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红砖美术馆  许逸帆

瑞士艺术家安·罗夏（Anne Rochat）的作品《此时此地》（Hic & Nunc），是一部长达4.19小时的基于行为的影像记录。影片中一个穿着雨靴的女子正在浅滩中淌水向着我们的方向行走，她的五官隐没在黑色的剪影当中，只能看得清身体的轮廓。她的周围是一望无边的水，到处都没有陆地的迹象，亦没有方向的暗示，仿佛影片中的女子正在一个只有水的世界中跋涉。四个多小时的影片长度也就意味着，大概少有人能将这部影片从头到尾地看完一遍。因此，每个人观看影片的感受，同他/她开始与结束观看影片的位置有关。这种片段式的观影体验，似乎正印证了这件作品的题目——此时此地。影片中行走的女子的“此时此地”，与观众现实中的“此时此地”，一时间重叠在了一起。[1]

红砖美术馆展览现场

影片中黑色的剪影正是艺术家安·罗夏本人。看似美丽得不真实的浅滩其实是南美洲玻利维亚的乌尤尼盐沼，位于玻利维亚西部的高原上，面积9000平方公里以上，旱季时是一片白茫茫的盐层荒原，只有每年的雨季时才能形成片中所见的浅滩。2018年，安·罗夏选择了一个满月之夜，在24小时内徒步穿越了长120公里的盐沼。影片中虽流露出令人惆怅的寂寞与阵阵寒意，安·罗夏却始终脚步坚实而笃定，如同一只孤帆在海面航行。

© 安·罗夏

这并非安·罗夏的首次“行走”。2017年，她来到中国，在万里长城、新疆戈壁与青海湖进行了类似的行为表演。行走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日常行为，但安·罗夏通过在特定的地理空间极度拉长行走的时间与距离，从而将行走这一行为从日常生活的目的中剥离出来。她挑战心理与身体耐力的极限，从而使这一普通的行为有了诗意，甚至是宗教的意味。在漫长的行走中，速度与效率不再带来意义，目的本身亦不重要，重要的唯有步行过程中的此时与此地。当人只能依靠自己身体的力量独自进行漫游时，必然会直面自己的思想，也必然在某种程度上融为周遭环境的一部分。卢梭曾说过，他只有在走路时才能思考，当脚步停下来，思想往往也停下来——“我的思想只有和我的腿一起才能工作。”艺术家安·罗夏本人希望通过行走来展示的，不是个体面对广袤自然时的渺小无助，而正是身体与灵魂的这种同一关系，以及人类与环境的紧密联系。

如果带着对2020年的感受来解读这件作品，那么乌尤尼盐沼就像是我们在后疫情时代所处的世界。它依然美丽而博大，却同样释放出孤独、隔绝的气息，更不给人以任何方向的指示。当一次次的黑天鹅事件击碎了我们的预设，当“彼时”与“彼方”不复存在时，我们是否会失去动力，踌躇不前？安·罗夏给出的答案显然是：人可以在感受“此时”与“此地”间仍然选择不断向前，即使不知行走会将自己带向何方。她身体的强健映射出的是心灵的坚毅。

从现当代艺术史的角度来看，“行走”同样是一个重要的线索。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早年的重要作品之一便名为《行走的人》（1907）。这件雕塑赤裸身体，既无头也无手臂，只有健壮的双腿有力地站在大地上，如同一座纪念碑，仿佛在讴歌“行走”这一行为本身。我们早已习惯性地认为，思想与意志来自于头脑。但罗丹的这尊无头雕塑却仿佛表现出强大而坚定的意志，毫不彷徨，毫不怯懦。当我们看过安·罗夏的《此时此地》后，势必也会对她那强健却不失女性线条的双腿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她亦选择将自己的五官与表情掩藏起来，似乎同罗丹的雕塑形成了遥遥呼应。

未来主义艺术家翁贝特·波丘尼（Umberto Boccioni）的经典之作《空间中连续的独特形体》（1913），与罗丹《行走的人》诞生于同一时期，在对“行走”的探索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波丘尼的未来主义雕塑好似穿着盔甲一般，“它”重重地踏出一大步，向着未来进发。这看似简单的一步，传递出了艺术家对动感的追求，以及更重要的，对进步的信念。

