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澎湃新闻
上周，Versoblog刊发了法国哲学家阿兰·巴丢（Alain Badiou）评述当前全球运动时代的新文章的英文版《在当前的紧要关头》（On the Current Conjuncture）。巴丢在文章开头开宗明义地指出，在环保主义中最具宗教色彩那一派别的灾难主义说教（我们正处于“最后的审判”的悬崖边）和无舵左翼的幻象（我们是这个时代的斗争楷模，是不可阻挡的群众运动，是压倒危机缠身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根稻草）之间，看不到任何理性的方向，无论在激进分子那里还是失败主义者那里，精神上的混乱无处不在。因此，他希望在本篇文章中给当前的缺乏理性评估的政治时刻提出一些基于经验与规范的考量和分析。
很多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已经生活在充斥着斗争、动员与集会的世界之中。巴丢认为，这已经构成了普遍性的紧要关头，他将其命名为“运动主义”（movementism），指对于那些公共集会将毋庸置疑改变现实的广泛信念。从阿尔及利亚、伊朗、巴黎、埃及到加州、马里、巴西、印度和波兰，以及很多其他国家、地区，都见证了这一点。巴丢认为，所有这些运动无一例外，共享着三个特点：
1. 它们的社会起源、反抗缘由、自发的政治信念是复合的。这种多态也解释了它们的数量。他们不是工人组织，不是学运，不是被税收逼上街头的小店主，也不是女权主义者或生态预言家，不是地区/国家的异见者，也不是移民（巴丢所称的“游牧无产阶级”）。事实上是，在同一个（有时候是多个，取决于具体的地区状况）支配性趋势的纯粹战术规则的大伞之下，所有这些群体都或多或少参与其中。
2. 根据这种现状，运动的统一性是“否定性”的。反抗者的否定（negation）基于迥然不同的现实处境——阿尔及利亚抗争反抗的军事夺权，伊朗的是反抗宗教压制，埃及的是反抗个人专制，马里抗争是反抗法国在马里的军事行动，印度抗争反对的是穆斯林遭遇的系统性迫害，巴西抗争在反对新法西斯主义……但这些运动都没有更进一步的，尤其没有一个可以构成普遍范围的反-议程的东西。最终，由于缺乏能突破现代资本主义之限制的共同政治议程，运动最终都仅仅将其“否定性的团结”指向对一个名字的反抗，通常是国家领袖。从“穆巴拉克必须滚”（Mubarak must go）到“法西斯博尔索纳罗下台”（Out with the fascist Bolsonaro），加上“种族主义莫迪，走开”（‘Racist Modi, go away’）和“特朗普下台”（Trump out）……巴丢认为这些运动和抗争最终都是“滚开主义”（get out-isms）。就是说有一个在位的领袖可以下台的愿景，却没有（假设领袖真的下台了）“要被谁取代”或者“某种能让情况真正得以改变的程序”的任何想法。简单来说，否定（negation）是可以团结人的，它却不能承担任何肯定（affirmation）、任何创造性意志、任何对现状分析——它应该或必须是怎样的——新政治类型的积极观念。在这些的缺失之下，运动以仅仅是这种团结作为其最终形式（这恰恰也是运动终结的信号），即，起义反抗镇压他们的警察，反抗他们被迫去冲撞的警察暴力。换句话说，这是对权威对于其否定的否定（the negation of its negation by the authorities）。巴丢用他所熟悉的法国在1968年五月风暴时期的局面与当下局面做对比。运动伊始，共同的肯定（common affirmations）就是缺席的，人们在街头大喊“CRS=SS！”（译注：CRS是法国共和国保安部队的缩写，SS是纳粹冲锋队的缩写）。令人欣慰的是，在反叛的否定性之首要地位过去后，一些更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当然，以截然相反的政治观念、以不同的“肯定”之冲突作为代价。
特朗普
3. 今天，随着时间的流逝，全球性的运动主义将仅仅斩获的是：权力的固化再生产，而那些权力经历巨大的装点式变化后，可能会比抗争者一开始反抗的还要糟糕。穆巴拉克走了，取代他的塞西是军队权力的另一个（可能是更糟糕的）版本。伊朗把控政治的宗教团体完好无损。那些最活跃的反动派，比如莫迪和博尔索纳罗或者波兰神职集团，都安然无恙。
接下来，巴丢提到更久远的历史，在1847到1850年间，欧洲爆发了大量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民众起义，反抗1815年复辟后建立且在1830年法国革命进一步巩固了的专制政权。在充满激情的“否定”之外，缺乏对于什么是“根本上不同的政治”的坚固想法，致使1848年革命的公愤仅仅服务了一种新的倒退序列。作为典型，法国的资产负债表，就表现为新兴资本主义代理人拿破仑三世的无尽统治。1848年，参加过德国起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整个过程中汲取了教训，既体现为历史分析文本，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小册子，也体现为描述全新的政治之样貌的肯定性手册——《G。C。D宣****是这种肯定性架构，承担了一个并不存在但必须存在的政党之“宣言”，也是另一种政治史的开端。马克思在23年后再次从一次令人钦佩的实践中汲取了教训，尽管它防御的姿态无比英勇，但同样缺乏拥有肯定性团结的有效组织，它就是——巴黎公社。
虽然今天的情况大为不同，但巴丢认为，一切围绕着否定性口号和防御性行动的需求，最终必须服从于一个抵达我们目标的更清晰的、综合的愿景。巴丢重新召唤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废除私有财产。尽管这个口号听起来是否定性的，但是它所涉及的范畴让它只能被一种宏伟的肯定性来支撑。巴丢进一步指出，像“捍卫我们的自由”、“停止警察暴力”等口号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保守的。前者假定我们在现状内拥有真正的自由，而这自由需要被捍卫——没有法律文件、连抵达这片大陆都是一部残酷史诗的游牧无产者不可能和拥有真正权力、私人飞机和飞行员的亿万富翁一样称自己为“自由的”。至于后者，自洽的革命者如何想象新秩序里的警察永远是友善、礼貌与和平的？所以还是要回到问题的核心：财产。一个总体性统一性口号可以是肯定性的：“整个生产过程的集体化”。它的可立即抵达人的否定性变体可以是：“废除国家自1986年以来的私有化”。接下来可以是：“让我们把自己安置进经济与财政部门的办公室，把它叫做‘参与与转移委员会’（ Commission of Participations and Transfers）。让我们在充分了解“参与与转移”这个深奥而难懂的名字是1986年成立的“私有化委员会”的一个透明面具。让人们知道我们就呆在这个私有化委员会，直到每一种可以被视作公共福祉的私有财产全部消失。巴丢最后强调，在斗争、运动和抗议的否定辩证法正在耗尽自身和我们之后，仅仅需要让上述那些目标在战略上和战术上变得受欢迎，就会打开一个全新的时代。
