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白雨婷
新年伊始，LEAP邀请身边的创作者以一种向内挖掘日常经验的方式来检视和总结自己过去一年的经历。“动不动”是一种中间状态，介乎频繁的改变和长久的维持之间。它们或许仅仅是不太连贯的意识闪回，却又持续地塑造着我们的经验和感知；可以说，也正是这种“动不动”维系着我们与扰动剧烈的外部世界微弱而又强韧的关联。这些几乎已经形成肌肉记忆的“动不动”，将如何与每个人一年之中的具体境遇和思考产生新的联结？
前些日子，我读了项飙的访谈集《把自己作为方法》。这位人类学学者沿着他个人的“流动” 轨迹进行叙述，将自我作为研究外部世界的原点。这种从生活经验中抽取历史认识的态度让我想起自己这两年所经历的转变。读研究生时，我努力成为一个严肃的、以理论框架为基础的策展人。然而，在艺术行业的种种经历，以及不少朋友的遭遇，包括微薄的薪水和不稳定的工作状态，甚至患上抑郁症的普遍现象，让我一心学术的心境产生了些许动摇。我怀疑没有人会读我呕心沥血写的论文，这让我十分沮丧。渐渐地，我转而迷恋上烹饪、室内装潢、创业等等。
当时，我经常自责这是种逃避，但另一方面，我很难抵抗这种冒险的冲动。未知和不稳定对我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我迫切地想寻找一种无需依附于任何组织、既定的游戏规则或权威认可的生存方式。曾经，艺术带给了我这种可能性，但在画廊或艺术机构工作或许并不能带给我这种刺激。一种自力更生的冲动迫使我用更“非主流”的方式在纽约谋生。当然，在纽约并没有什么是真正非主流的。然而，我的生活也因为一些选择而不时充斥着恐吓信、律师函、叶子派对——这种生存模式带来的焦虑如影随形。最终，当我的某位房客在疫情期间报警说另一位房客拿出*支威胁她时，我下决心终止自己了自己在布鲁克林的民宿生意。
过去两三年，我在纽约策了几个小型的实验性展览，也为画廊写过种种画册文章。这些闲暇期间的小打小闹让我以一种半旁观者的身份享受了片刻乐趣。当然，许多工作都是无偿的。我似乎对有偿的创作性工作怀有一种天生的不安感。因为说实话，我不喜欢收艺术家的钱，策展对我来说只是和艺术家一起探索与学习的方式。我更喜欢想象一些另类的策展形式；其中之一是与梁绍基老师合作的《流变》项目。我邀请了一些朋友进行创作，将作品收集起来后，用手缝制成一本书，寄到梁老师在天台的工作室。蚕在作品上吐丝结茧，覆盖掉原本艺术家的创作，形成一种大自然、艺术家、策展人相互干预的过程。这件作品的反响让我感动。我知道该年复一年进行下去，但我内心总隐隐担心这件事会打扰梁老师的生活，因此拖延暂停了好久，对此我仍心怀不安。或许，我该在2021年把这种尝试继续下去。
2020年初，我从纽约回到上海。当时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父亲于2019年底除夕夜被诊断肺癌末期，医生说恐怕时日无多。他才五十来岁，生活习惯非常良好，除了熬夜，不烟不酒不应酬。这一切无疑是始料未及的。我作为父亲唯一的直系亲属，回国后，自然而然留了下来，独自承担了告知病情、查资料、做检查、跑医院等等事务。期间，新冠疫情爆发，似乎整个世界都伴随着我个人生活的危机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万幸的是，父亲的病情在阿来替尼靶向药的帮助下，逐渐稳定下来。这一年带给我最深切的感受是对死亡的恐惧。每一次等待父亲的检查结果，都让我心跳加速。每天新闻播放的死亡人数攀升，网上流传的种种新冠亲历者的笔述，跨越国界的迷茫和恐慌的情绪，让我在自我隔离中感受到和全世界人民的前所未有的联结。纽约的朋友在amazon上好不容易买到寄回国的天价口罩，过了一个多月，又被我千方百计寄了回去。四月份的时候，我和加拿大好友在instagram上吵了起来，只是为了说服他戴口罩的必要性——当时加拿大政府仍在大肆宣扬口罩无用论。
