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艺术调查局  文：宋振熙

1929年初，长期为加利福尼亚州地方性报纸提供花边新闻消息的43岁记者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决定去欧洲为他的生计谋求一些值钱的素材。他起初意在去搜刮一下以法国为中心的一些有趣的艺术展览和艺术家的花边生活八卦，但由于自己在英国的堂兄能够为其解决部分食宿问题，而放弃了直接去法国的想法，转而来到英国伦敦，想在那边碰一碰运气，找一些换钱的八卦。一向有着良好运气的他在刚到威尔路居住没几天就在附近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这起案件的死者则是一位法国籍的英国G。C。D成员科斯切尔尼（Koscielny），其刚组织了几场当地工人罢工的活动。死者的尸体是在凌晨5点，在街边胡同内道被发现的，整个人敷面蜷缩在地上，身中数刀，致命伤来自颈动脉下的一击。从现场看，警方判断死者是被后方袭击的，没有抵抗和防备，应该属于他杀。死者家属声称，当晚科斯切尔尼是去亲友家借钱，但不幸的是他身上的微薄钱款已经不在了。凶手留下的线索较少，警方表示案件的展开需要时间。威廉斯通过堂兄的关系搞到了几张来自警察局的死者现场照片以及一些内部调查文件。在支付了相关“酬劳”后，他把买来的资料发去了洛杉矶当地的一家小报刊。此后，威廉斯在伦敦还游荡了数周，除了一些不起眼的花边政治和艺术八卦外，他一无所获。这起凶杀案的消息在洛杉矶也并没有引起读者们的好奇。

随后，这位美国记者离开了伦敦，在好友的介绍下，去德国汉堡采访当时有名的艺术家霍森特·杨森（Horst-Janssen）。在乔治·威廉斯刚到德国的几天里，艺术家并未接见这位大洋彼岸的“娱乐”记者，他以多个借口委婉回绝了。这让威廉斯非常懊恼，但除此之外，他也毫无办法。但就在汉堡生活的第七天，他意外得知，汉堡火车站附近有人死亡的消息。于是，他将目光放在了这起案件上。死者施特惠斯根（Stehuisgen）是位男性，56岁，在汉堡当地很有人气，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痴迷信仰者，是1923年汉堡起义中的中坚力量，死者在临死前正准备前往柏林参加德国G。C。D的一次内部会议。目击者称，死者在车站候车时突然感到不适，便坐在长椅上休息，但就如此再也没有醒来。施特惠斯根身上没有任何外伤，警方暂时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乔治·威廉斯故技重施，收买了当地警察局的一位负责人员，从他们手中购买了大量案件现场照片以及相关资料。之后他还是发给了洛杉矶的一家小报，并刊登了相关内部案件消息。第二天，坐在汉堡街头的威廉斯，百无聊赖地面对着街道，寻思着自己欧洲之行的一些新闻素材。突然，他猛地一惊，脑子里蹦出了一个想法，在草草采访完杨森之后，他决定去一趟莫斯科，来完成他脑海里重要计划的最后一步。

一周后，威廉斯在莫斯科安顿下来，四处打听关于城中发生的各类刑事案件，并搜集相关苏联G。C。D的相关活动信息。所幸付出没有白费，在他准备扫兴回国的时候，机会来了。1929年4月，莫斯科发生了一起未被公开的刑事案件。一名叫作巴德里耶夫（Badyriev）的年轻G。C。D员死在了家中。案发于早上10点，死者身中2*，面容决绝，并未反抗，现场也没有其他人目击，当地报纸也没有任何报道。威廉斯用钱收买了当地警察后，以收尸者的身份混入现场，在支开相关工作人员后，慌忙的用相机拍摄了死者的照片。穿戴朴素整齐的巴德里耶夫坐在自己的书桌前，背靠书桌，表情并不狰狞痛苦，双手下垂成握拳状。桌上的纸笔摆放有序，胸前党徽被鲜血溅满。在收集完材料后，兴奋的乔治·威廉斯立马回国，准备完成他成为媒体人翘楚的翻身之作。

