的形容触怒了，因此他玩笑式的反击直接走向了一个标语式的极端。这样的回应就和这则支持他的留言一样，没什么建设意义，但可能强化了一些完全不必要的两极分化。
thebonamist/Francesco Bonami上传于Instagram账号的回应文章的视频.
RY: Lisa Movius的文章至少提出了当今中国的美术馆建设热潮中“软件配置”方面不容忽视的一类现状，即面向当代观众——或更本质也更笼统地来说，文化消费群体——的场所将指派一位外籍（至少看起来如此）高层管理者作为某种潜在的团队建设标准，似乎由此可以让美术馆的国际化程度乃至学术能力（当然这些都将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吸引流量和消费的筹码）得到自证或自证的信心。很遗憾，作者并没有在这篇文章中将刀口对准此类现象的确凿病灶，或者说真正回答作为文章标题的这句发问，而是将论证的标靶树立为陈旧的东西方文化二分法（“白男”策展人没有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工作的本土经验/不了解中国艺术史）和线性发展时间观念（中国艺术界缺乏文化自信，which also means中国艺术界的从业者和策展人认为“白男”策展人某种程度上掌握更加成熟的工作方法或更为前沿的观念）共同填塞的稻草人。至于其引发的Bonami荒诞不经的视频回复，只能显得更加疯狂。“馆长”是否需要担当一个美术馆或文化机构的头面人物？这种传统从何而来？美术馆馆长的教育背景、知识结构、执业资质等和美术馆的定位与职能是否必然相关？换句话说，在美术馆的公共立面（展览、公共活动、社会服务）上，馆长有多大程度的干预权？相应地，馆长资质和美术馆此类活动的质量是否能够区分研究，该如何区分研究？国际化面孔作为机构管理者而在场，从何时开始成为美术馆团队建设的某种标准？他们如何被选拔？是否聚焦于“白人面孔”，会让我们更加不容易探讨“why them”背后的机制？——Lisa文章中显然存在一种批评的失焦，这固然源自新闻报道文体陈述客观事实的需要（但从其论说的主题而言，文章更近似评论而非报道），但其中对信源的引用不得不被视为是有选择的，甚或是轻率的；以作者采用的来自一位受访者“中国在当代艺术方面缺乏文化自信，因为美术馆行业的游戏规则首先由西方设立（China lack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contemporary art]... Because the rules of the game h**e been set up by the Western world）”的提法为例，在这里西方视角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想象有被放大之嫌，而这无助于误解和偏见的消除，更没能引入国际化的视角来廓清中国的美术馆行业本身的问题。何况，这里的引用又与作者随后提出的——“白男策展人不熟悉中国艺术的本土状况，因而担任此类职位是德（技）不配位”的潜在论断相左。插播一条新闻评论的定义（英文中似乎没有“新闻评论”一类文体，类似的是editorial和opinion）：“新闻评论，是媒体编辑部或作者对新近发生的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和有普遍意义的紧迫问题，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就事论理，就实论虚，有着鲜明针对性和指导性的一种新闻文体，是现代新闻传播工具经常采用的社论、评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编者按、专栏评论和评述等的总称，属于论说文的范畴。简而言之，新闻评论就是有价值的新闻事实和社会现象发表意见以指导实践的一种文体。”[1][1] 丁法章，《新闻评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如今中国的机构展览中，外籍艺术家的存在实在非常普遍。与这些艺术家的沟通（所谓的真正工作）是谁做的呢？所以不会中文是否就是“白男”馆长的硬伤呢？众所周知，在中国运营美术馆，真正发挥作用的“本土知识”并非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了解，而是其他重要性不言自明沟通技巧和行事方法。而这难道是馆方（在原文中，通常由富足私人企业支持）期待一位“白男”策展人掌握的技能？恐怕比中文更难学的“真正工作”，可想而知，往往是由“白男”的雇佣方打点完成的。事情开始变得有趣——所以，why them？Or do white faces just exist for themselves?针对“why them”，Lisa Movius在文中亦谈到美术馆运营模式与“白男”馆长的关系问题。后者如何实现从前服务机构到现供职美术馆的平稳过渡？为工作机构“带来新的视角和运营模式（... to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and be provocative and challenging in his design of our exhibition programme）”和“为何种机构工作并没有太大区别（there is not that much of a difference between working for MAM Shanghai and my previous institutional work）”的并列听起来很吊诡（文中Shai Baitel一例中馆方和策展人本人的表述），难道仅仅靠地域转换就可以实现某种知识或经验的异地生效？正在崛起的私人美术馆的本土需求究竟为何（或者正像前面所讨论的，只是从表面上为文化消费群体提供某种安慰剂）？这种逻辑正像“白男馆长被擢升高位”本身一样粗暴。总之，（一句吐槽）针对资本驱动的现实，国内的私人美术馆还能有怎样的想象力呢……
ArtReview/ArtReview关于Bonami视频的报道文章标题.
YT: 中国艺术机构的“白男”策展人是否有任何存在的合理性？四家美术馆不约而同的选择也许是一条捷径。一家美术馆的国际视野、“优越”审美以及大众买单（甚至排队）的策展决策——这些包袱和忧虑都随着一个白人男性策展人的到来迎刃而解。比起锋芒尚存的“青年策展人”以及游走在核心价值观边缘的“少数群体策展人”，“白男”策展人实则是保险性甚至性价比最高的选择。而相较于庞大的运营成本，这一选择带来的金钱消耗（提供给策展人的优厚报酬以及慷慨补贴）是保证美术馆得以平稳运行的微不足道的保险金，而冗余的翻译工作甚至为众多海归留学生提供了收入微薄但还算体面的工作机会。现状当然是让人不满的，如果没有从天而降的“白男”，是否只剩下雨后春笋般的“太太”、“二代”策展人？他们的才学与能力是否来源于身份而又囿于身份？身份特权如何有效转化成推动艺术圈向外舒展的有效力量？而对于机构主策展人而言，他们需要怎样的勇气与胆识来承担一个机构的“调性”？如果没有身份特权，这样的自信来源于哪里，是否可以长期支持机构的存续与创新？如果“白男”策展人是当下的权衡之计，个人认为“mentorship（导师制度）”也许是破局的一条路径——以“白男”的身份以及资源优势培养本土策展人。当然，被优厚报酬吸引，甚至远程遥控的策展人们能够并愿意付出多大的精力来实现这样的过渡并不明晰（“A 35-year-old Iranian lesbian”会是一位好老师吗）。没有特权的人无法揣测，权力在何种反应条件下转化为责任与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