父亲病重时，大学时读过的存在主义理论和死亡意象的诗歌经常在大脑里翻滚。我在纽约的毕业展《Cocoon》有关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我安慰自己，从存在特质去看，人类的存在目标和目的也就指向着死亡。我还把不知哪里看到的余华的一句话 “死亡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走出了时间。” 记在手机的备忘录里。这样想着，父亲的疾病便也不再有那么浓的悲剧色彩了。在拥挤的胸科医院排队，人们穿着黑色的羽绒服，带着闷不透风的N95口罩，乌泱泱的一片。我想象着，几十年后，这些人都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让我想起在2017年在德国卡塞尔文献展看过的王兵的电影《方绣瑛》。死亡本是件无聊的事。不过是身体机能停止工作而已。这让我平静下来。
父亲病情稳定后，我竟很快就乐观了起来，忘记了当初焦灼绝望的心境。然而，美国签证被取消，航班开放遥遥无期，我也就在上海待了下来。自从高中毕业离开了大陆，每次从浦东机场回徐家汇那灰蒙蒙的天空都让人抑郁，还会引发鼻炎。上海这两个字像一个魔咒，是我逃离的原点。起初，我反感的是空气污染和国内相对单一的价值取向。之后，我发现自己担心的其实是买不到做意面的进口食材，喝不到自然酒，交不到好玩的朋友。再后来，我发现这类肤浅的担心也是多余的。我还学会了骑自行车。这无疑解放了我对上海的一些带情绪的偏见。半夜在武康路附近穿梭，车轮轧过遍地梧桐叶，带给我怀旧的自由感。种种瞬间让我怀疑，这座城市的肌理所能给我带来的灵感也许并不比纽约弱。
由于没有稳定工作，很多时候，我都在朋友的阁楼里睡觉。昏暗的光线下，许多读书时期的执念渐渐模糊。我淡忘了从前信手拈来的理论，箴言，艺术家的名字，莫名狼吞虎咽看了许多国内的搞笑综艺。偶尔状态好的时候，我起床打开电脑，会碰巧地抓住一些好玩的事——比如在北京做了一个关于动物本体论的展览，又开始读哲学博士之类。听上去好像也算完成了些什么，但我自己知道，其实并没有花上多少时间精力。兴奋转瞬即逝。不知从何时起，我变得缺乏耐心。常年漂泊的经历，让我深切体验了个体的脆弱和复杂，混杂了各种腌制了多年的创伤，在寻求弥补。
大多数的时候，我选择睡眠。比较遗憾的是，我没有选择写作。即便和纽约的心理医生对话两百多个小时，也没有文字记录。不知不觉中，失语就这样发生了。前些年离开了居住七载的香港，眼睁睁看着这座城市的骤变，无力回天。再怎样激烈的情绪，都化为隔岸观火。或许是年复一年的英文学术写作训练，让我失去了自然地用母语表达的习惯。我知道如何写僵硬又复杂的文艺评论，却很久再不会像中学时期那样，在文字里妥善安置自我。偶尔，我也心血来潮花几天时间写一篇英文短篇小说。还有几次帮朋友的酒吧写公众号，写了一首关于标本的诗，后来被录成一首歌。但如果只有这些零星的碎片又该如何自处，我不知道。如果没有创作的能力，我担心自己人生的核心主题只剩下友谊，美食，和一堆陈腔滥调。
出于内心的压力，我前几天在读安德烈·劳克（André Rauch）的《懒惰的历史》。其中有一句话：“罪恶感损害并败坏了懒惰，打扰了它的优雅，剥夺了它的智慧。”
这让我哑然失笑，也让我放松下来。
白雨婷，现居于纽约和上海，一个游走在艺术世界边缘的幽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