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价格创造了一个资本主义“奇迹”，在狂跌12.8%后，整个欧美世界的第一次大规模经济危机就此发生。这时的乔治·威廉斯正在美国的东海岸等待一个时机，当在报纸上读到经济危机的报道时，他的反应并不是恐慌，而是立刻灭掉手中的香烟，打给《洛杉矶时报》主编科兰·怀特（Colin White），告知其重要的一篇报道即将完成，希望能上这个著名的报纸专栏，并承诺，这篇文章将带来大量的销量。于是，一周后题为《谁用红色带入欧洲的黑夜》一文刊登在当时的《洛杉矶时报》上。文章以威廉斯自己的第一视角，讲述游离欧洲三国数月的经历和三起命案为线索，将矛头直指欧洲各国，揭示各国正开展着对G。C。D人的清洗暗杀活动（并对前苏联展开行动），威廉斯捏造、拼凑了全部的案件真相，并把买来的死者照片篡改成是其冒死而拍摄，此文让身在美国的读者们完全相信了一场可怕的政治性冲突正在上演。作者借此谎言，让人们对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信念产生了巨大同情。在人们在面对一场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这篇文章使得大量民众开始更加怀疑资本主义制度，并带来了人们对于自己意识形态的重新建构。整个经济危机过程中，10多万美国人移民苏联，成为唯一一次资本主义社会逆向社会主义社会移民的历史奇观。这篇报道让《洛杉矶时报》当月销量翻了近3倍，乔治·威廉斯这样一位混迹媒体行业的小混混更是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具有批判性的、能为资本主义苦难中的人们带来真相之眼的媒体名人。

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大丑闻，荒诞的欺骗却影响了特殊时间内人们对政治的全面判断。无论三起案件的国家当局如何解释，那些受骗的美国人以及因此受其影响的不明真相的欧洲人都不会再相信政府的言辞。整个“事件”报道的内容中，乔治·威廉斯的编剧才能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他谨慎的运用盗取的事实材料，并展开文笔直接的猜测语感，让整件事从“客观”上看并未有任何不实之处。真实的存在被欺骗狠狠地玩了一把，这就是欺骗艺术中最真实的展示。我们可以好好想想，或许正是因为人类奢求掌控真实的欲望才导致我们有了欺骗的动力。在乔治·威廉斯的这段故事里，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人们是如何一步一步进入到他的逻辑里，完成几乎完美的欺骗行为。在文明的历史里，如此的欺骗最终成为真实数不胜数，而又有无法数尽的类似事件直到现在都引导着我们继续创造不可撼动的信念。

乔治·威廉斯其实并没有那么高明，只是在一个特殊时代下，他完成了一次涵盖完整操作的骗局。若我们换做一位生活在20世纪三十年的美国人来说，报纸是信息传播中的垄断者，其和在传媒业迅速崛起的摄影术则成为了“事实”信念的成像者。可以相信，三位死者的现场图片以不堪入目的内容让观看者接近了死亡的形状，摄影术以其天然的属性告知人们，不要怀疑死亡，也不要怀疑作为纪实的摄影。摄影术的发明，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标榜着要和真实共生，正是通过这个“本性”，摄影彻底将绘画逼上了另外一条道路。真实开始与绘画分裂，而摄影的神奇就是要打破我们对真实支离破碎的想象。我们寄希望于用摄影去了解从未看见过的真实世界，如高速运动下的物态图像。但既然没有看过，又何来坚信那是真实存在着的呢？当然，我们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对摄影的完全信任，因为他们注定要取代肉眼的局限，想象它可以捕捉真实世界。有人会反驳，对摄影的认知已经超出了真实讨论的属性范畴。在现在的图像生产时代，人们对于摄影图像的怀疑已经处于新的情境。然而，多数人对于纪实摄影的迷恋从未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有所减弱。我们仍然相信着“决定性瞬间”，相信着摄影术是上帝赐予照向黑夜的一束光。然而，这束光背后躲藏的使用者确是它照射不到的影子，无法客观的主人总是怀着不同想法去掠夺这个世间曾经存在过的时间形状。而这些留存于世的模样也成为了不断被观看者消费的物料，去制造更多迷幻的“真实”。光影被物化之后，终究会成为交换你我欲望的筹码，其所产生的价值就在于满足我们说服他者的结果。欺骗在纪实摄影中并不存在，他们摆弄的是我们对摄影的执念、假象，是100多年来的假象逻辑，是每个个体不曾剔除过的述说欲，是人们用文字最终战胜图像的必然行为。乔治·威廉斯买来的这些死亡之像，都是真实存在过的时间瞬间，但在文字述说面前，真实的假象逻辑被建构，图像软弱无力的成为了我们沉迷真实的帮手，也给予上世纪初的人们更为明显的对于摄影的执念信赖。

