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绘画艺术坏蛋店II J.J.查尔斯沃思
入围者 阵列团体（Array Collective），《骄傲》，2019，摄/劳拉·奥康纳
今年的入围名单将艺术视为一种社会行动主义，但背后却是来自大型机构的大力背书，实际上显示出这种激进姿态有多么“无力”。
由此可见，特纳奖对艺术与社会相关性的悲哀探索仍要继续下去。在因疫情取消的2020年，奖金以“特纳奖学金”的形式分配给10位艺术家，而今年的评委会似乎从备受争议的2019年续写过来：那年，四位被提名艺术家坚称他们作为艺术家的价值“不符合竞赛形式，（因为）这种形式倾向分裂和个性化”，他们称自己为一个“共同体”，并最终共同获得了四万英镑奖金。所以现在，2021年特纳奖入围名单带来一个新的热点话题——所有艺术家都是“团体”。
入围者 烹饪部门（Cooking Section），摄/露丝·克拉克
英国泰特美术馆馆长艾力克斯·法夸尔森（本届特纳奖评审团主席）曾兴奋地表示，特纳奖“捕捉并反映了英国当代艺术的情绪”。那么，这些艺术团体是如何反映这种情绪的呢？也许就像泰特新闻稿说的那样，“所有被提名者都与英国各地社区密切合作，通过艺术激发社会变革。”通过艺术和艺术家集体工作来进行社会变革，已经成为特纳奖和作为社会机构的泰特美术馆的某种趣味所在。今年的“团体”也表明，特纳奖愈发强调团结、反个人主义和艺术作为社会行动的价值。社会住房项目团体Assemble在2015年获奖，调查新闻小组法证建筑在2018年获得提名，种种对协作团体的铺天盖地的关注，实际是对艺术作为政治工具的承诺所释放的信号。
入围者 温和与激进（Gentle/Radical），非殖民化信仰研讨会，晚宴后，摄/克莱尔·凯奇
毕竟，所有提名者都充满了进步的政治思想。两人组合烹饪部门（Cooking Section）“探索艺术、建筑、生态和地缘政治之间的重叠界限”；位于威尔士卡迪夫的温和与激进（Gentle/Radical）艺术项目，由艺术家、社区工作者和“连接社区、政治、灵性和社会正义”的其他人士共同经营；来自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团体阵列（Array）将艺术、街头干预和抗议与一系列社会正义问题相结合，这些问题包括：中产阶级化、堕胎权、LGBTQ问题，以及北爱尔兰政治；项目艺术作品（Project Art Works）是由一群“神经官能多样性”艺术家和激进分子组成的团体，总部设在黑斯廷斯；B.O.S.S.（Black Obsidian Sound System）是一个总部位于伦敦的团体，其作品跨越了艺术、声音和激进行为，成员全部由QTIBPOC（酷儿、变性与双性人、黑人及有色人种）组成。在这里，政治的多样交叉性与环境保护主义显得越来越突出。特纳奖转向这些貌似激进的团体，更加说明泰特为了被视为“进步”，亟需认可一些不是特别激进或对立的观点。集体主义听起来很草根，政治上很尖锐，但其背后来自大型机构的背书却不无表明，这些激进的姿态实际上是多么无力。这些“团体”看似保留了过去激进政治组织的影子，但它们成为不了文化或政治体制的危险对手，而只是由公共资金和私人慈善机构支持的团体，“排演”着当代“醒觉”政治的信条。
入围者 项目艺术作品（Project Art Works），《照亮荒野》，阿夫力谷，2018，©项目艺术作品
因此，虽然特纳奖表示支持所谓的激进艺术实践，但它的实际作用却是为某些艺术公共部门向公众推广的特定内容作背书。评审团对艺术作为一种社会干预的热情，与其说反映了目前英国广泛的艺术水准，不如说反映了机构策展人中流行的时髦。评委中除了电影明星和艺术爱好者拉塞尔·托维以外，其他全都是艺术委员会资助的画廊或私人基金会的“老大”。这种关系总让人感觉有点乱伦的意味：佐伊·惠特利，现在是Chisenhale画廊主管，曾经是泰特美术馆高级策展人；亚伦·塞萨尔是德尔菲纳基金会负责人，该基金会出版并支持本次入围者烹饪部门，而后者的作品目前正在泰特伦敦美术馆展出。泰特美术馆如此这般讨好似的认可，揭示了所谓的政治叙事是多么“政治正确”和“易被腐化”，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强烈的反弹——不过讽刺的是，反弹居然来自提名者自己。入围名单公布后，B.O.S.S.随即发表了一份针对泰特的声明，“虽然我们相信集体组织是变革的核心，可是很明显，艺术机构尽管迷恋集体与社会实践，却没有适当的装备或组织资源的能力，来处理塑造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现实。”这份声明还通过一长串的不满，谴责了泰特美术馆，从它早先与声名扫地的艺术品交易商、收藏家安东尼·德·奥法的关系，到疫情期间的裁员方式。可是，这样的声明并没有多少说服力，更多显示出为了避免被视为其背书者的同谋而故作的姿态。
入围者 B.O.S.S.（Black Obsidian Sound System），2019，摄/Theodorah Ndovlu
由于现在许多艺术家把自己看得比他们实际上要激进得多，就导致去批评文化机构的行为也成为这场激进表演的一部分。奇怪的是，文化机构似乎非常愿意配合被批评、被斥责：泰特美术馆也没有与B.O.S.S.分道扬镳，而是谦卑地回应说，“泰特致力于支持艺术家的工作，永远欢迎批判性对话和参与。艺术家必须自由表达自己，并以他们希望的方式分享观点。”我们当然乐于听到泰特如此致力于言论自由的承诺。不过对这类承诺的考验，永远在于作为一个机构，对艺术和政治表达的容许度到底有多广。事实上，今年的入围名单甚至比以往更窄，就好像进步政治诉求会是下一个大事件似的。
入围者 阵列团体（Array Collective），2019年国际妇女节，摄/Alessia Cargnelli
事实上，特纳奖与艺术在英国将会发生的走向关系不大，更多是一个机构为了迎合它认为的核心受众，即千禧一代的兴奋点所玩的游戏（就像是为了他们达不到的严苛的道德政治标准，而永远不能停止抽鞭子）。泰特并没有试图为公众解决更广泛、更具复杂与多样性的现实问题，而是屈从于那些策展人来推动他们所青睐的议题。这比任何事情都更能看出泰特目前对其角色和使命的混乱感，因为作为一个国家机构，它肩负着代表举国性艺术对话的任务，而不是一个激进团体认为它想要改变世界。
本文作者：J.J.查尔斯沃思（J.J. Charlesworth）来自于艺术评论：https://artreview.com/the-turner-prize-radical-chic/
J.J. Charlesworth博士，作家、艺术评论家。2006年至今，在伦敦艺术杂志ArtReview担任编辑。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伦敦金史密斯学院学习美术，后转向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