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也是一位探索行走的艺术家。他创作的人物雕塑身体细长。当这些人物“走”起来时，身体前倾，极具动感，如同在飞速地穿梭于熙熙攘攘的街道，又像是亡魂鬼影一般忽地飘过。贾科梅蒂称人类为一种“行走的存在”。的确，他创造出的人体干枯得如同火柴棍一般，好似随时都要化作一团灰烬似的，但这些被简化到极致的人仍能够“行走”，行走即是他们存在的证明与生命的象征。

将时间推进到当代，行走成为了行为艺术家进行表演创作的重要方式，许多当代艺术家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行走”着。理查德·朗（Richard Long）自60年代末便开始了以“行走”为中心的艺术实践，以漫长的行走在宏大的自然地貌中完成大地艺术的创作。而美国艺术家珍妮·安东尼（Janine Antoni）为了完成行为艺术作品《触碰》，练习在一条平行于地平线上的钢丝上行走，表现了人们对远方的憧憬以及维持平衡的艰难。2004年6月，弗朗西斯·埃利斯（Francis Alÿs）拿着一桶绿色的油漆行走在耶路撒冷，油漆边走边漏，留下了一条长达24公里的“绿线”，绘出了耶路撒冷的行政管理范围（TheGreen Line，2004）。汉密斯·富尔顿（Hamish Fulton）则直接将自己称为“行走艺术家”（Walking Artist），他曾在十天内沿着英国的朝圣之路走过165英里，一路进行创作，并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想。当然，提到行走还不得不说到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与她当时的男友乌雷完成的行为艺术作品《情人·长城》。他们分别从山海关与嘉峪关出发，相向行走，在各自走过2500公里后，在山西二郎山汇合，宣布分手。

理查德·朗，《行走产生的一条线》，1967

珍妮·安东尼，《触碰》（录像静帧），影像装置，2002

弗朗西斯·埃利斯，“绿线”，2004

类似的例子还有太多，足可以写一部“行走”的艺术史。而安·罗夏的行走系列作品无疑是这部艺术史中全新的章节。艺术家们对行走的感悟不同，通过行走要完成的目的亦不相同，但他们已经证明了，行走是人类生存与生活中如此基本又重要的一种行为，能够激活思考的能力，使人意识到自己与自然以及自我的关系。从行走中诞生的艺术因而天然地有着深沉感与思想性。或许那句“行走本身即是艺术”的说法，并非夸大。而“此时此地”这四个字，正是对行走这一体验的凝练描述。

注释：

[1] 后来，我在安·罗夏的Vimeo主页上看了这部作品的两个剪辑片段，第一个片段似乎是从头播放，可以看到安·罗夏戴了面罩，露出一双眼睛，并非之后完全的剪影，配乐也不相同。而在另一个片段中，出现了天完全黑下来的镜头，几乎将行走的安·罗夏完全吞噬，没有音乐，只听得见水声。更有一段路程，没有水，只是干燥的盐地。这些片段，无疑展示出了全然不同的“此时此地”。

关于艺术家

安·罗夏1982 年出生在瑞士的汝拉山谷，现居于柏林和瑞士。在进入洛桑州立艺术学校（ECAL）学习之前，她曾在亚洲深入旅行。2011-2012 年，她在印度瓦拉纳西进行了艺术驻留，随后在罗马的瑞士学院（ISR）进行了一年驻留。2017年，她搬到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并在南美旅行了几个月。

2018 年，她以徒步的方式开始了新的项目，走过了很多非凡的美景。在为期五周的中国旅行期间，她以每天一件的节奏创作了一系列的表演影像，完成了名为“神奇的朵丽丝，回到墙边”的项目。以长城为起点，艺术家独自一人徒步穿越了中国大地，走过青海――中国最大的盐湖所在地，也是一个重要的朝圣之地――直到戈壁沙漠。

她赢得了众多重要奖项，包括曼诺文化奖（2020 年）、伊莱娜- 雷蒙德奖（2013年）、基弗·哈布里策奖（2012 年）、沃州文化奖（2011 年）、利那尔基金会文化奖（2010）、巴塞尔艺术展瑞士奖（2010）。

自2019 年起，她负责瓦莱州设计学院和艺术与设计大学（EDHEA）的现场艺术表演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