很多照片，我们总是不敢看，因为我们在沉溺真实的同时又恐惧着真实，而这里最敏感的主题便是死亡。没有人体验过死亡，但都通过经验他者的死亡去体会它的真实。所以，自祖先而来的人类对死亡的惧怕就是建立在对“死者为大”的敬畏和恐惧之中的。怀疑死亡成为我们不得不冒险对抗内心恐惧的行为。直到现在，拿死者开玩笑的举动都被认为是一种禁忌，而在当时，在摄影术的协助下，在关于死亡图像的面前，我们卸下的是主动的辨析，而更多随着对他者死亡的存在，来逃避它，逃避它所带来不可怀疑的“真实”。“是的，他真的死了。我也将有死亡的那一天，无论如何不可以逃脱的结局。那何不现在逃避它，至少我相信他的死亡换来了片刻的怜悯，而让死神相信我的慈悲，离我远一点，至少现在远一点！”不错，我猜测着那些看到乔·威廉斯盗取这些死亡者现场照片的人们的潜意识独白，但这一点都不夸张。人类不愿被刺破的幻象背后的真实就是死亡。没有人能接受自己的真实结局，但退而求其次，在经验他者死亡的过程中，我们来到了真实存在的缓冲地带，用敬畏来换取对“真实”的相信。没错，乔治·威廉斯正是以人类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塑造了不可怀疑的欺骗现实。估计当时能正视这报纸上的三位死者照片的人并不多，大部分人选择草草转移视线，转而去阅读乔治·威廉斯的文字描述和观点阐释。死者已然成为了生者内心中不可替换的弱者身份。生者怀着愧疚的判断陷入了自我主观认知的失衡当中。没错，在任何国家的葬礼当中，生者的这种愧疚都是通过各种仪式进行消解的。在这里，我们要摆脱愧疚的方式，就是倾听“神父”的讲述，去相信他的判断，为死者找到不公的真实，为自我的救赎寻找理由。这位神父在故事中的化身就是乔治.威廉斯。只有他了解“真相”。怀疑他就是对死者的不禁，对死亡的亵渎。这位通过贩卖八卦的小记者，成功地站在了道德和伦理的高度，让我们充满了对“弱者”的伪善。

这篇洛杉矶时报的报道的辐射是以洛杉矶市为轴心展开的。就在当时，好莱坞电影产业在那里已经发展了近30年。电影，作为最大的造梦体验手段，已经改变了近两代人观看世界的方式。如果说摄影向来和真实如影随形，那么电影艺术则是在半梦半醒间，教会人们学会活在梦和现实的边缘。直至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电影给我们带来的另一个世界，这让我们满足着发泄。在电影的世界里，现实的经验和虚构总是不断被交织在一起。例如英雄总是存在的，他们基于现实中的物理逻辑，但又最终因为正义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他们能在几乎不可能中创造可能，这些的基础是因为科学证实其必然存在的真实。如同《信条》中的男主人，在熵和时间的科学论证真实下，创造着虚幻欺骗。电影本身的时空逻辑以及人们对时空的掌控习惯让我们沉浮于一种不关自我的梦境中。在那里，我们有很多把自己抽离的“八卦”之梦，想看看，真实之后的人生虚构。1907年，导演弗朗西斯·伯格斯带领他的摄制组来到洛杉矶，拍摄《基督山伯爵》。他让美国民众对电影形成了新的认知。他将我们把文学的魅力带到了现实生活中，把我们对于梦的习惯带入到日常的生活中。他者的新闻，总像是一部电影的播放，处处给我们带来惊喜，真假已经不是讨论的主体，何以介意这些影响我们愉悦的内容呢？乔治.威廉斯亲身游历欧洲三国的发现，正像是一部电影的叙事，满足着对梦的渴望，也映照着现实中人们对他者无关痛痒的消遣。

洛杉矶时报的投放是在美国的境内，更准确的说是当时的美国西海岸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得到迅速提升，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心也开始了重大转移。作为在当时最为优越的政体下生活的美国人来说，意识形态的优越感让他们似乎有同情弱者的资本。他们开始扭转对欧洲的全面认知态度，并相信他们之间的不同，在和以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敌意之间，还留存着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微妙的缓冲带。这种对意识形态弱者之上的怜悯之情，更为显著的表现在美国如今的全球外交政策之中。然而，在当时，乔治·威廉斯的这篇文章的出版时间则是在美国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刻。他一下子抓住了美国人的两种猝不及防的心态，即国家自信的怜悯和混杂着的无限的自我否定与焦虑。有人质疑说，这两者是矛盾的。当然，在当时的美国人心中，这种矛盾是现实存在的。谁都没能想象到之后的经济危机是如何惨烈，而殃及全球。因为这是全世界第一次可怕极致的困境。而更放不下的是刚刚建立起来的200多年来的国家自信随之会进入何种处境。怀着这种矛盾，乔治.威廉斯的视线转移，让人们缓解了两种焦虑。因为他以这种欺骗的方式给大家提供了两个“现实”出口。第一，“你看，欧洲也好不到哪里去，那种惨不忍睹的意识形态冲突，比经济危机更可怕，或者总比死去好。”，第二，“其实资本主义也好不到哪里去，或许被毒害的社会主义同胞们，能找到更合适的生存法则。正是某种惧怕让欧洲人警惕着他们肮脏的统治所收到的威胁。”这两个自我安慰的理由，让美国读者宁可相信这是真实的，他们必须被缓解焦虑、被发泄诉求、被转移视线，这样才能保全一种国际新锐大国公民的某种强者姿态。人们无暇顾及所谓的真实，而必须允许有人去制造幻觉来让自己得到救赎，提供他们精神现实的出路。更“可贵”的是，乔治.威廉斯的这篇文章，处处暗示着一种直觉，那就是，若我们紧紧以一种他者的八卦心态去面对这个“现实”，那么下一个悲惨的命运将降临到我们——我们美国人。

美国人害怕悲惨命运吗？我想大多数人应该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所谓悲惨命运的历史。除了可以比惨的南北战争之外，较之于欧洲来说，一个蒙古入侵的黑暗中世纪的100年就可以完胜了。可以看出，没有太长历史文明的美国，其对知识的包容与渴望要比很多包含着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的国度来的更强。真正建构美国文化的时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乔治·威廉斯的时代，建构尚未到来。这种文化的欲望，在这个时期，将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板块之中去，而媒体，也是制造知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渠道。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我们仿佛习惯了讯息即知识的可怕现实。任何媒体之中报道的内容都仿佛具有了某种权威性，教会我们如何赚钱、如何养生、如何防骗、如何习得生活技巧、如何享受人生等。媒体即权威，即知识的生产者，即提供我们一切的需求。人们没有时间来得及怀疑知识，而是在消费知识中用无数信赖去建立媒体的权威。这现状是从何时而来，似乎没有人能说的清楚，但乔治·威廉斯的行为告诉我们，当我们对知识渴望欲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提供救命稻草的媒体，就成为了无所不能的知识提供者，他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对知识的狼吞虎咽，在没有互联网媒体的当时，报纸是权威的代表，是知识梳理、交换、生产的媒介，我们没时间怀疑它给我们的信息的真实性，就如同今天的互联网一样，媒介即讯息，讯息即“知识”，它在照应每个个体空洞思想的不安上，发挥了极强的作用，所以，真实并不重要，满足个体的精神缺失，或是欲望诉求，才是这些被捏造“知识”背后的存在逻辑。人们丧失了对知识怀疑的能力，失去了对知识深度追问和习得的冲动，沉浸于对快速精神消费的场景中，交付自我认知于媒介手中是乔治·威廉斯不知不觉看透的现实。切实之处是直到今天，我们大多数人从未反思过这一点，因为在比上世纪30年代前后快速3到4倍生活节奏的今天，将认知权交于媒介其实是很多人的选择，我们需要的是适应生活，而不是被生活淘汰。在这里，欺骗重不重要不是关键，真实存不存在也不是重点，重要的是被讯息即知识的社会现实挠的舒服与安稳才最为重要。或许欺骗本身并不存在于乔治.威廉斯的案例中，让我们显得有文化、有知识、有思想的伪善体态，才是我们愿意接受被骗的深度原因。

谈论一番下来，我仿佛和前文对乔治·威廉斯的判断有所背离，若真像我说的这样，这一位混迹生计边缘的小角色依然是一位懂得谋略的社会大哥。然而这个小小的真实结论并不重要。在我看来，他的这个案例只是告诉我们，相信一个不存在的真实的理由有哪些。第一，许多欺骗的土壤基于我们对技术的信赖惯性，就如同摄影、电影，他们构造的是一种和现实情境无法割裂的图像经验，时空体验。我们习惯了一切所谓约定俗成的概念，而约定俗成的经验则是更为沉重的存在于影响我们对是非的判断。第二，任何的欺骗直接面对的是我们的欲望，无论它来自何处，都击中着我们最薄弱的地方，想必不可能讨论的是我们时刻依托当下情境中的自我情感，精神方位，而它们则是无孔不入地填补着令人不会拒绝的舒适。怀疑和拒绝是对自我欲望最大的伤害。要想造成这种“精神自残”则是需要圣人般的自律才可完成。第三，知识从来都是对认知世界中性客观的表述，再常识的知识也只能证明它已经被有效动机侵蚀已久。媒介从来没有权利去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摆布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平衡自我知识结构构成的最好方式就是不断怀疑和批判。虽然这还是一种在现实日常中的“自残”行为，但又何尝不是救赎我们完成生命独立价值的最好方式呢。

在文章最后的结尾，我想诉说的是一个极具消极现实的真实。那就是占据本文20%篇幅文字的故事，即乔治·威廉斯的故事，完全来自我的一个梦境。在一个极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阐释焦虑的梦中，我记录下了梦里一切的“真相”。依托这样一个梦境，我决定写一篇讨论欺骗逻辑的文章，映射我们现世的问题。在这里，我为写这样一篇毫无学术节操的文章行为进行一次诚恳的道歉。因为我略显荒诞和幼稚的方式给大家带来了诸多困惑，浪费了大家的时间。但作为自不量力的我来说，还是想大胆猜测下，阅读完文章的朋友，至少还是觉得我在很多地方言之有理。这种“理”或许是一种真实，真实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中。我更自大地相信，基于这样荒诞捏造的故事之下，那些对于欺骗的结论势必会对更多的朋友理解生活境遇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就算这个例子被“真实”的案例所替换，那些不变的“知识”仍然在那里，呼应着我们人生个体经历中的各式情节之中。我如小人般的欺骗了大家，却是以我梦中那些切身令人背后发冷的感受为前提。我无法摆明真实和欺骗之间的关系。但是，当我行文完这样一篇文章之后，深深的感受到一个切实的真实，那就是欺骗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它永远依托于始作俑者内心最为真实欲望的表达，而和被欺骗者内心的欲望形成某种呼应。这个对应的过程始终是真实的。“小骗以虚，大欺于实”，社会中，总有那么些坑蒙拐骗的人在利用欺骗的手段获取自身的利益，这是对于他者的虚构，对于自己的真实。而在人类进程中，总有那么多人去以个人的真实构建群体性的虚幻，而达到理想中的“真实”。在这里，我们要明白一个现实，当代的人们连自己的样貌都分不清楚的人何以去分辨世界？连自己和他者价值都区分不开的人何以去分辨世界？或许最终没有孰对孰错，我们只是期待自己在何时何地被周遭生活卷入到生命价值的实现中来。真实的情况比我捏造的乔治·威廉斯故事更糟，因为，他还有意识在用自己的个人利益无意识地撬动世界的关联，而现在的问题是，撬动者实质是被无趣的抛弃，形同虚在。80年之后，一个社会小角色已然不能成为欺骗美学的主体，而成功学的大师们则已自己的“凡尔赛”构建着新的虚幻主义信仰的高潮。

独立策展人 艺术批评学者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在读

当代艺术调查局（ABI）发起人

长期关注当代艺术青年艺术家发展和生态，致力于完成学院艺术家培养和当代艺术整体生态圈的链接工作。同时针对当代艺术话题和艺术现象进行研究工作，将多种文化研究方式打通输入到当代艺术讨论内，讨论未来艺术跨领域生存的路径和方法，参与多项城市文化演进项目，让当代艺术的角色性更加有效，更具时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